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马上把他带到国际安全区。”
“路太远，到处都是日本鬼子。他受伤又重，求求您了！”
“很抱歉。请不要逼迫本教堂违背中立立场。”
不远处响了两枪。埋尸人说：“慈善家，拜托您了！”然后他的脚步声沿着围墙远去。
这时陈乔治把英格曼神父搀下楼来。神父在楼梯口站住了，然后转过身，慢慢沿来路回去。他不能置门外中国士兵的生死不顾，更不能不顾教堂里几十个女孩的安危。
法比.阿多那多从阿顾手里接过钥匙，打开锈住的大锁，拉开门，刚刚探身出去，又迅速退回来，同时把门关上。
英格曼神父停在第五阶楼梯，听阿多那多说：“不是一个，而是三个！三个中国伤兵……”
埋尸人的嗓音又响起来：“那边有鬼子过来了！骑马的……”
看来刚才他是假装走开的，假装把伤员撇下，撒手不管。他那招果然灵，阿多那多打开了门。他谎称只有一个伤员，也是怕人多教堂更不肯收留。
“你撒谎！”阿多那多指控，“中国人到了这种时候还是满口谎言！”
阿顾说：“既然救人，一个和一百个有什么两样？”他这是头一次用这样的口气和洋人说话。
“你闭嘴！”阿多那多吼道。
不远的街道上，果然有马蹄声近来。一个粗哑的喉咙从伙房边巨大的煤堆后面传出来：“开门！不开门我开枪了！”
这时人们看见两个全副武装的中国军人出现了，一个持手枪一个端步枪。英格曼神父在胸前飞快地划了个十字。两个人都拉开了枪栓，拿长枪的人踉跄一步，人们看见他的下半截裤腿几乎是黑的。那是浸透了血污。
“把门打开，法比。”英格曼神父说。
法比给了个又快又恨的手势，阿顾立刻将钥匙插入锁孔。埋尸队的人说：“快些！”
锁孔锈得太厉害，阿顾几番打不开。持长枪的士兵窜过来，阿多那多肩膀一抽，头颈紧缩，两手向上伸去，不知是去护脑袋还是对挺过来的刺枪告饶。但士兵只是用刺刀别进门栓，用力一撬。刺刀折断了，门栓也松开来。一大团黑乎乎的人影涌了进来。
后门关上不久，一个马队从街口小跑过来。门内人都成了泥胎，定身在各自姿态上，两个武装军人的枪口朝着后门，只要门一开，子弹就会发射。直到马蹄声的回音也散失在夜空里，人们才恢复动作。
英格曼神父首先看见的是两个穿黑马夹胸前贴着长圆形白布的人。他断定这两个人是“埋尸队”队员，被日本人临时雇来的中国劳力。他们身上各倚负着一具血肉模糊的人形，想来便是死里逃生的中国战俘了。另一个战俘还能自行站立，一手抱住左肋，那里也是大片暗色血渍。英格曼神父问他们一共有多少战俘殉难。他们答不上来，说刑场就有好几处，来不及埋的尸首会被烧掉。
“阿顾，立刻去把急救药品拿来，多拿些药棉，让他们带走。”英格曼的意思很明显：此处不留他们这样的客人。
持短枪的人并没有收起进攻的姿势，枪口仍指着英格曼神父：“你要他们去哪里？”
“请你放下武器和我说话。”神父威严地说。
持短枪的人30岁左右，军服虽褴褛，但右胸的口袋别了一支钢笔。他说：“很对不住您。”
“你们是要用武器来逼迫我收留你们吗？”英格曼说。
“因为拿着武器说话才有人听。”
法比.阿多那多大声说：“干么不拿着枪叫日本人听你们说话呢？”
英格曼制止道：“法比。”他转过头来对持短枪的人说：“军官先生，拿武器的人是和我谈不通的。请放下你的武器。”
军官先垂下枪口，当兵的也跟着收了姿势。
陈乔治这时出现了，气喘吁吁地说：“刚刚烧了些热水，去洗洗伤口，包扎包扎吧！”他转身向英格曼神父说：“怕血淌得太多，救不过来了。先到我屋子里，上上药，把伤裹一下。”
英格曼神父对两个埋尸队的人说：“去吧，先把他们的伤治一治再说。”
阿顾一听这话，得了赦令似地上来，帮着埋尸队的两个人往陈乔治屋里抬伤员。陈乔治的屋紧挨伙房，门开在一人高的煤池后面，还算隐蔽。
这一夜女孩们都没睡。她们在天微明时看见窑姐们把几幅旧窗幔洗出来，搭在临时牵起的麻绳上晾晒。那些窗幔要给伤员们当铺盖。
早餐后英格曼神父一身弥撒大袍，法比.阿多那多发动了那辆老旧的“福特”轿车，两人神色匆匆地出门去。直到晚餐前两人才回来，英格曼神父一脸病色，两眼空洞，上楼时两手都抓不住楼梯扶手。女孩们在晚自习时问法比.阿多那多，发生了什么事让英格曼神父如此失态。阿多那多告诉她们，从安全区回来的路上，他和英格曼神父差点挨日本兵的子弹。女孩们追问，日本兵难道敢对一个美国神父开枪？阿多那多想说什么，大喉结提起又坠下，三番五次，还是摇摇头把话忍了。
书娟和她的女同学们是在两天之后才从窑姐们嘴里知道阿多那多究竟向她们瞒下了什么。当时窑姐们吵闹抱怨夜里太冷，睡不着觉，要求在仓库里生一个火盆。阿多那多对她们说：“还嫌冷？晓不晓得我和英格曼神父为什么差点给日本兵打死吗？”他把事情告诉了她们。他们的车从安全区开回来时，原先走的街道着起大火，只得从小巷绕路，天刚擦黑，六个日本兵正堵住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在剥衣裳。英格曼神父叫阿多那多停车，他刚说了一句英文：“看上帝面上，你们也有姊妹。”日本兵便一梭子子弹打过来。若不是阿多那多车开得快，日本兵就把他们两个眼证给灭除了。书娟姨妈和她的女同学们假如不与窑姐们再次冲突，也不会从她们口中知道这个事。冲突是这样引起的：喃呢和玉笙搭伙把她们的便桶往楼上厕所抬的时候，正是女孩们起床的时间。女孩们叫她们先抬下楼，等她们去上课再抬上来。喃呢不满了，说几十斤重一桶粪，抬着上楼下楼是好玩的吗？女孩们便指控她们吃得多拉得多。玉笙回嘴说，全南京的金枝玉叶也好，良家妇女也好，婊子窑姐也好，在日本鬼子那里都一样，都是扒下裤子，两腿一掰，不信呀？去问问英格曼神父，问他前天看见什么！不然去问问那个假江北佬阿多那多，那个给一帮子日本鬼子搞得哇哇哭的是不是谁家千金？
女孩们知道了这件事，才真正知道什么叫恐怖。恐怖不止于强暴本身，而在于强暴者面前，女人们无贵无贱，一律平等。对于强暴者，知羞耻者和不知羞耻者全是一样：那最圣洁的和最肮脏的女性私处，都被一视同仁，同样对待。
还需要一些年，书娟姨妈才真正明白英格曼神父那天从安全区回来的病容是怎么一回事。不完全因为他目睹一场轮奸，也不完全因为他请求安全区收留教堂里避难的中国伤兵和几十个妓女遭到婉言拒绝。安全区负责人告诉英格曼神父：日本兵已几次来安全区搜捕中国军人。
日本人见了中青年男性平民就逮走去枪毙，相比之下反倒是美国教堂更能提供庇护。至于妓女们，安全区保护不了她们，日本兵搜寻年轻女人的疯狂甚至超过搜捕中国士兵。那天英格曼神父的气息奄奄也不仅因为看见日军的吉普车在一米多高的中国人尸体上翻越；似乎从江边漫卷而来的焚烧战俘的焦臭烟雾也不是他魂飞魄散、万念俱灰的原因。他在1948年冬天离开中国时，对去码头送行的书娟和其他女学生说，他非常失败--作为上帝的使者，作为普通人都失败得很。他还想把乱在1937年冬天的心绪理清，说着说着，发现自己更乱了。我猜他的迷乱是感到自己上了当：真有上帝，上帝怎会这样无能？他一定是为他的上帝找了许多借口，其中之一是：上帝把一幅地狱画卷展现给人们，一定有一个重大的启示。而他完全解答不了这启示。
书娟姨妈和她的同学们很快和伤兵们厮混熟了。伤兵们恢复了一点元气，出太阳时会到院子里坐坐，捉捉虱子。他们把打仗的事讲给女孩们听，虽然是败仗，也让他们在女孩们眼里个个成了大英雄。他们一个一个地讲到战死的战友们，有时突然停顿了，过一会说：“记不太清了。”他们唯一不讲自己如何被俘，如何被整连整营地集中起来，静静地等待发落。他们不愿讲日本兵怎样把手指粗的绳子绑在他们的手臂上，而他们一动不动，整整齐齐给绑成一串又一串。他们靠猜想来领会日本人下一步会对他们做什么。那一夜冷极了，他们相依为命，就那样成串地给绑着，坐在潮湿的泥土地上。虽然连打了几天几夜的仗，已疲惫不堪，但伤口像长了利齿一样咬得他们无法入睡。天刚亮日本兵开始了新的调度，要他们排起队伍向江边出发。有人感到了不祥，却还是步伐整齐地随队伍朝江边行军。队伍一望无际，唯一的宽慰是他们和战友们一块行进，即便真是赴刑场也不孤单。
伤员们即便想对女孩们讲，也讲不清他们怎么在江边的滩头上一蹲一天，等到了天再次黑下来；一天前还打算决一死战的一群人，竟然在那一刻如此听天由命，任几十挺机关枪对着他们齐鸣。似乎谁嘶喊了一声：“兄弟们，上当了！和他们拼吧！”上万人变成一堆抽搐的血肉，是眨眼间的事。伤员中有个叫李全有的上士，他不是被埋尸队从尸体堆里刨出来的。他的逃生是个奇迹：一颗子弹正巧射中了他的右臂，打断了绳索，他拖着断手滚到江水里，又在黎明时分游回满是血水的江岸，遇上了埋尸队。伤兵们不愿对女学生们讲这一段，还因为从戎一生，想都没想过如此窝囊下场：乖乖地走进自己的坟穴，如此守纪律地一排排应枪声倒下。为此他们红着眼呆呆地想，对日本人那样信任，那样乖顺，是他们失败中最可耻的失败。
英格曼神父从安全区回来的第三天，来到伤员们的住处。他已知道那位口袋插钢笔的军官姓戴，是教导总队的教官，伤最重的叫王浦生，才17岁。王浦生头上脸上缠满纱布，只有右臂没有挂花。见神父进来，他躺在那里把右手举到太阳穴，行了个军礼。英格曼神父突然改变了嘴里的话。他来时口中排好的第一个句子是：“非常抱歉，我们不能够把你们留在这里养伤。”这时他对着敬礼的王浦生一笑，嘴唇启开，话变成了：“好些了吗？”他知道这就非常难了。假如预先放牢在舌头尖上的话都会突然改变，他更没法临时调度其他逐客语言。他想说服伤兵们离开教堂，去乡下或山里躲起来。他们可以趁夜晚溜出教堂，粮食和药品他都为他们备足了。而一见王浦生缠满绷带的面孔，整理编辑得极其严谨的说辞刹那间便自己蜕变，变成以下的话：“本教堂可以再收留诸位几天。不过，作为普通难民在此避难，诸位必须放弃武器。”
伤员们沉默了，慢慢都把眼睛移向戴教官。
戴教官说：“请允许我们留下两个手榴弹。”
英格曼神父素来的威严又出现了：“本教堂只接纳手无寸铁的平民。”
戴教官说：“这最后的两颗手榴弹不是为了进攻，也不是为了防御。”他看了所有人一眼。
英格曼神父当然明白这两颗手榴弹的用途。他们中的三个人做过俘虏，经历了行刑。用那两颗手榴弹，结局可以明快甚至可以辉煌。对战败的军人来说，没有比那种永恒的撤退更体面、更尊严了。走运的话，还可以拖几个敌人垫背。
英格曼神父说：“假如那样，你们便不是手无寸铁啊。”
一个叫李全有的上士说：“戴教官，就听神父的吧。”
戴教官沉默了一会，抬起眼睛扫视全体伤员：“赞同李全有的举手。”
没人举手。
英格曼神父说：“假如手榴弹拉响，日本人会指控本教堂庇护中国武装军人。那么本教堂收留难民的慈善之举，将会变成谎言。”
伤员们一动不动。神父陪着他们沉闷了一刻，转身走出门。他知道他该说的都说了。
下午戴教官和李全有把两枝枪、五颗手榴弹、二十发子弹交给了英格曼神父。阿顾和陈乔治拿出几身便服，换下了伤员们的军装。
晚饭后，女孩们想趁晚自习之前的空闲和伤员们聊天，还没走近就听见红菱的扬州话叽哩呱啦：“我们是土包子，只有玉墨在上海住过，她会跳……”
然后女孩们听窑姐和伤兵们一块起哄：“玉墨！给个面子嘛……”
书娟挤到女孩们最前面，听那个叫玉墨的窑姐说：“人老珠黄了，扭不起来了！”
“早听说藏玉楼的玉墨小姐，今天总算有眼福了！”叫李全有的上士喝彩。
书娟看见玉墨扭动着黄鼠狼似的又长又软的腰肢，跳起舞来。其实书娟知道这叫伦巴的舞在她父母的交际圈里十分普遍，但她认为给玉墨一跳便不堪入目。她认为玉墨动作下流、眼神猥亵，就是披着细皮嫩肉的妖怪。她隐约记得半夜给父母吵骂惊醒时听到的名字：赵玉墨。她还记得母亲在父亲生病时说：“什么贱货？还寄了参来！我买不起参吗？不写她赵玉墨三个字我就不知道是她了吗？”每回“赵玉墨”三个字从母亲嘴里吐出，都是被母亲一嘴白而齐的牙嚼得碎碎的。书娟此刻不能断定那玉墨就是这扭动如虫的玉墨。看看这个贱货，身子作痒哩，这样狂扭。
玉墨一直垂着眼皮，脸是醉红的，微笑只在两片嘴唇上。她扭到戴教官面前，迅速一飞眼风，又垂下睫毛。玉墨是厉害，一贯淑女，含蓄娇羞不失大方，只在这样的霎时放出耀眼的锋芒，让男人们觉得领略了大家闺秀的风骚。戴教官脸红了。
玉墨扭着，从戴教官身边移开，移到李全有面前。李全有是老粗，觉得女人身子和他只隔两尺距离两身衣裳，浪来浪去，实在让他受洋罪，他嘿嘿傻笑，手足无措。李全有坐在王浦生的床沿上，小小年纪的新兵一眼不眨地盯着玉墨柔软的腰肢和胸脯，忘了手里拿的一把纸牌了。和他玩牌的是豆蔻，回头看一眼把王浦生迷得两眼发直的玉墨，转过脸在他那只好手上打一巴掌。
豆蔻不知道隐藏自己的妒嫉，她又懒得像玉墨那样学一身本事。王浦生给她一打，回过神来，朝她笑了。这个大孩子一笑两只嘴角全跑到绷带里去了。豆蔻看着爱得心疼。豆蔻比大男孩王浦生还小两岁，才十五，是打花鼓讨饭的淮北人从灾区拐出来、卖到堂子里的。
豆蔻在七岁就是个绝代小美人，属于心不灵口不巧心气也不高的女子，学个发式都懒得费事，打牌输了赌气，赢了逼债，做了一年，客人都是脚夫厨子下等士兵之流。挨了五年打，总算学会了弹琵琶。身上穿的都是姊妹们赏的，没一件合身，还有补丁。妓院妈妈说她：“豆蔻啊，你就会吃！”她一点不觉得屈得慌，立刻说：“唉，我就会吃。”她唯一长处是和谁对路就奉上心肝伺候人家。
豆蔻说：“你老看她干什么？”
王浦生笑着说：“我没看过嘛。”
豆蔻说：“等你好了，我带你到最大的舞厅看去。”
王浦生说：“说不准我明天死了哩。”
豆蔻手在他嘴上一拍，又在地上吐口唾沫，脚上去踏三下。“浑讲！你死我也死！”
豆蔻这句话让红菱听见了，她大声说：“不得了，我们这里要出个祝英台了！”
这一说大家都静下来。玉笙问：“谁呀？”
红菱不说，问王浦生：“豆蔻刚才对你说什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