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马倥偬间的铁血柔情
“一部中国近代史，半部由湖南人写就。”
在1840年以后的中国近代史上，如果说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那么湖南则应是当之无愧的人才中心，“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岳麓书院的那一联语，仿佛道出了其中的某些奥秘。
1866年，左宗棠在闽浙总督任上，受诏移督陕甘。他根据事先制定的西北方略，1872年7月率兵进驻兰州，以此为大本营规复新疆。1875年，他针对李鸿章的“海防论”，发表了著名的“塞防论”。左以陕甘总督驻节兰州，先后创办兰州制造局、甘肃织呢局等，进行了兴办近代工业的尝试。洋务运动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年，他主持西北通商，打破了此前“男不晓经商，女不工纺织”的沉寂局面，奠定了兰州作为西北工业中心城市的地位。正是这位身为封疆大吏的湖湘能人左宗棠携领当时僻处西北、经济上十分落后的古城兰州在全国最早迈入近代工业文明的殿堂。
“一个人激活了一座城市。”
用这句话来形容左宗棠之于兰州，并不过分。
左宗棠驻节兰州，是甘人之幸，也是兰州之幸。他使这个往日风气闭塞、死气沉沉的边陲古城，睡狮猛醒，闪现出一缕近代工业文明的光华。令人惋惜的是，这缕光华只是短暂的一瞬。“斯人一去，骥北群空”，随着左的离任，兰州又回到了原先的闭塞和沉寂之中。他于1866年9月调任陕甘总督期间，在甘肃为官十余年，留下了不少手迹，如匾额、题词、手札和书法等。其中的书法作品，收藏于全省各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部门。近些年，随着对左宗棠评价的提高，他的书法作品也日益增值，受到收藏者的喜爱。
譬如，他为甘肃举院主要建筑“至公堂”撰书的匾额及楹联。其联文为：共赏万馀卷奇文，远撷紫芝，近搴珠草；重寻五十年旧事，一攀丹桂，三趁黄槐。上联左边书：诏开恩科，时关陇肃清，分围得请，肇建试院告成，入闱监临书此。下联左边书：钦差大臣、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一等恪靖侯、加一等轻车都尉、总督陕甘使者左宗棠并识。下联左下方印章二枚：“大学士章”，“青宫太保恪靖侯”。还有他的《正气歌碑》、原来悬挂于总督府望河楼的联语书法“万山不隔中秋月，千年复见黄河清”和他为前朝碧血碑往事所感而书的对联等等。这诸多的左氏墨宝，都洋溢着这位封疆大吏对西北这方土地兴旺的期待和对正气世风的褒扬，而最能激起人们回味遐想，也从书法中了解这位总督大人性格特征与思想轨迹的还是那副他有感于碧血碑所题的楹联：
一抔荒土苍梧泪；
百尺高楼碧血碑！
左宗棠，字季高，号朴存，湖南湘阴人，生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卒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享年74岁。他从军后屡屡立功，历任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赠太傅东阁大学士、一等恪靖侯，为清末四大名臣之一。史学界认为，他是自唐太宗以后对国家领土贡献最大的人物，就连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先生也这样评价他：“左宗棠是近百年史上世界伟大人物之一，他将中国人的视线扩展到俄罗斯，到整个世界。”他于1812年11月9日在湖南湘阴县东乡左家段出生，到1885年9月5日病逝于福州闽浙总督任所。他74年的生命历程，成就了一位英雄人生，诚如一首对他的赞美诗所云：
投笔从戎，
守故土收失地，
驰骋疆场，
马革裹尸何所惜！
一脉豪情贯长虹。
左宗棠在兰州期间，曾创建了兰州制造局、兰州机器织呢局；奏请清廷允准甘肃分闱乡试取士，并分设学政，创建甘肃举院兴办教育事业；整修驿道，植树绿化；办理福利事业，关心民间疾苦；鉴于兰州地区十年九旱，提倡多制水车、多挖井；遵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下令保护回民清真寺；兴办回民义学；下令全境禁种鸦片，提倡试种牛痘等……而现今他在这方土地上的遗留，恐怕就是为数不多屹立道旁、绿如帷幄的“左公柳”……左宗棠在兰州办了不少好事。后人为了纪念左氏在兰州的功绩，曾经在孔庙（现兰州二中）修建了“左公祠”，将西关大街命名“宗棠路”。西稍门命名为“宗棠门”。抗战时期新辟的城南公路（今白银路）命名“左公东西路”，以表达对他的怀念。一百多年过去了，许多的情节和细节都在历史中被湮没了。但我们由《碧血碑》，由左公为《碧血碑》所写的楹联，还能清晰地记起那位湘人：左宗棠，清末湘军军阀，洋务派首领之一，晚清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史称他为人多智略，性狂傲，每自比诸葛亮，时人目以为狂。惟胡林翼称赞说“横览九州，更无才出其右者”。左宗棠大器晚成，年近四十，尚隐居乡间，绝意仕进。1852年，受曾国藩推荐，编练楚军，镇压太平军、捻军、陕甘回民起义，最后收复新疆，戎马三十多年，转战大半个中国，未尝败衄，成为继汉朝韩信、唐朝李靖、宋朝岳飞之后，中国历史上第四位永远都打不败的将军。而其以65岁高龄抬棺出征，收复新疆的巨勋壮举，更被人称为“唐太宗之后，对国家领土贡献最大的人物”。梁启超最后给这位湖湘第一能人盖棺定论：“说到左宗棠和诸葛亮个人才华的高下，人们可能还有争议，但说到对国家的贡献，诸葛亮得甘拜下风。”
烈妃自碎碧血碑
著名楹联“一杯荒土苍梧泪；百尺高楼碧血碑”是左宗棠为明朝肃宪王王妃触碑而死的往事所感，用楷书题写而成的。它不仅布局工稳，笔势遒劲有力，堪称佳作，而且还牵系着一串感人的故事：
洪武十一年（1379年），明太祖朱元璋封藩，封其庶十四子朱模为汉王，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改封肃王，二十八年（1395年）就藩甘州（今张掖市）。在位28年。其后相继嗣位延袭九世十一王，284年。建文元年（1399年），肃王由甘州移驻兰州，即大兴土木，营建肃王府、兰州城池、园林寺观等，建筑规模宏大，对兰州产生过深远影响。自今通渭路以东，会馆巷以西，张掖路以北，滨河路以南便是当日肃王府，周垣三里，东、西、南三面均有府门。正门面南，入正门，依次为棂星门、端礼门、承运门，承运殿、存心殿，此两大殿左右为东西二宫。肃王府署设在王府中央，东、西、北三面又有宫苑，苑内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小桥流水，奇花异草，点缀其间，景色十分秀丽壮观。明肃王修建了许多庙宇寺观，如五泉山公园的崇庆寺、酒仙殿、嘛呢寺、文昌阁、武侯祠、大悲殿、地藏寺、卧佛殿，坐落在今庆阳路的白衣寺及白衣寺塔、原东关接引寺的铜接引佛（今移五泉山金刚殿），白塔山的白塔寺、皋兰山巅的三台阁，还有建筑规模宏大、不在道教十方丛林之下、在关陇亦仅有的金天观。今天这些文物古迹大多仍闪耀着夺目的光彩，吸引着人们观赏、凭吊。
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闯王李白成率领部队东征西讨，所向披靡。在攻取西安以后，派贺锦率部队西进甘肃，攻陷兰州，于是末代肃王土崩瓦解。肃王识鋐没有来得及逃走，被生擒。一说当即在肃王府“垒石为山，因泉为池，山下洞壑幽远，逶迤数里”的凝熙园（即今山字石）被处决，一说被押解到西安后处死。据左宗棠《烈妃庙记》讲，“执肃王识鋐东，不屈被害”，可能是后者。
当时，肃王妃颜氏、赵氏、顾氏，嫔田氏、杨氏仓促率宫人二百余，由邸园奔上北城墙，欲投河自尽。由于闯王部队追了上来，肃王妃颜氏、顾氏无路可逃，遂撞肃宪王诗碑而殁，双双葬于诗碑之下。后来人们将此诗碑唤作“碧血碑”。其余妃嫔、宫人刎毙、缢毙，自掷毙，顷刻立尽。战后，“邦人棺殓诸妃嫔，瘗诸宫人作大冢”。
据《重修皋兰县志》记载，清同治十二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在督署后园建烈妃庙，并为文记之，曰：“一日上北城，过肃王碑，见烈妃所自碎首处，血痕喷洒，团渍缕注。军士告余，天阴雨湿，其痕视常日加明。精诚所至，金石亦开，曷足异也。”这就是后人所说的“碧血碑”。这是兰州一块有名的碑，原竖在明代肃王府北城墙拂云楼的西侧，楼高，碑尊，大河东去，烟云过眼。它不仅是一通古碑，上刻主持刻制了著名肃府本《淳化阁帖》的肃宪王绅尧的一首诗，更主要的是因为它曾有过这样一段鲜血喷洒的往事。
1980年前后，《碧血碑》与左宗棠书写的《正气歌碑》，一同移至兰州市工人文化宫南部，至今仍安放在那里。由于战火熏染，风雨剥蚀，碑已遍体伤痕，许多字已残损，诗文已很难辨读。《碧血碑》高2．3米，宽1．3米。据张尚瀛先生著文称：“现碑面除‘肃藩翰墨’、‘磐石之宗’两印章清晰可见外；尚有60字……”诗碑原为七律一首，由于脱落读不成文，据几位专家辨认推敲，对所缺字为之拟补后，认为其全文应是：
次司马太恒吴老先生韵兼送之甘州
边城春柳解婆娑，别殿香风舞彩罗。
白简暂违双凤阙，丹衷直上五云阿。
平戎漫讶龙堆远，策马频从乌道过。
最是识荆离乱后，不堪回首阻关河。
永留玄机的佝偻碑文
遗落各地的佝偻碑
自古以来，兰州人民和水都做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据有关文献记载，在明代以前兰州当地的生活用水相当困难，农业用水甚微。这对于一个依傍着大河而又十分“干渴”的城市民众而言，免除水患和利用水利可谓是不言的期望了。这就难怪大众对兴修湟惠渠的张心一、对赈灾治水的王树中，对近年来引大工程的中外建设者充满那么由衷的敬仰之情了！
夏禹从中原到甘肃治水的传说流传甚广。史书上多有记载，如《史记·夏本纪》：“导弱水至于合黎”，“导黑水至于三危”，“导河积石”，“导渭自鸟鼠（今渭源县鸟鼠山）同穴”等等。这里所说的弱水、黑水、渭水和黄河均在甘肃省境内。而在甘肃临夏的“泄湖峡石凿”和靖远黄河边发现的“中流砥柱”石据说都是夏禹治水时留下的遗迹。传说当年夏禹西巡积石，导河东流时，来过兰州九州台一带，所以古人特地将摹刻的一通岣嵝碑立在白塔山西南端半山腰的金山寺禹王庙前的六面亭内，恰好和山麓的金城关为邻。其中自然既有缅怀先贤之志，又有镇服水患之意。后来因为金山寺坍塌，岣嵝碑风雨莫蔽，为防止发生毁坏之虞，遂于1963年移至白塔山塔院后面的牡丹亭；1980年又将此碑辗转移至白塔寺院内，供游人观赏和研究。
岣嵝碑亦即禹碑、禹王岣嵝碑，相传为大禹治水时所刻，因最初发现于湖南衡山岣嵝峰上而得名。正如李协所云：“盖九州之中，禹之迹无弗在也，禹之庙也无弗有也”，在我国黄河、长江一带禹王庙及其遗迹可谓不胜枚举。
浙江绍兴城东南山清水秀的会嵇山麓也有一处气宇不凡、蔚为壮观的禹王陵和禹王庙。在大禹的雕塑立像边上，是由现代著名书家沙孟海所书的联语“江淮河汉思明德，精一危微见道心”。它颂扬了千百年来传说记载中制服洪水的英雄大禹。据说，当年夏禹巡狩至越，因病而崩，就葬于会稽山。在那里新建的碑亭之后，禹穴辨亭和禹穴亭就是前人在考辨大禹墓穴所在处而立的。使人最感兴趣的是禹庙午门前岣嵝亭中的岣嵝碑了。它高3．5米，宽1．7米，相传它是大禹治水时所书刻，亦称禹碑。此碑原刻于湖南衡山岣嵝峰上，故名岣嵝碑。其上凡77字，字形奇特非篆非蝌蚪文，难以辨识。韩愈诗为湖南衡山或以衡山南麓之《岣嵝山》诗说的正就是它：
岣嵝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
科斗拳身薤倒披，鸾瓤凤泊拿虎螭。
事严迹秘鬼莫窥，道人独上偶见之，我来咨嗟涕涟湎。
千搜万索何处有，森森绿树猿猱悲。
关于岣嵝碑的来历，在湖南长沙曾有这样一个传说：很久以前，长沙和其他地方一样，经常洪水成灾。一天，大禹治水路过长沙城，顺便登上岳麓山一看，才知道这里常闹水灾，是因为有一条独角龙在湘江里面作怪。于是，他便来到湘江岸边，手持除龙剑，毅然跳入江中，决心将这条独角龙斩除。谁知一连苦战了六天六夜，难解难分。大禹只好改变策略，利用独角龙六天六夜没吃东西想急于进食的心理，将铁链变作面条，自己则变作一个煮面条的老头，终于诱使独角龙就擒，并把它深深地压在了岳麓山底下。随后大禹又亲自刻了一通石碑，竖在岳麓山顶，以便永远将独角龙镇住，免得它再次出来兴风作浪，危害百姓。这通石碑，便是禹碑。
不过岳麓山的禹碑也并非出自夏禹之手，而是根据衡山岣嵝碑摹刻的复制品。历史上最早提到衡山岣嵝碑的文字，是中唐时期的散文家韩愈和诗文家刘禹锡的两首诗。但从他们的诗作来看，前者的依据是衡山道士的叙述，后者的依据则是民间传闻，可见他俩并没有亲自目睹过此碑。南宋嘉定五年（1212年），有个叫何致的人在南岳游览时，由于一位樵夫的指引，使他有幸目睹了这通神秘的石碑，并得以将碑文摹写了下来。他路过长沙时，特意将摹本送给了州官曹彦约一份。曹彦约看到摹本后，立即指示衡山县令搜访原碑，但是找了几天也没找到。于是，便让何致将碑文刻在了岳麓山顶的一块大石头上。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太守潘镒在岳麓山搜得此碑，遂剔土拓片，公诸于世。从此，以岳麓山禹碑为模本而翻刻者，盛行于天下，金陵、扬州、云南法华山、成都、江宁栖霞山、汤阴、绍兴、西安、归德等地，都相继翻刻了禹碑。现在竖立于南岳岣嵝峰的禹碑，也是以岳麓山禹碑为模本而复刻的。
兰州金山寺岣嵝碑
兰州的岣嵝碑是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月由甘肃酒泉郡侯建功（升庵）摹立的。碑高3米，宽1米，碑首镌刻着戏珠巨龙两条。碑身阴刻着72字，字形怪异，好像是缪篆，又像是符篆，极难辨认。此碑与众不同的是：湖南衡山、长沙岳麓山上的岣嵝碑均是77字，而以此碑翻刻者盛行于天下，皆为77字。只有兰州的这通岣嵝碑少了5字，且碑文并无残损现象，排列方式也不相同。
至于兰州金山寺的岣嵝碑摹自何处，志书和碑记都无记载，所以岣嵝碑的真伪，学者们一直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的模本绝对不会是岳麓山的禹碑，因为岳麓山的禹碑，碑文共有77字，分9行排列，每行9字（最后一行不足此数）。而兰州金山寺的岣嵝碑，碑文只有72字，比岳麓山禹碑少5字，而碑文并无残损现象，从排列方式来看，后者分为6行，每行13字（最后一行为7字），和岳麓山禹碑的排列方式也不相同。因此，要弄清金山寺岣嵝碑的摹本，唯一的办法就是对各地的禹碑作一番比较。可惜的是这一浩繁的工程还须待以时日。
近几十年间，求水心切的甘肃人民像传说中的大禹那样，在各地兴修水利工程，普遍蓄水筑渠，使戈壁荒滩逐渐变成良田。尤其在兰州刘家峡、盐锅峡、八盘峡水库等完成以后，皋兰山的雄伟不改，而四周干涸的山塬荒野正变成一片片绿色。竖立在兰州白塔寺的岣嵝碑，已经经历了八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它和立在湖南衡山、浙江绍兴的岣嵝碑，以及遍及大江南北的禹碑一起，传诵着大禹这位足迹遍及九州的治水英雄的千秋业绩和他与水患不懈斗争的精神，也诉说着古城兰州与水不同寻常的城市情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