从1979年以来，胡适研究逐渐成为学界颇为关注的课题。迄今已有十几部专著问世，有近千篇文章发表于各地报刊。由于研究的需要，胡适著作的访查与出版就自然提到日程上来了。我的朋友季维龙先生长期在图书馆工作，于目录学颇有专攻。早在80年代初，他就编成了《胡适著译系年目录及分类索引》一书。这书迟至1984年初出版，它为那时从事胡适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尤为青年学者起了指示门径的作用。可以说，胡适研究之有今日的成绩，维龙先生的贡献是不可埋没的。
1992年夏，我们做胡适研究的一些朋友集议：像胡适这样在中国现代思想、学术、文化及教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无论人们评价有何不同，他的言论、著述作为前代人的文化遗产都有加以保存的必要。为此，应当着手筹划编纂《胡适全集》。我受托与有关方面接洽此事，同时便商请季维龙先生修订其原著《胡适著译系年目录及分类索引》，使其尽量完备，为编纂《胡适全集》的人员参考之用。维龙先生慨然应允，并迅即着手修订工作，半年左右，他就拿出了一部修订稿。我收到他这部800多页抄录十分工整、条目非常详细的、新的《胡适著译系年目录》，心情十分兴奋，甚为维龙先生勤苦为学的精神所感动。随即从积年笔记中钩稽出几十条材料，给维龙先生参考增补。现在再度修订过的《胡适著译系年目录》，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我很替维龙先生高兴，他的辛勤劳动的成果可以早日问世了。我也很为安徽教育出版社这种为学者服务的精神感到由衷的敬佩。因为这部书的出版，肯定会推动胡适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一般人都把编资料、编目录、作索引等等看做“为人”的工作，或如常人所说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这种看法不是没有道理，但终究不是很全面。胡适有一个很重要的见解，就是他把这类工作首先看做训练自己，是“为己”的工作。一个严肃认真的学者，没有不自己作资料、作索引、编目录的，只是他不一定把这些东西单独发表出来。我们有时写一篇重要一点的文章，都须首先编制相关论著目录，重要资料索引，然后才能开始研究和写作。不这样做，就难以写出资料翔实、论据可靠的文章来。自然，有了像《胡适著译系年目录》这类详细的目录书，会给写作者提供很大的方便。但即使如此，仍不能完全代替自己作专题研究时必须做的一些目录与资料索引的工作。
这种编目录、作索引之类的工作，对研究工作者来说，的确是一种训练自己的过程。因为这种工作有两项基本的要求：第一须求其完备；第二要避免错误。求完备就必须上天下地苦心搜求，不漏掉一条线索，不忽略任何角落，耐心寻觅，到处挖掘。必须眼勤、手勤、腿勤，偷懒是绝对不行的。要避免错误，就更须对所得材料精心考校。道听途说自然不行，非原始性记载，亦难认为可靠。所以，有时为了核对一条材料，需跑许多地方，查许多记载。查到可靠的材料，仍不算完。任何目录或索引都必有一定的编排顺序，例如系年目录，必须按年排列。可是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无确切年月的材料，特别是书信，如其年月失载，就必须作一番考证，然后才可把它安排在适当的位置上。有时费许多精力却考不出结果。编索引也非易事，必须确切了解材料的内容，才能作出适当的分类。总之，要编好一种目录书或索引书，必须有勤奋刻苦的精神和一丝不苟的态度才行。而这正是做学问最需要的基本训练。从此，我们可以知道，当年胡适先生把这类工作看做“为己”的工作，是训练自己的工作，确是很有道理的。
现在维龙先生贡献给我们的这本书，是他十几年来辛苦积累所得。我们每一位读者，每一位参考使用这本书的人，都应感谢他的辛勤劳动。
自然，因为胡适的著译种类、数量非常之多，尽管维龙先生花了很大精力编辑此书，我想个别的遗漏或错误仍是难免的。用心的读者倘有发现，应当不吝赐教，告诉编者。我想，这是对编者最大的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