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任命的第三个都督是吕蒙。吕蒙原是陆口守将，没有担任大都督的职务。他和陆逊密谋取荆州之时，把守将的名义让给没有名望的陆逊，自己以养病为名，上书辞职。目的是麻痹关羽，使他专注抗魏，不复防矣。一切布置就绪，关羽上了圈套，东吴方面开始行动。可在这里又出了一点小小的波折：孙权召吕蒙商议曰：“今云长果撤荆州之兵，攻取樊城，便可设计袭取荆州，卿与吾弟孙皎同引大军前去，如何？”孙皎字叔明，乃孙权叔父孙静之次子也。蒙曰：“主公若以蒙可用，则独用蒙；若以叔明可用，则独用叔明。岂不闻昔日周瑜、程普的左右都督，事虽决于瑜，然普以旧臣而居瑜下，颇不相睦；后因见瑜之才，方始敬服。今蒙之才不及瑜，而叔明之亲胜于普，恐未必能相济也。”
吕蒙在这里所提出的问题是用人原则上的：用人必专，不专必败。所谓专，就是指在一定职权范围内，只能有一个人做最后的决定权，作为三军统帅尤其如此。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出现不专的情况，吕蒙说了两种：
一种是命令一个人负主要责任，却又命令自己的亲信或亲属当副手。名为副手，实际上他还有一层亲信或亲属关系，就会要求与主要负责人平起平坐，或甚至压倒他。这样在处理问题时就不可能专一，形成不了一致的意见，在紧要关头，导致失败。孙皎是孙权的叔伯兄弟，其亲可知，如果他不听节制，法不能加于他，就不好办了。正是从这一点考虑，吕蒙拒绝和孙皎一同领兵。另一种是后起的年轻领导负主要责任，却令老资格的当副手，这也容易造成不协调的局面，吕蒙说的周瑜和程普就是这种关系。程普刚开始以老臣身份不听周瑜调遣，可后来看到周瑜确实真正有才才表示佩服。这里是程普修养比较好，若是换了一味计较个人地位高低的人，那战争要取得胜利就很困难了。
孙权任命的第四个都督是陆逊。刘备大军出川之时，细作报知孙权，孙权向文武官员问计：“蜀兵势大，当复如何？”回答他的是“默然”。以致孙权不得不深深叹息：“周郎之后有鲁肃，鲁肃之后有吕蒙；今吕蒙已亡，无人与孤分忧也！”所谓“无人”实际上是有人，只是此人这时还没有出来。因为这时形势尚不十分紧张，一般将领似乎也可御敌。等到刘备大军深入，不准东吴求和，孙权无计可施的时候，陆逊才被举荐出来，以不知名的身份，担当起力挽狂澜的重任，这就显示出人才的重要，特别是杰出人才的重要。起用陆逊担任彝陵战役的指挥，遇到了重重阻力，一是因为他年轻，二是因为他没有名气，三是因为他是个书生。从一般情况上看，年轻经验不足，没有名望就不能服众，书生就不懂军事。但是陆逊却突破了一般的情况。阚泽保荐陆逊时说：“此人名虽儒生，实有雄才大略，以臣论之，不在周郎之下；前破关公，其谋皆出于伯言。主上若能用之，破蜀必矣。”这一次因为反对陆逊当都督的人太多，所以孙权的行动更加明朗、严肃。这个时候的孙权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掌领江东已经二十二年，在用人方面，积累了足够的经验，所以他一听到阚泽的保举，心中就豁然开朗，随即以不同前三任都督的仪命仪式，庄严地授封。他命人连夜筑坛，次日召集百官聚于坛前，请陆逊登坛，拜为大都督，右护军镇西将军，进封娄侯，赐以宝剑，令掌六郡八十州兼荆楚诸路军马。彝陵之战，应归功于陆逊，但如果没有孙权大胆启用年轻人的胆识，陆逊也不能大显身手。
这四次重大的人才选拔使用，充分体现了孙权的知人之明和用人的胆量，对他事业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
10.使用人才要不避亲仇
[原文]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
[大意]推举外人的时候不去避开仇人，举荐亲人的时候不避开自己的儿子。
韩非子在谈到人才的选拔和使用时，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也就是演化为后来的“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可见在韩非子的眼里，人才的选拔和使用是不能凭领导者的好厌来的，必须要量才录用，任人唯贤。
中国历史上任人不避仇的例子有很多，齐桓公对管仲的任用便是一例。
春秋战国时代，齐桓公想用鲍叔牙为相，鲍叔牙对他说：“我不如管仲，你如果想成就霸业，就请把管仲救出来，任他为相。”当时，管仲被囚禁在鲁国。齐桓公说：“管仲是杀害我的凶手，我恨不得杀了他，怎么能用他！”鲍叔牙说：“管仲是为自己的君主射杀人，你如果任他为臣，他也会为你射杀别人。”齐桓公不答应，鲍叔牙坚辞不受。最后，齐桓公还是从大局出发，听从了鲍叔牙的建议，把管仲救了出来，并任为相国，结果，齐国大治，很快成为春秋霸主。
任人不避仇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可见人才的确是“兴邦治国”的基石。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并不是要我们刻意去使用自己的仇人或者亲人，我们使用的人必须是个人才，能够带领大家开创出一番事业，这样才不会违背这句话的初衷，如果违背了，那么会为自己带来灾难般的后果。
世界上的许多大的企业，多是由管理和经营天才们创建起来的。因此，这些公司和企业在私有制度下，多为家族产业。但是，历史的规律却往往是这样，第一代创业者的经营天才往往很难为其第二代继承者所拥有，结果，这曾经辉煌灿烂的大企业，在传到其第二代继承人手上时，因为领导人任人唯亲，不忍心放弃家族产业，结果便会导致企业的衰败，甚至是破产。
我们来看下面这两个失败的例子。
一个便是美国的福特汽车公司。美国汽车大王福特家族的起落沧桑，无不与使用人才有关。福特家族的创始人亨利·福特一世从1889年开始，曾两度尝试创办汽车公司，结果，都因缺乏管理企业的本领而失败。失败使老福特聪明起来，他便聘请了一位叫詹姆斯·库兹恩斯的管理专家出任总经理。库氏上任后，采取三项重大措施：一是进行市场预测，得出结论：只有生产美观、耐用，定价500美元左右的汽车才能打开销路；二是组织设计了世界上第一条汽车装配流水线，把劳动生产率提高了80多倍，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三是建立一个完善的销售网。三条措施的实施，使福特公司在短短几年里，一跃登上世界汽车行业第一霸主的宝座，老福特也由此而获得“汽车大王”的称号。
但是在成功和荣誉面前，老福特开始头脑发昏，同时由于担心公司大权旁落，抢去他福特创办的事业，他变得独断专行，听不得不同意见，许多人才纷纷离去，连库兹恩斯也被排挤离去。从此，福特公司失去了生机，丧失了开发新产品的能力，在长达19年的时间里，只向市场提供了一种车型，而且都是黑色的。福特公司终于被它的主要对手通用汽车公司击败。1945年，老福特的孙子福特二世继承祖业。好在福特二世是一个懂管理的人才。为了挽救公司这个烂摊子，他聘用了一些杰出的管理人才，比如原通用汽车公司副总经理内斯特·布里奇，担任过美国国防部长的麦克纳马拉，当过世界银行行长的桑顿等。这些人对福特公司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公司重新焕发了生机，利润连年上升，并推出了一种外形美观，价格合理，操作方便，适用广泛的“野马”轿车，创下了福特新车首年销售量最高的纪录，把“福特王国”又一次推向事业的顶峰。
正当这时，亨利·福特二世又走上了他祖父翻车的旧路。他独断专行，因自己年事渐高，生怕家族产业出问题，对公司里的杰出人才大加猜忌，布里奇、麦克纳马拉等只好离开福特公司。从1968年到1978年，他以突然袭击的手段，连连解雇了三任很有才华的公司总经理，1978年解雇的正是有杰出管理才能、后来使濒临倒闭的克莱斯勒公司起死回生的艾柯卡。整个公司沉闷压抑，人心浮动，人才外流。福特公司从此无所作为，从原有的市场上节节败退。面对大江东去的败局，福特二世不得不辞掉公司董事长的职务，把整个公司的经营权转让给福特家族外的专家菲利普·卡德威尔，结束了福特家族77年的统治。
另外一个例子，便是美国著名的王安电脑公司。1944年王安在哈佛大学的电子实验室工作，研究磁性记忆系统，发明了磁芯。1946年又造出第一架程序计算机。王安研究电脑成功后，于1951年创设了王安电脑公司，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在既掌握科学技术，又精通企业管理的王安博士的主持下，公司生产的不同性能、不同用途的电脑，不断更新换代，深受国际市场的欢迎。他目光远大，办事果断，懂得人才开发的重要，创办了王安学院和王安研究院，为公司输送了大批科技人才。在美籍华人开设的制造业中，王安电脑公司规模名列榜首。王安电脑公司把科学研究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使该公司的电脑能随着时代的脉搏一起和谐跳动，这家公司的产品信誉卓著，畅销南北美洲、西欧和日本等大市场。1982年年营业额达10亿美元。但是，1986年，年事已高的王安博士将王安电脑公司的接力棒送到了儿子王菲德手中。王安本应该把公司交给更懂管理和经营的其他人才，但他在选择继任人时，东方人的家族观念起了作用，一定要把父业传给儿子。王安的儿子王菲德，也是个电脑专家，但他的长项是技术，而不是管理。八十年代末期，世界电脑界的竞争日趋激烈，局势相当复杂，电脑更新换代的速度比人们买电脑的速度还快。王菲德的那点管理才能不足以应付这种竞争。结果不几年，王安电脑公司在王菲德手上破产了。
可见我们在使用人才时应该把才能放在第一位，在此基础上可以做到“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如果不注意合理使用人才，“任人唯亲的后果便将是一杯苦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