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第一届政协筹备会正筹备新中国成立的一些事项，感到需要制定一首新中国国歌已迫在眉睫，他们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由马叙伦任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任副组长的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并设立“国歌初选委员会”，委员会由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郭沫若和徐悲鸿等人组成，另聘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姚锦新四名音乐家担任顾问，7月15日—26日，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在《人民日报》等国内外报纸上，连续刊登了“国旗、国徽、国歌征集启事”，读者反响十分强烈。截至8月20日，仅国歌一项，“国歌应征委员会”就收到632件应征稿，歌词歌谱6926首，但都不够理想。
最早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是画家徐悲鸿。第六小组经过反复讨论，没有最后确定。
9月2日，政协筹备组第六小组就制定国歌问题再次举行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出席会议，聆听代表们的意见。张奚若、郭沫若、刘良模、梁思成等都同意徐悲鸿的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刘良模说：“国歌代表一个国家，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因此，它应当在民族解放斗争中产生，在斗争中得到人民大众的承认，远非大诗人、大音乐家的人工急就章所能代替，依我看，《义勇军进行曲》经受了斗争的考验，足以与法国国歌《马赛曲》媲美，完全可以选作新中国国歌”；李立三和郭沫若则对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词有看法，认为需要改词。田汉说：“该曲好是好，我写的词在过去有它的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该让位给新的歌词。”张奚若、梁思成则认为该曲是历史性的产物，原词含义深刻，为保持它的完整性，不必改。周恩来同志最后发言，他说：“我们前面还有着帝国主义敌人，我们建设越进展，帝国主义将越加嫉恨我们，破坏我们、进攻我们，你能说：我们就不危险了吗？还不如留下这句话，经常保持警惕的好！”毛泽东同志表示赞同。
为了慎重起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于9月25日晚在中南海丰泽园会议室又召开了一次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的协商座谈会，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文化界人士参加会议，意见得到了统一。于是，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决定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提案，正式提交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审查通过。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一次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正式判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又通过，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作者点评】
聂耳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的音乐创作，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鲜明生动地塑造了作为历史推动者的工农群众的战斗形象，深刻有力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的奴役和压榨，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
聂耳在艺术上的创新，是立足于民族音乐优秀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同时又与批判地吸收外国音乐的创作经验相结合，因而他的音乐创作既具有新的气质，又不脱离民族音乐的传统，真正做到革命内容和民族形式的完美结合。聂耳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同他努力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刻苦钻研艺术技巧分不开的。
聂耳的音乐创作生涯虽然只有1933年至1935年短短的两年，却创作出《大路歌》、《码头工人歌》、《开路先锋》、《新的女性》、《毕业歌》、《卖报歌》、《铁蹄下的歌女》等几十年来一直脍炙人口的歌曲。这些辉煌成就的取得，除了他个人的天才，最主要的是由于他深入社会生活的最底层。他在1933年6月3日的日记中总结说：“音乐与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新的内容和演奏，并要求作曲家的新态度。”
聂耳反对文艺脱离生活，脱离人民，“为艺术而艺术”。他深入人民的斗争生活，和群众同命运、共呼吸，从十五六岁起，他一直满腔热情地投入到现实斗争之中，对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和要求，有着比较深刻的体验和了解。但每当进行创作时，他又不满足于自己已有的生活积累，而要根据创作的具体内容，一次又一次地到群众中间，去体验和熟悉生活。
中国另一位杰出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曾写道：“聂耳的创作精神和不断的努力，是中国一般青年音乐家中我最佩服的一个……我被他的大众歌声所感动。他给我们力量，他给我们鼓励、希望。”中国许许多多后来的优秀音乐家、艺术家，正是沿着聂耳的道路前进的。
聂耳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尊敬。周恩来曾评价说：许许多多的青年人，是唱着聂耳、冼星海的歌曲走向革命的。他们两位是“伟大的音乐家”。朱德称聂耳为“人民的音乐家”。这句话代表了人民的心声！
田汉是中国现代杰出的革命戏剧家和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田汉的文学道路是曲折的，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追求的步伐。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以后，田汉接受了马列主义和苏联普罗文学的影响，逐渐摆脱了唯美主义、浪漫主义、感伤主义的情调和色彩，朝着人民大众的革命戏剧运动方向前进。巴金评价田汉说，他把他的一生奉献给中国的文艺事业，他的名字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茅盾说，田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不断追求真理的一生。郭沫若认为田汉不仅是戏剧界的先驱者，同时是文化界的先驱者。他是我们中国人应该夸耀的一个存在。他的生命一定是无穷永远的。
聂耳和田汉，一个是甘为民众喉舌的音乐家，一个是敢向权威挑战的人，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写出时代的最强音！
“一二·九”运动后，《义勇军进行曲》很快传遍中国大地，鼓舞、激励着中华儿女奔赴抗日前线。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凭着自己对中国社会和民族艺术的深刻了解，感到这首歌是一种强有力的新型的中国风格的曲调，他驻足聆听，被歌所吸引，心驰神往。刘良模专门著文评价《义勇军进行曲》说：“这种类型的歌曲只要听到一次就会终生难忘。它那急促而充满胜利信心的词句，像是一位紧张得喉咙沙哑的指挥员在战斗打响之前作动员报告。”
在中华民族抗战烽火中，在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中，这支歌曲很快传遍全球。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海外华侨义愤填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在侨居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1940年以后，《义勇军进行曲》经世界著名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的热情演唱和灌制唱片，传遍全世界，成为激励所有无产者反法西斯斗争的战斗号角。1942年，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伸向南洋群岛。于是，在南洋的椰林、橡胶园就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这首歌鼓舞着东南亚战士打击日寇。
1944年，马来西亚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岁月，在零兰莪州的一个根据地，有一支由华侨和其他各民族青年组织起来的抗日队伍。他们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的“中华民族”改为“马来西亚族”，作为抗日游击队队歌传唱。同时，还将歌词译成马来西亚文、印地文。《义勇军进行曲》被各地民众译成各种语言，唱遍了打击侵略者的各个战场。一次，在日本侵略军疯狂围剿抗日队伍时，有位叫阿乜的马来西亚抗日战士不幸受伤被捕。刑场上，他视死如归，面对死亡的枪口，他用马来语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从容就义。全国侨联副主席庄明理在一次谈话中说：“《义勇军进行曲》，不仅中国人会唱，外国朋友也会唱。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东南亚，马来人、印度人和我们一起唱着‘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示威游行，开展斗争。”有位美国朋友曾写信给田汉，说：“美国也很流行这首歌，有很多人都用口琴在马路上吹奏。”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由欧洲回国途经埃及时，在金字塔下听到有人唱这支歌，为之惊喜不已。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时，由一位著名音乐指挥家建议，经美国国务院批准的一套“盟军胜利凯旋之歌”的节目中，有贝多芬、柴柯夫斯基等世界音乐大师的作品，《义勇军进行曲》也在其列。
《义勇军进行曲》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聂耳和田汉的名字必将随这首伟大的歌曲一起，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所传诵！
(顾楠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