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与革命人生
范振绪（1872—1960）字禹勤，号南皋，晚年号东雪老人、太和山民，甘肃靖远县人，故居在靖远县城会馆巷。范振绪祖父范呈芳，清贡生，父范培，字笃生，号石三，以贡生任清同治时兵部郎中。范振绪出生于北京，九岁时父亲病故，随母亲娄氏扶柩回故里靖远。范振绪自幼受到家庭的良好教育，勤奋笃学，母娄太夫人卓有远识，教子有方，为其成才，督课甚严。他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科举人，二十八年（1902年）恩正并科考试中考中府试第四名举人，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科进士。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赴日本留学，在日本考察法政，入东京日本政法大学专攻法律，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为甘肃早期参加辛亥革命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宣统元年（1909年）回国后，历任刑部主事，河南省济源县、孟县知县。其在任内，减赋免役，案无积讼。公余之暇，专事书画，攻研诗词，谢绝与地方缙绅往来。编纂有《济源县志》传世。离任时，济源百姓夹道泣送，呼为“范青天”，不远千里，将一块“遗爱民间”的德政匾，抬送到靖远其家。民国二年（1913年），当选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在北京从事书画研究、鉴定工作，其书画随之闻名于世。1915年袁世凯称帝，解散国民党，取消国会中同盟会员籍议员资格，范振绪被迫交出当选证书、徽章。袁以高官厚禄收买他参加帝制活动，范振绪断然拒绝参与复辟活动，遂潜赴南京，以鬻书画为生。1916年，出任河南孟县知事，3年任期届满后回北京，深居荣宝斋从事书画创作，维持生计。在“五四运动”中，他支持其在北京大学和北大女子文理学院读书的儿子范恕、女儿范懿参加了游行和烧毁赵家楼曹汝霖私宅的革命活动。1921年被绥远督统马福祥聘为记室，旋任绥远萨拉齐县县长。1929年马福祥任青岛市长，范振绪同往并任秘书，协同马福祥著《观澜亭记》，勒碑立于青岛海滨。1934年返回兰州，被聘为甘肃省政府顾问，兼禁烟委员会委员。1934年返兰，被甘肃省主席朱绍良聘为省政府顾问，兼省禁烟委员会委员，深居简出，不问政事。寓兰州官驿后（今正宁路），作书画、攻诗词，为当时“千龄诗社”台柱。与兰州诗坛名流高一涵、丁宜中、水梓、王炬、冯国瑞等留下了很丰富的诗赋律章等文化财富。1936年，应西北骑兵第五军军长马步青聘请，担任教师，移居武威。1939年10月，任甘肃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当时抗日战争已开始两年，日寇飞机不断轰炸兰州，物价飞涨，而范收入菲薄，只得出卖书画为生，曾在兰州、武威等地多次展出书画义卖，捐献前方，激励士气。1940年，被选为甘肃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1941年，与张大千同往敦煌，研究壁画，抢救国宝。
与张大千的交往
现在，在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一批张大千在甘肃所作的书画精品中，有他专为范振绪先生倾力而作的书画作品。它们透出这两位书画家深情交往的一段佳话。范振绪先生诗、书、画俱精，为甘肃一代名人。范振绪与张大千的书法老师为挚友，所以张大千尊范振绪为师辈。范振绪先生渊博的知识，陪同张大千同游安西锁阳城和榆林窟的盛情也深深感动着“三年面壁图破壁”的张大千。
1941年夏，张大千在敦煌莫高窟作了一幅扇面，赠给范振绪。扇面的正面画山水。在左上角题有诗文：
南天青卞美连城，北地林泉拱众星。
更向九州数光隆，大风惭愧草堂灵。
黄鹤山樵真迹传世者，当推狄平子青卞隐居、张汉卿林泉清集及寒家夏山隐居为最。此参用三图，笔呈禹丈吾师教正。张爰。
反面以行书写词一首，附有题记：“旧题散花天女一阙，辛巳夏日沙州莫高窟录奉禹老道翁正律，蜀郡张大千爰。”
由题记可知，此扇面为1941年夏张大千初到莫高窟时所作，作画仍延用旧法，以驾轻就熟的浅绛法画山水。张大千对元代四大家之一的王蒙深为推崇。王蒙号黄鹤山樵，他的山水画多为大幅，以繁密为特色，同一幅画中，常使用多种的皴、擦、点、染技法，变化丰富而又有机统一。当时，诗人和书画家狄平子收藏的《青卞隐居图》，画面秀润灵动。而张学良将军所藏的《林泉清集图》，则具有苍郁沉厚的面貌。张大千将自藏的《夏山隐居图》与《青卞隐居图》、《林泉清集图》三图的画法揉合用之，使此扇面之山水画，集有王蒙笔法之精妙，实处深厚，虚处空灵，小中见大，显示出张大千对传统绘画的深刻理解和融会贯通，具有深厚的笔墨功力。
1941年10月，张大千和范振绪同游安西锁阳城和榆林窟，张大干先后写诗两首，赠给范振绪。一为《吊古琐阳城》：
我爱诗人范禹老，西来吊古琐阳城。
颓垣坏塔岁惆怅，一日三回捉草砒。
另一首为《榆林窟纪行》：
摩挲洞窟记循行，散尽天花佛有情。
宴坐小桥听流水，乱山回首夕阳明。
1943年是张大千在甘肃的最后一年。这年秋季，他将要离开甘肃时，应范振绪之邀，精心绘制了《青灯课子图》手卷，这件绘画作品可称作张大千在甘肃的收卷之作。
范振绪的启蒙学习始于母亲的教授，由于范振绪自幼丧父，生活清寒，他的母亲不但挑起抚养子女的重担，而且还负起教育子女的重任，茹苦含辛地把范振绪培育成甘肃的一代名人。因此，范振绪抱着对母亲的深切感恩之情，请张大千作《青灯课子图》，以作永久的记念。张大千经过深思熟虑的构想，对这幅作品作出别有心裁的艺术处理。作品没有按通常的做法将人物安排为画面的主体，而是在全景式的山水画中，聚焦于农舍窗中母亲在灯下教两个孩儿读书的情景。由于将画上课读的时间安排在晚上，农舍四周的树木和土地呈清冷的色调，农舍两侧的树木又以浓墨画出，以衬托白色屋檐下透出灯光的窗中人物，虽然置于山林间的赭色屋窗中的人物很小，却能使人一目了然地首先看到。作者善于运用对比的手法，高明地通过色彩冷暖和光线明暗的对比，画龙点睛地突出了画中的人物。画面上景物的设置布局非常讲究，一树一石的安排，都费心地经营；一线一点的位置，都严谨地设定。构思聚合疏密有致，笔墨浓淡干湿相间。正斜穿插，虚实对映。在反复的多层次的变化中，显出单纯明快的主题景物。
作品中，张大千使用了与以往不同的运墨和设色方法，以深厚的墨色和鲜艳的矿物质颜料结合在一起运用，浓淡相渗的破墨法和工笔重彩的平涂法共用于同一画面，并能达到有机的统一。张大千对敦煌壁画上重彩颜料运用的感悟，进而探索中国画运墨设色的新路子，为后来进一步发展出的泼彩画法开创了先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范振绪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后当选甘肃省政协副主席，被选为甘肃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1960年8月21日范振绪在兰州去逝，享年88岁。临终嘱其夫人杜郁文：“我一生无长物，我死之后，可将我珍藏的《宋徽宗山水画卷》、《大痴富春山色长卷》和我晚岁所画的《祁连山色长卷》捐献给国家珍藏，作为党和国家关心我的报答。”
范振绪书画存目，经靖远县政协委员会登记者有三种，共265件，散轶者颇多。
他学画南宗，书学颜鲁公、黄山谷，兼写北碑，尝自言：“予画不如字，字不如画”。然数十年为之不辍，造诣实皆精深。
范振绪是我国著名的书画家，其生平事迹编入《中国画家大辞典》、《中国美术家名人辞典》等典籍。1957年，范振绪主笔，郝进贤、吴绍镛、马文江、郭维屏、米瑛等甘肃名家联合绘画的《红军长征图卷——甘肃段》长达36尺，送北京参加当年“八一”建军节展出，副本在甘肃省博物馆保存。范振绪著作有《东雪草堂笔记》、《东雪草堂诗联存稿》、《夜窗漫录》、《学画随笔》、《东雪杂文》、《兰州事变纪略》、《双十二兰州事变记》、《燕子笺秦剧本》、《桃花扇秦剧本》、《济源县志》、《靖远县新志稿》等。范振绪夫人杜郁文曾向靖远县人民政府捐赠《东雪杂稿》和《王荷泽遗稿手抄本》。1986年将《东雪杂稿》、《王荷泽遗稿》、《青灯课子图》等交由甘肃省博物馆收藏。张慎微编辑《范振绪先生诗文遗稿》油印问世，靖远县政协搜集整理的《范振绪先生书画选集》于1992年出版。
兰州画坛，一时多少豪杰
在已经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在甘肃璀璨的艺术天空中一直有那么多光辉四射的星群，其中有张大千、常书鸿、吕斯百、韩天眷、洪毅然、黄胄、陈兴华、陈伯希……是他们成就了甘肃现当代的美术辉煌，甘肃丰厚的文化沉积也成就了他们不凡的艺术天才。他们尽管有各自不同的生世与遭际，不同的命运与经历，但他们同样的艺术苦旅和坚定信念，使他们成为一面面永远的艺术旗帜，飘扬在西北乃至全国、全世界的艺术高地上，成为我们寻绎甘肃现当代美术史的重要脉络。
至今我们在甜甜回忆里，还总会想起兰州曾经有过的那么一代人以及他们鲜活的艺术履历。总会套用千古东坡的那一名词名句，说出：兰州画坛，一时多少豪杰！
甘肃的神奇魅力吸引了国内许多有识之士的目光，有出于对民族文化保护目的而发出呼吁和研究的王国维、罗振玉、于右任、向达、梁思成等文化巨擘，也有如张大千这样的大画家来此汲取艺术营养。在常书鸿麾下，更是汇集了如董希文、凌春德，潘絮兹等一批杰出的艺术家，同时又培养出了段文杰、史苇湘、常沙娜等许多知名的敦煌学家和美术家，掀开了甘肃美术史上划时代意义的一页。他们以敦煌为纽带，吸引了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吕斯百、黄胄等多位艺术大师来此研习、临摹，催生了一股探寻、挖掘、研究西部美术资源的热潮。这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甘肃美术底蕴的深厚与魅力，也搭建了甘肃由美术与全国乃至与世界交流的平台。他们不仅为日后的敦煌艺术宝库增添了明媚，也为兰州的绘画事业大大增添了发展的后劲。这种福祉一直到半个世纪后依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
“十年面壁”的张大千
张大千，名爰。作为中国画的一代宗师，20世纪30年代已名噪画坛。抗日战争中，他由日寇占领下的北京，潜回四川，又经历一番曲折后，于1941年3月带着夫人、儿子和学生来到甘肃。张大千勤奋作画的精神令许多见过他的人十分佩服。他作画从不间断，由于向他索画的人很多，有时由学生代笔，经他认可或润色，最后落款、签名和盖章。但重要的画件，他一丝不苟地精心绘制，自始至终亲自执笔完成。因此他在甘肃期间留下了许多珍贵的书画作品。几年的激情临摹、创作、研习、整理，使张大千在艺术的苦修中“十年面壁”后得以顿悟，逐渐褪去巴蜀乡土的秀雅俊逸的风采，注入了浓郁鲜艳的绚丽，增强了磅礴的气势，终于积小千为大干，进入新的艺术境界。而他临摹的百余幅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壁画，先后在兰州、成都、重庆、上海等地展出后，深远的影响延续至今。
张大千对兰州一带的风物也有很深的感受，并用画笔生动地表现出来，赋予它们新鲜的艺术生命。如兰州的特产百合和百合花等，他都一一收入自己的画中，反映出张大千不仅钻研传统，还执著地热爱着大西北的生活。时至今日，张大千曾经临摹过的敦煌壁画临摹和他笔下亭亭玉立的百合花等静物画，依然是陇上几代画家们所钟情的绘画主题。
“敦煌艺术囚徒”常书鸿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日子里，于右任先生提出了筹办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意见。被誉为“敦煌艺术囚徒”的常书鸿在兰州等地团结了一大批有志于艺术的年轻人。后来，当时任美术组组长的段文杰这样回忆说：“这批年轻的美术工作者，天天一手拿着画笔，一手秉烛或拿着油灯，冒着生命危险，攀登悬崖绝壁，上洞临摹，他们的全部精神就寄托在壁画上。”
常书鸿（1904—1994）满族，浙江杭州人，1923年毕业于浙江省甲种工业学校（现浙大）染织科，毕业后留校任教，1927年留学法国里昂国立艺专，1923年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法兰西艺术院院长劳伦斯画室学习，1936年毕业。历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务委员、西画系主任、教授，1943年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1949年后长期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1958至1962年在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基础上扩建了兰州艺术学院，兼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
常书鸿20世纪50年代初到兰州后，受吕斯百先生邀请，到西北师院美术系讲学，系统地介绍敦煌艺术的方方面面，并提供敦煌壁画临本，亲自指导学生临摹。担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后，他亲自抓中青年教师培训工作，亲自执教，成立了“常书鸿画室”，系统指导了许多进修教师，使其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常先生求贤若渴，把招揽人才作为一件大事亲自来抓。如1958年，在兰州艺术学院筹建之初，他从西安美院调入了教学经验丰富的张阶平先生，又从西北大学调入了传统功力深厚的汪岳云先生，从甘肃省文化局调入了著名画家陈兴华先生。他们的调入，壮大了美术系师资队伍。常先生还亲自与文化部联系，先后从中央美院、浙江美院调进4名青年教师……这一切，不仅为学院美术系的发展增添了新生力量，也大大促进了日后兰州美术事业的发展。
美术教育家吕斯百
吕斯百（1905—1973）江苏省江阴县人，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早年受教于徐悲鸿先生，1929年赴法国留学，1934年回国后曾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1950年至1957年，任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主任、教授，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毕生从事美术教育工作，创作的《兰州握桥》、《鱼》、《瓦子街战役》、《南京长江大桥》等作品被国家收藏。1950年，受政府的委托，吕斯百先生毅然离开舒适的生活环境，率领韩天眷、洪毅然、刘文清等著名学者、教授来兰，参加西北师院的建设。当时的西北师院教学条件比较简陋，没有石膏像，没有图书资料，在这种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吕先生挑起了承建西北师院艺术系的重担。吕先生从千里以外的母校托运石膏像，从南京抱至兰州，行程三天三夜，这批珍贵的石膏像在“****”中却不幸被毁，后来又购置大量的台布、静物等绘画用具。吕先生一方面亲自邀请著名教授、学者来校任教，如常书鸿、黄胄等，一方面积极培养中青年教师，培养他们的能力，又有条不紊地送他们出去深造学习。从根本上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他是一个充满感情、热爱自然的人，他的作品大多是对景写生，被誉为“田园画家”，艾中信先生说他的画是“古老的山，古老的瓦房，古老的黄土地，羊肠小道上走着千百年还没有走累的小毛驴，但土色系列发出的节奏是铿铿响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