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还深知“民犹水，君犹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关中大旱，蝗虫满天飞舞，唐太宗带领官员们在御苑中查看灾情，看到满天满地的蝗虫，他不禁抓起几只来，说：“人用来活命的谷子，竟被你们吃掉了，真是危害百姓。如果你们觉得百姓有错，责任在我不在他们。如果你有灵性的话，就请吃我一个人的心吧，不要去危害百姓了。”说着，把手里的蝗虫放入口中吃了下去。这一年，蝗灾竟被平息。
经过数年的治理，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起，农业丰收，社会迅速安定，以往成群结队的流浪灾民不见了。到贞观中期，唐朝出现了牛马遍野、丰衣足食、政治清明、百姓安定的局面。
唐太宗历尽艰辛才取得天下，为了避免“覆舟”之祸，他勤于政事，励精图治，务求做一个有为君主，为后代树立楷模。所以，他每早视朝，用心听取各种建议，出言周密；罢朝之后，和大臣们推心置腹讨论治道政术，明辨是非；闲暇之中，他孜孜不倦地学习古代经籍，以古为镜，明治乱兴衰之理，形成了一套良好的工作方法。而纳谏与用人，又是李世民最为闪光的亮点。
唐太宗认为，历代王朝灭亡最主要的一条教训就是君王堵人之口，护己之短，导致政治昏暗。贞观初，太宗就与魏征等人讨论怎样做皇帝能明智。魏征告诫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从此太宗将这段至理名言铭记在心，在实践中总结自己这方面的教训。一次他对臣僚们说：“朕从小就喜欢玩弄弓箭，自认为对弓箭已十分熟悉。有一次朕将一批好弓拿给工匠看，工匠却说，这并非好弓。朕问他如何知道。工匠一口气说了好几条好弓箭的特征和弓箭的知识。朕这才醒悟到，自己用弓多年，却还未达到精确的地步，何况朕得天下才几日，治国的经验更无法与对弓箭的了解相比。”他还说：“隋炀帝本来很聪明，说出来的话也不错，但就是不让人说话，不知道自己的过失，结果导致了灭亡。”因此，他希望群臣能鲠言直谏。最初，唐太宗上朝态度很严肃，加上他面孔很有威仪，气势逼人，弄得大臣们上朝时战战兢兢，哪还敢乱发议论。唐太宗知道后，时常特意显出和颜悦色，以减少大臣们的畏惧情绪。一次，孙伏伽对唐太宗提出一条批评意见，太宗竟把价值百万的兰陵公主园赏赐给他。
有人说赏赐过分优厚了，唐太宗却说：“自我登基以来，大臣没有敢批评朝政的，我厚赏孙伏伽，就是为了鼓励大臣们提意见。”
在实践中，唐太宗并不像以往君主那样追求纳谏的形式，而是付诸以实际行动，堪称古代求谏纳谏的典范。
唐太宗刚开始任用魏征时，就尝到魏征刚直性格的苦头。一次，封德彝奏请征调16岁以上而未满18岁的男子中体型壮大者为府兵，唐太宗也同意了。敕令下达到尚书省时，魏征却不予签发。反复几次后，唐太宗大为恼火，召魏征责问他，魏征在威风凛凛的太宗面前毫无惧色地说：“古人说，竭泽而渔，明年就无鱼可捕了；放火烧林狩猎，明年就无兽可捉了。陛下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在战争中，兵不在多，而在指挥有术，何必把未成年的人拿去凑数呢？陛下言：‘君主以诚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无欺诈。’今天陛下即位未久，就已几次失信于民了。”唐太宗大惊道：“朕哪些地方失信了，你详细道来。”魏征举例证说：“臣记得陛下即位时，下诏说：‘凡拖欠国家的赋税，一律豁免。’可是欠秦王府的赋税仍在催征。难道秦王府的赋税就不是国家的赋税？陛下又下诏：‘关中免二年租调，关外免一年赋役。’随后却又敕令‘当年已征的赋税劳役不予散还，以下年为始’。如此反复，就是失信于民。”听了魏征一席话，唐太宗服了，愧疚地说：“朕原以为你不通达时事，为人固执，今听你之言，方觉精辟。如果有令不行，百姓会说朝廷没有信义，君主失信，如何能治理好国家呢？朕的过错太大了。”于是，他下令停止点征中男，并赏给魏征一只金瓮。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唐太宗想封禅泰山。魏征屡言不可。唐太宗责问他：“你不同意封禅，是认为我功业不高、道德不厚、天下不太平、年谷未丰还是四夷未服？”魏征说：“陛下功业虽高，但百姓还没受到多少恩惠；道德虽厚，但恩泽还未遍施所有的人；粮食虽丰收了，仓廪仍还空虚；华夏虽太平，但百废待兴，财力不敷。就好比一个病了10年的人，忽然一天病好了，但身体还是虚弱的。隋乱不止10年，陛下作为一名治世良医，虽解除了百姓困苦，但国力尚弱。这时祭告天地，以为大功告成，窃以为是不太可信的。”唐太宗听了无言以对，终于没有封禅泰山，成为历史上盛世皇帝中唯一没有封禅泰山者。
贞观后期，唐太宗不听劝阻，追求浮华享乐，在洛阳建飞山宫，住在洛阳昭仁宫时总怨贡纳的食物粗陋。魏征对此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说，人主善始者多，克终者寡，劝太宗能善始善终。贞观十三年，魏征上《十渐不克终疏》，对唐太宗的批评有洋洋10条，唐太宗看后非常震惊说：“如果不是你的批评，朕还以为我今天的所为与贞观之初没什么两样呢。看来，人要做到自知之明很难啊！”
唐太宗虚怀纳谏，使贞观年间敢谏之风盛行，除魏征外，王！⒋麟小⒄判素等大臣都是著名的敢谏之臣。
任用贤者，是唐太宗贞观之年取得天下大治的又一关键。唐太宗认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所以他很注意选官用人。在他任用的众宰相中，房玄龄“孜孜奉国，知无不为”，魏征“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李靖“才兼文武，出将入相”，温彦博“敷奏详明，出纳惟允”，戴胄“处繁理剧，众务必举”，王！凹ぷ茄锴澹嫉恶好善”，各有所长，都是一时之俊杰。唐太宗注意考察官员的优劣，平时把各地都督、刺史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在名下，以备升贬。贞观九年（公元631年），太宗令文武大臣写书面材料评论朝政。当时有个叫马周的人，在中郎将常何家作客。常何目不识丁，请马周代笔，写出20条建议，唐太宗看了非常满意，嘉奖常何。常何不好意思地说：“臣下不会写字，这些都是我的客人马周代写的。”太宗立即召见马周，和他谈了一席话后，提拔他为监察御史，后来一直升迁到宰相的位置。
唐太宗善于纳谏和用人，以诚信、仁义治天下，使唐初出现政治清明，国泰民安的局面，达到了封建社会繁荣的顶峰，被后世誉为“贞观之治”。
在唐初国内取得大治的同时，唐太宗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不急功近利，劳民损兵，而以开明求团结。
唐朝统一中原后，当时边疆地区却战火未熄，尤其是东突厥对唐朝的进犯，威胁最大。李渊曾想迁都，因唐太宗坚决反对作罢。为了稳定国内环境，稳固新兴的李唐政权，太宗决定首先以武力打下东突厥的气焰。贞观三年，面对东突厥的进犯，唐太宗派李靖统兵10余万，分兵4路对东突厥进击。次年，在李靖打击下，东突厥遭到惨重失败，骑兵损失上万人，人民被唐军俘去十余万口，东突厥首领颉利可汗被生俘。至此，骄横不可一世的东突厥被唐朝瓦解，解除了对唐王朝的巨大威胁，使唐朝北部边境安定下来。随后，唐太宗一鼓作气，接连出兵打败吐谷浑吐蕃，平定高昌，击破焉耆、龟兹等地区的敌对势力，使唐朝西边的少数民族放弃武力进犯唐朝的政策，和唐朝开始友好相处。
唐太宗作为一位有远见、胸怀宽广的政治家，没有对边疆少数民族一味敌对和排斥，武力平定只是一种手段，最终还是力求与少数民族和平相处。因此，唐太宗实行了比较开明的安抚政策。他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设立了州县制度，让当地首领为统治官员，并保留其原有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让他们实行自治，一些有能力的人还在朝廷任官为将。唐太宗还有意与边疆少数民族结为姻戚关系，其中最著名的文成公主入藏，成为历史上汉藏友好的历史见证。唐太宗的民族政策收到很大成效，边疆各族政权首领称唐太宗为天可汗。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时期达到空前的友好，促进了各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加强了民族融合。
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李世民不愧为一个英明的君主，但他在一生中也曾有过一些错误。名将盛彦师冤死就是李世民早年所犯的一个错误。
盛彦师是李世民手下一员勇将。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李密被王世充打败归唐，旋即又叛唐自立。时盛彦师任熊州行军总管，别人不敢迎战李密，他却自告奋勇，以数千人之众在熊耳山南侧巧妙伏击李密，使李密首尾断绝，无法相救，一战擒杀李密及其谋士王伯当，以功赐爵葛国公，拜武卫将军。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八月，李世民在平定洛阳后，依附于王世充的山东义军首领徐圆朗请求投降。李世民命盛彦师前往安抚，适逢刘黑闼起义，徐圆朗遂执盛彦师响应刘黑闼。徐让盛彦师写信劝其弟举虞城降，盛彦师却在信中只字不提劝降之事，反而表示要“誓之以死”。徐圆朗也不得不佩服他的气节，称“盛将军有壮节，不可杀也”。不久，盛彦师从徐圆朗处逃出，随李世民讨刘黑闼。结果，因一件与盛彦师关系不大的案件，李世民竟将盛彦师赐死。
唐太宗一生中最大的失误，则是在立皇储问题上的优柔寡断。
唐太宗的正宫长孙皇后给他生了3个儿子，即承乾、李泰、李治。承乾早在武德九年十月被立为皇太子，李泰受封魏王，李治受封晋王。太子承乾少时很聪慧敏捷，太宗十分喜爱，因此着力培养。但他年龄越长，却越来越堕落，喜好声色游猎，在太宗面前一套，背后做的又是一套。东宫的宫臣如果劝谏他，当面他也表示悔改，背后却派人去暗杀劝谏他的人。一次，承乾私养娈童的事为太宗所知，太宗大为恼怒，对太子感到很失望。李治年幼不懂事，而且很懦弱。魏王李泰却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他知道父皇对太子不满，便竭力讨好父皇。李泰为博贤德之名，屈尊下士，对太宗也恭顺孝敬，又颇有文才，身边有不少文学之士。太宗对李泰这一套很有好感，特地在魏王府置文学馆，延宾客讨论文学。魏王便效法古贤王，与宾客著成《括地志》呈献太宗，太宗更喜不自禁，让他居住武德殿，以示恩宠，优给月廪胜过太子。
唐太宗对魏王的偏爱，使承乾不安其位，竟然网罗一帮对唐太宗有怨恨的人，谋以兵夺权。
事情败露后，承乾被废为庶人。
太子倒了，该立谁呢？按长幼次序，该立魏王李泰。但朝中有两派意见，以山东南方土族出身的宰相刘洎、岑文本为首的大臣主张立魏王泰，而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豪族集团势力却主张立晋王李治。关陇集团是李家打天下、坐天下的支柱，长孙无忌又是国舅，唐太宗把他视为皇位顺利交接和辅佐下一代君王的理想人选。因此，唐太宗虽然喜欢李泰，但又不能不考虑长孙无忌的意见。
魏王李泰得知朝中分歧，便借太子承乾之事恐吓李治。此事被唐太宗得知后，太宗终于舍弃魏王。他发现魏王李泰工于心计，如果他上台后，必定会杀死承乾、李治及其他兄弟来巩固自己的地位，那么，岂不是玄武门事变的重演？而晋王李治宽厚仁弱，如他上台，则诸子都可保全。为了防止他们兄弟残杀，唐太宗决定立晋王治。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唐太宗正式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并将魏王李泰降爵为东莱郡王。
太子虽定，但唐太宗心却难安。因为他对怯懦软弱的李治有无统驭大唐江山的才能，远没有把握。一天，他问长孙无忌：“公劝朕立了治儿为太子，但治儿仁懦，朕怎么能不为社稷担忧呢？”他提出改立杨妃之子吴王恪为太子。吴王李恪文武兼备，唐太宗认为他“英果类我”，并对他有意加以培养、教导，封他为远地藩王。他常对左右说：“我对李恪岂不想天天见到？但因他名分早已确定，所以我让他在外作藩屏，希望到我百岁后，好保卫唐室天下，让其兄弟没有忧患啊！”可见他对李恪倚重之深。唐太宗向长孙无忌表露易太子之意后。长孙无忌却偏向外甥，竭力反对立李恪。唐太宗也就放弃了这一打算。
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唐太宗对儿子的评价和看法是很恰当的，但仅因长孙无忌反对，就放弃自己的主张，把立储君这一国之根本处置得很草率，终至酿成后来李治在位时武则天当权，最后发展为武则天以周代唐，几乎杀尽李家宗室子孙。
【作者点评】
李世民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明君之一。他的文治武功都是后代君主难以望其项背的。
太原起兵和霍邑一役，李世民能洞察局势，把一动一止都同争夺天下的全局相联系，其胸怀谋略不仅在高祖李渊之上，而且也在李密等其他草莽英雄之上。
在同群雄逐鹿的统一战争中，李世民用兵如神，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用兵之道。在战略上，他每遇强敌，都是先守不攻，挫其锐气，然后一攻即胜。在战术上，他“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而击之，无不溃败。”正是采用这一套卓越的军事战略战术，他西攻薛举，东平刘武周，再败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另外，李世民还善能安抚敌将，为我所用；又能身先士卒，鼓舞士气，驭军有术。因此，毛泽东高度评价其军事指挥才能，认为“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
同时，作为最高统治者，李世民以隋朝二世而亡为教训，留心治道政术，以古为镜，以人为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进行改革，用人唯贤，虚怀纳谏，使国家得到治理，政治清明，社会安定，被后世誉为封建帝王的典范。在励精图治中，唐太宗还形成了一套临朝执政的风格，其礼部侍郎李百药在贞观二年对此作了概括，即：平定四方，用怀柔政策，不急功近利，劳民损兵；不贪图游乐，每早视朝，用心听取各种意见，出言周密；罢朝之后，和大臣们推心置腹讨论历代王朝兴替之理、帝王是非与治国之道；闲暇之中，则孜孜不倦地学习经典。毛泽东对他的这些风格很感兴趣，一一加以圈点，并批注说：“李世民工作方法有四。”
毛泽东对李世民一直是很赞赏的，但也指出了李世民的一些失误。尤其是在立嗣问题上的优柔寡断，毛泽东评价其为“聪明一世，懵懂一时”。这个评价也是很客观、公正的。（徐合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