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才不是他的呢，”我回敬了一句，“我们厂的老板是个从香港来的女孩，名叫妮妮。”
她们大笑起来。其实，我们衣厂的老板是台湾人，没来美国之前，他曾在大学里教书。
很多嫖客都是已婚男人。他们不愿意在情妇身上花钱费心，怕捅出娄子把自己的婚姻给毁了。所以他们表面上一本正经，背地里却沉迷于女色。一天，阿虹说一个中年客人说他快两年没有性事了，因为太太病得厉害。阿虹劝他常来光顾，起码两周一次，这样可以恢复他的性生活。像他现在这样，根本就不行。“他是个好人，”阿虹对我们说，“他跟我什么也不能做，光说对不起太太，但他照样付给了我钱。”
“那他根本不该来逛妓院。”莉莉说。
我看得出来阿虹和娜娜也不喜欢莉莉。她经常抱怨东西丢了，有一回责怪娜娜偷偷用她的手机给旧金山的什么人打电话。她俩大吵了一场，一连好几天都互相不搭理。我经常揣摩那个老婆在家卧床不起的男人的处境。如果我是警察，知道他家里的情况，会因为他嫖妓而逮捕他吗？大概不会。我以前认为所有的嫖客都是好色之徒，现在明白了他们中一些人不过是有缺陷--个人的问题太严重，不知道该怎样处理。他们到这里来，希望妓女能帮忙。
一天夜里我已经上床了，突然从娜娜的房间里传来喊叫声。起初我以为她在装着叫床，让客人欢心。有时候那些女人和男人弄出的动静让我不安，睡不着，浮想联翩。接着娜娜尖叫道：“出去！”
我穿上裤子，冲出房间。娜娜的门略微开着，通过那条缝我看见一个大腹便便的60多岁的男人站在床边，疯狂地对娜娜打着手势。这是我头一回见到老年嫖客在这里找麻烦。我凑近了些，但没进去。陈太太曾吩咐过我，如果这些女人需要帮忙，就帮她们一把。她没直说，我猜想她是要我保护她们。
“我花了钱，就要留下来。”那人吼道，扬了扬手。
“你不能在这里过夜。请离开。”娜娜说，满脸不耐烦。
我走了进去，问他：“你犯了什么毛病？她不是已经给你足够的时间了吗？”
他抬起眼皮斜视着我。显然他醉了，脸红得像猴屁股。实际上，满屋已经酒气扑鼻。“你是谁？”他咕哝说，“关你屁事。今晚我就不走了，没人能让老子改变主意。”
我看得出他以为这里跟中国相同，嫖客花上足够的钱就可以跟小姐睡一夜。“我只是房客，”我说，“你闹腾得震天动地，我睡不着。”
“是吗？那就忍忍吧！我的钱不能白花。”他说话的时候，我扫了一眼娜娜的床。粉红的床单上留着两片湿斑，一对枕头斜放着。地板上躺着一把藤椅。此时阿虹和莉莉都起来了，但只站在门外观看。我告诉那人，“这里的规矩是：打完炮就走人。没有小姐给你暖被窝。”
“我花了钱，我说了算。”
“好吧，这不关我的事。我这就去报警。你闹腾得地动山摇，我们实在没法睡觉。”
“真的吗？快叫警察来，看他们把谁先逮走。”他似乎惊醒了些，两眼闪光。
我继续说：“这里的房客都会说你闯了进来，奸污这位女人。”我的话让自己吃了一惊，我看见阿虹和莉莉都移开了目光。
“得了吧，你满嘴喷粪！这婊子收我的钱了。”他指了指娜娜。
“她不是妓女。娜娜，你没请他来这里吧？”
“没有。”她摇摇头。
我告诉他：“明白了吧，我们都是她的证人。你最好赶紧离开。”
“简直是无法无天了。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信义了--比在中国还差劲。”他抓起手杖，跌跌撞撞地走了出去。
三个女人都笑起来，告诉我那个老色鬼是第一次来，还说真幸运有我跟她们住在同一层楼。我们此刻在厨房里，全都清醒了。娜娜坐上半壶水，要泡杯名叫“甜蜜的梦”的草茶喝。
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我并不开心：“我像个拉皮条的，是不是？”
“不，你做得很好。”阿虹说。“谢天谢地，我们身边有个男人。”莉莉加上了一句。
莉莉的话让我不自在，心想：我可不是你们中的一员。但此后我觉得她们对我更友好了，甚至莉莉也经常和我说话，并且不再眯缝着眼了。她们常问我晚饭想吃什么，每周做三四次鱼，因为我喜欢海鲜。我们工厂中午免费提供白米饭，所以我只需要带点菜就行了。每当阿虹下厨时，她都多做些菜，把多余的放进一个塑料盒子里，好让我第二天带到工厂去。娜娜和莉莉常开玩笑说阿虹已经把我当做男朋友了。开始我觉得尴尬，不过久而久之就习惯了。
7月下旬的一天早上，我醒来觉得肺里冒烟。一定是得了流感，但不得不去工厂，那里一大堆布料裁片等着我来熨呢!不像那些缝衣女工，我不能在桌前坐下来。车间里提供茶水，装在一只大铁壶里；虽然喝起来有点儿腥气，但我仍然一杯接一杯地喝，滋润喉咙，也保持两眼睁开。结果我得常去洗手间解手。地板上有的地方翘了起来，走过时必须小心。下午3点左右，我浑身冒汗，脉搏猛跳，我就决定去墙边的长椅上休息一会儿，但没等走到那边，就被绊倒了。我刚爬起来，工头吉米.崔就过来了。他45岁左右，双肩宽阔，对我说：“万平，你没事吧？”
“不要紧。”我含糊地回答，拍掉裤子上的灰尘。
“你脸色真不好啊！”我可能发烧。
他用粗厚的手摸了摸我的额头。“你最好回家休息。咱们今天活儿不多，丹尼和马可不用你也忙得过来。”
吉米用他的小卡车把我送回到陈太太家，告诉我要是第二天还觉得不好，就不用去上班。我说我尽量去。
我病歪歪的，无法和房友们一起吃晚饭。我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强迫自己不呻吟出声来。可是，时不时地仍从鼻子哼出几声来，这样觉得好受些。天黑前，阿虹进屋来，把一罐桔汁放在床头柜上，说我必须多喝水，好排掉体内的毒素。“晚饭想吃点什么？”她问。
“什么也不想吃。”
“别瞎说，你得吃东西才会好起来。”
“我没事的。”
我知道她今晚会很忙，因为是星期五。她走后，我喝了些桔汁，又躺下来，打算睡一会儿。我觉得嗓子好了一点儿，但浑身还在发烧，后悔没有早去中药店买些药丸。屋里静悄悄的，只有一只蚊子轻声地嗡叫着。它一落到我脸上，就被我一巴掌拍死了。我心里难受，不由地想起家来。这种感觉好久没有过了--我总是能够压住乡愁，以使自己完成日常工作。一个忙碌的人是怀念不起故乡的，但今晚母亲的脸庞不断地出现在眼前。她知道许多偏方，很容易就能让我在一两天内好起来，不过她会逼我在床上多呆几天，让我彻底康复。小时候我常常乐意生病，那样妈妈就会娇惯我。已经两年没见到她了，真想念她啊！
我正迷迷糊糊地打着盹，听到有人敲门。“进来。”我说。
阿虹又进屋来，这回捧着一碗热气腾腾的东西。“起来，吃面条。”她对我说。
“你给我做的？”我很惊讶，这是真正的面条，用手擀的，不是我们常吃的米粉。她一定猜到了我是北方人喜欢吃面食。
“对，为你做的。”她说，“快趁热吃。吃了你会觉得好些。”
我坐起来，用筷子夹，还用勺子舀着吃。汤里有韭菜和白菜丝，还有海米和三个荷包蛋。我心头一热，头转向一边，不让她看见我湿润的眼睛。这是地道的家乡饭，我有两年没尝过这样的东西了。我想问她是怎么学会做这种面条的，但没开口说话，不停地猛吃。此刻她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注视着我，两眼微微发光。
“阿虹，你在哪里？”莉莉从客厅喊道。
“在这儿，我在这里。”她起身离开了，没关紧门。
我侧耳细听，莉莉说：“彩虹旅馆有个人要小姐。”
“万平病了，今天不能开车。”阿虹说。
“那个地方在三十七大道，就几步路。你去过的。”
“我今晚不想去。”
“不想去，你是什么意思？”
“我应该待在这里照顾万平。娜娜可以去吗？”
“她有客人，忙着呢。”
“你能替我去吗？”
“哎，”莉莉叹了口气，“好吧，就这一次。”
“谢谢你。”
阿虹回来后，我对她说：“你不应该为我花这么多时间。你有事情要做。”
“别犯傻。这是维生素C和阿斯匹林，饭后各吃两片。”
那天夜里她不时过来查看一下，看我吃没吃药，喝没喝上足够的水，是不是用她的厚被子盖严实了，好让我发出汗来。大约在半夜时我睡着了，但老得起来撒尿。阿虹在我的房间里放了一只铝痰盂，告诉我别去厕所，以免感冒加重感。
第二天早上我的烧退了，不过还觉得虚弱，两腿发飘。我给吉米打了电话，说我那天一定去上班，但一直到10点钟我才到工厂。即使这样，看见我这么快就回到班上，一些工友仍然很惊讶。他们一定以为我病得不轻，患了肺炎或某种凶猛的性病，怎么也得卧床一周。我很高兴熨衣桌上没堆积太多的活儿。
一周后，有些缝衣工离开了工厂，我们更忙了。成衣厂里有20个女工，除两三人外，都结婚了，有了孩子。她们中大多数是华人，有4位是墨西哥人。她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钟点上下班，这是她们做这份工作的主要原因。这活儿计件付薪，而且付得不多。如果做全工，她们多数人每周能挣300美元。跟她们相同，我的工作时间也是自己灵活掌握，只要不让活儿堆积在熨桌上，不误期限就行了。我必须承认，我们老板傅先生是好人，英语呱呱叫，业务经营也很在行；他甚至为我们提供健康保险，这是一些女工愿意在这里工作的另一个原因。她们的丈夫做粗工或小生意，无法给家里买健康保险。跟另外两名熨衣工丹尼和马可相同，我不在乎什么保险。我强壮健康，还不到30岁，不愿意每月花300美元买那玩意儿。
最近我们拿到的女装订单更多了，所以我上班更早了，在7点左右。但我白天休息得长一些，找个地方坐坐或躺躺，歇歇腰腿。
我们厂发了广告，招聘缝衣工来接替那些辞职的女工。一天傍晚我带回来一张广告。莉莉在房间里接客，吃饭时我就把那张单子给阿虹和娜娜看，说如果她俩有兴趣，我可以帮她们得到工作。
“缝衣工挣多少钱？”娜娜问。
“一星期300美元左右。”我说。
“天呀，这么少啊。”
阿虹插嘴说：“你们老板用没有工卡的人吗？”
“厂里有一些非法工人，我可以替你美言几句。”
“我要是会缝纫就好了！”
她的话让我心头一震。我继续说：“那不难学。市里有缝纫学校，三周就能毕业。”
“还得花掉一大笔学费啊。”娜娜加上一句。
“并不很贵--三四百美元。”我说。
“我还欠老鳄一屁股债，要不我早就不卖皮肉了。”阿虹咕哝说。除了人口走私，那家伙还在皇后区经营赌场，其中一个最近被查抄了。
我没再说话。的确，缝衣工没有妓女挣得多，但缝纫工可以过体面的生活。不过，我明白娜娜的逻辑--她这种工作钱赚得多。有时候她一天就能挣300美元。如果没有客人，我的房友们大部分时间用来看电视，听音乐，但她们这种生活能持续多久呢？青春总有一天会消逝。那时她们能做什么呢？我继续默默无言，拿不准该不该当着娜娜的面告诉阿虹我的想法。
一个略微肥胖的卷发白人走出莉莉的房间。他看上去气呼呼的，自言自语地说：“便宜的中国货，真他妈的会拣便宜！”他扫了我们一眼，转身而去。这些女人的顾客一般都是亚裔，偶尔有一两个墨西哥人或黑人。这里很少见到白人嫖客。
莉莉走出房间，哽咽着。她往椅子上一瘫，用指头修长的两手捂住脸。阿虹把一碗馄饨放在她面前，但莉莉往椅背上一靠，说，“我现在不想吃。”
“出什么事了？”娜娜问。
“避孕套又破了，”莉莉说，“他火了，说我可能把什么病传染给了他。他只付给我60美元，说因为我用的是中国产的劣等套子。”
“真是中国货吗？”我问她。
“我也弄不清。”
“可能是，”阿虹说，“陈太太老在银城买东西。”
“但那是韩国超市。”我说。
“在这里当中国人真不是滋味，因为中国光生产廉价商品。”莉莉说，“中国让自己人掉价，让我失望。”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个人怎么能把自己的问题都归咎于国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