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
范长江（1909—1970年），原名范希天，我国新闻事业的先驱者，开拓者，1909年10月出生于四川内江的小山村——赵家坝。早年就读于内江中学和省立第六中学，曾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和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35年其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名义赴西北考察、采访，历时十个月，足迹遍及川、陕、青、甘数省，首次在报纸上公开报道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壮举。西安事变后，范长江进入西安，后赴延安，先后访问周恩来、毛泽东等领导人，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9年5月，范长江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辗转进入苏北解放区。解放后，范长江长期担任党的新闻事业重要领导职务，为党的新闻事业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毛泽东曾与其作彻夜长谈，称其关心国事，对其“钦佩无已”。
【毛泽东评点范长江】
先生提出的问题都是国家重大问题，要说个明白，非一封短信可了。但解决先生问题的主要一点，我认为即是真实地承认并执行一个共同纲领。
要达到此目的，无疑需要各方面努力，两党党员及领袖以至全国各界一切关心民族前途的人，应为共同促进并实行这个纲领而奋斗。两党的事不是两党私事，而是国民公事，先生于此关心至切，钦佩无已。
——摘自《毛泽东书信》
【范长江小传】
四川省内江县田家乡赵家坝是一个风景秀丽、宁静优美的小山村。村前，一条小溪静静地流趟，溪水流入沱江，然后汇入长江的浩荡激流，最终奔向更为广阔的大海。1909年10月，范长江就出生在这个小村落中。成年后，他走出山村，走过沱江，最终投身到民主革命的滚滚洪流中，当他正式改名“长江”时，想必不会忘记这清澈的溪水、奔流的沱江。范长江在西北之行考察泯江之源时，曾鄙视世俗之见：“长江必出三峡，始惊其浩瀚，人必至事已成功，方佩其英雄。”他状物述志：“欲成大河者，必长其源，欲成大事者，必固其基。源愈长，则此河之前途愈有浩荡奔腾之日；基愈固，则人生事业愈不敢限其将来。”
1927年初，黄埔军校到重庆招生，满怀革命激情的范长江终于决定走出山村，可等他赶到时，招生业已结束。后来在同乡的帮助下，范长江进入了中法大学重庆分校学习。学校是共产党员吴玉章创办的一所宣传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范长江进校后，逐渐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与同学们一道上街进行宣传演讲。3月24日，“南京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3月31日，数以万计的重庆各界群众在打枪坝举行示威集会。四川军阀在蒋介石的秘密指使下，对这次集会进行了血腥镇压。“城内打枪坝死者一百二三十人，城外不知其数。”在这场屠杀中，范长江尽力维护同学的安全，并与暴徒展开殊死搏斗，最后头部受伤，倒在遇难者的血泊之中，幸得他人扶拽，方才死里逃生。
“三三一”惨案后，中法重庆分校被查封，范长江被迫离开重庆，沿江而下，来到武汉，加入了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教导团，不久即随军赴南昌，参加了伟大的“八一”南昌起义。随后，在按原定计划转移的过程中，在潮州突围时，范长江被冲散，流落街头，贫病交加，几乎病死。在南海之滨，范长江环顾沧海大地，只见烟波浩渺，茫茫苍苍。19岁的长江备感迷惘，处于“十分茫然，不辨方向”的境地。他觉得，要弄清这些问题，就必须“好好读书，从读书上找出路”。
1928年秋，范长江来到南京，考入中央政治学校，选学乡村行政系，打算“将来在穷乡僻野中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在学校里，范长江大量阅读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方面的书籍，还加强了外国语言的学习和文艺书籍的阅读。“九一八”事变击碎了处在象牙塔中范长江的理想，他再也坐不住了，积极领导校内的抗日救亡运动，组织抗日宣传队，下乡宣传，呼吁民众起来抗日。然而，学校当局秉承政府的意旨，极力压制学生的抗日活动。范长江清醒地意识到：“对此环境再无留恋之必要，将来的出路，拟即置身于民众队伍中而寻一学习的机会。”过了些日子，在同学们的帮助下，范长江秘密离校，只身出走北平。火车上，范长江望着车厢外一望无际的淮北平原，丘陵连绵的鲁南山地，银装素裹的黄河两岸……祖国的大好河山使范长江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在深刻地思索着祖国与个人的前途命运——中国该往何处去？我该往何处去？
1932年初，范长江来到北平，在黎锦熙主持的国语大辞典编纂处谋得一份剪贴辞条的工作以解决生计问题。暑假以后，在友人的帮助下，范长江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他广泛地接触了不同学派的哲学思想，却发现哲学并无法解决眼前的现实问题，也不能回答他对现代中国的疑问，他的学习热情骤然降到了冰点。
1933年1月，决定走出书斋，投入到现实抗战中去的范长江加入了朱庆澜将军主持的“辽吉黑抗日义勇军后援会”。不久，后援会组织了一批抗日物资运往东北，范长江随队前往。队伍到达热河时，即在热河凌源与日军遭遇，范长江与队伍走散后，决定绕过承德，从察哈尔经张家口转回北京。沿途，范长江目睹了山河破碎、人民生活极端困苦以及地方军队士气低沉的状况，也看到了广大群众要求抗日的坚强决心。返回北平后，范长江和同学们组织了北京大学学生前线视察慰问团，前往长城各关口进行慰劳，并先后考察了古北口、喜峰口、冷口、独石口等地。通过考察，范长江亲眼看到了广大官兵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并为之深深感动。
1933年下半年起，范长江正式开始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以及天津的《益世报》等报刊撰写新闻通讯。不久，他的文章引起了天津《大公报》的注意，便邀请范长江担任《大公报》的通讯员，每月付给他15元的固定稿酬。《大公报》是当时有全国影响的报纸，知名度很高。范长江遂答应下来。1934年12月，在为《北平晨报》写新闻通讯时，“长江”这个笔名首次启用。
1935年5月，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名义开始了他著名的西北之行。在“旅行通讯”的开头，范长江认为“现实的中国整个的在变化过程中，而且正沉沦于破落与痛苦的阶段”，“记者此次国内长途旅行，目的在从各方面表现现实的中国”。正如范长江所言，从千古帝都的北平到冒险家乐园的上海，从秀丽的江南溯江而上到“天府之国”的四川，范长江看到的的确是破落、萧条、混乱的中国现状。这种状况促使长江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中国的西北——一旦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国的战略后方必将在西部，现在去西北考察，不仅必要，而且十分迫切。
在家乡内江作短暂的停留后，范长江来到成都，这是范长江溯江而上的旅行终点，也是他西北之行的起点。在国民党浓厚的“围剿”气氛中，四川盆地整个成了一个碉堡的世界。经友人介绍，范长江跟随胡宗南部队的一个小参谋团，由成都前往松潘。之后，范长江再经甘肃西固、岷县等地抵达兰州。在兰州稍事休整之后，范长江又向西深入到敦煌、玉门、西宁，向北到临河、五原、包头等地进行考察。范长江这次西北之行，历时10个月，行程4000余里，足迹及于川、陕、青、甘、宁五省。旅途的辛劳是难以想象的。范长江凭着惊人的毅力，越过丛林，翻过雪山，走过戈壁。在临潭旧城，范长江访问了回教新教西道堂，报道了西道堂的改革，称赞他们选贤任能，兴办学校，贯彻民族平等的主张。使西道堂的领袖和教友大受鼓舞，认为这是对他们改革的支持。在青海，范长江通过大量的采访，深刻剖析了青海的现状，批评了国民党的“短视”，只知对马步芳“今年送枪三千，明日给中将一个”，这只能起一时笼络作用，绝非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张掖、酒泉，范长江深入基层，在民众中取得了第一手资料，结合沿途所见的满目疮痍、辛酸血泪，真实地记录了西北人民艰难困苦的生活，感叹当年的河西走廊人民安居乐业，一派繁荣景象，后来兵祸连年，直至今天的破落荒凉，民不聊生。更重要的是，范长江真实报道了红军万里长征、北上抗日的英勇事迹。这些通讯发表于《大公报》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后来，通讯汇编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读者争相抢购，“未及一月，初版数千部已售罄。”接着数月内，此书又连出7版，一时风行全国。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时，范长江正在绥远前线，他凭着一个新闻记者的敏感，预感到当前的政局要发生重大变化。尽管当时《大公报》的态度是反对张学良、杨虎城的，可为了“弄清当时的政治大方向，采访当时全国也是全世界性的大新闻，以便向全国宣传”，范长江没有征求报社领导人的意见，毅然决定只身前往西安。从绥远到包头，再经宁夏、兰州，范长江突破重重封锁，于1937年2月2日终于赶到西安。进入西安后，范长江同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采访了许多政治要人，也曾出席西安学生联合会和西安新闻界的座谈会，初步了解了西安事变的真相。2月4日，范长江在杨虎城公馆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就西安事变的发生、经过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及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与范长江作了交谈。为了深入了解陕北的情况，范长江向周恩来提出了到延安采访的要求，得到了周恩来的同意。
2月9日，范长江在博古、罗瑞卿的陪同下到达延安，他是党中央批准进入苏区的第一个国内记者。当天下午，抗日军政大学（即红军大学）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范长江先后见到了林彪、廖承志、刘伯承、朱德、张闻天等领导人。晚上10时，范长江去毛主席的窑洞作“竟夜之谈”。范长江对毛主席的最初印象是：“他是书生外表，儒雅温和。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村中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微长一点。”交谈中，毛主席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当时共产党的总路线、总方针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给他作了精辟的分析。范长江深受感染，当即表示希望留在延安进行学习与工作，主席从大局出发，建议他立即回上海，利用《大公报》的影响，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范长江虽然只在延安呆了一天，却深深感受到了这里火热的抗日热情。他回到上海后立即发表了《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及从绥远经宁夏、兰州进入西安的长篇通讯《西北近影》和进入陕北采访后的长篇通讯《陕北之行》，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以及抗日主张。
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卢沟桥的炮声喷出了人民心中抗日的怒火，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范长江奔波于各抗日战场，先后采访了卢沟桥、长辛店、保定、台儿庄、徐州等地，写下了《卢沟桥畔》、《血泪平津》、《西线风云》和《徐州突围》等大量战地通讯。
1937年11月8日，以范长江、恽逸群、夏衍等为发起人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在上海成立。1938年3月30日，该协会更名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并在汉口召开首次全国性的代表大会，各地会员如上海、长沙、广州、重庆、香港等地都有代表参加。如果说范长江的西北之行是他正式记者生涯的开始，今天则是他正式成为青年记者的组织领导者的开始。
1938年10月，范长江因与《大公报》领导人的政治观点发生分歧，离开上海报社，赴长沙创办国际新闻总社，这是国民党统治区内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通讯社，是一个革命新闻事业机关。它通过对国内、国际形势的正确、及时的报道，宣传反帝、反封建、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反映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声音。1939年5月，经周恩来的介绍，范长江在重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国新社”被迫关闭。范长江辗转到了香港，与邹韬奋等人创办《华商报》，并发表长篇连载文章《祖国十年》。香港沦陷后，范长江又辗转进入苏北解放区，历任新华社华中分社、华中总分社和《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
1946年5月，范长江任中共南京代表团发言人。国共谈判破裂后，范长江撤退到延安，随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负责宣传工作。解放后，范长江先后担任《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全国科协副主席、党组书记等重要职务。“文化大革命”期间，范长江遭受林彪、“四人帮”残酷打击，1970年12月23日在河南确山干校被迫害致死。
1978年12月27日，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为范长江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91年12月，国家以学习和发扬范长江献身于人民新闻事业的崇高精神，培养和造就更多优秀新闻工作者为宗旨，以范长江名义创立的“范长江新闻奖”在北京首次颁发，这是我国中青年最高新闻成就奖。
【作者点评】
范长江从30年代开始，由一个具有强烈爱国主义和民主革命精神的青年记者，成长为无产阶级的新闻战士，我国新闻界的知名人士和优秀的领导者，他所走过的道路是我国许多进步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范长江的新闻思想、大量的新闻作品和几十年的新闻实践活动，闪烁着党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的光辉。范长江认为，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记者，首先要保持坚定的政治方向，“没有正确的认识，等于航海的船没有了指南针”。第二是注意操守，“新闻记者要能坚持真理的火炬，在夹攻中奋斗，特别是在时局艰难的时候，新闻记者要能坚持真理，本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实在非常重要。”第三是学习知识，“要终生不停地刻苦学习，向博与精的途上迈进。”范长江在培养新闻记者的品质和作风方面，是以身作则，带头执行的。“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和“国新社”的同志，在他的带动和要求下，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提高新闻业务能力。“青记”和“国新社”为中国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不少干部，其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骨干力量。
范长江具有追求真理、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并为之奋斗不止的思想品格；具有不畏艰难、不畏困苦、深入实地采访的工作作风；具有虚心好学、善于思考、勤奋写作、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这三条构成了“长江精神”的主要内容和特征。1991年12月，以弘扬“长江精神”，培养和造就更多的优秀新闻工作者为宗旨的“范长江新闻奖”在北京首次颁发，这是对范长江为创立和发展党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所做出的重大贡献的充分肯定。
（李卫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