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兵临城下的时候，周幽王赶紧让虢石父点燃了烽火台，烽火燃烧了几天几夜，各诸侯国始终没派一兵一卒，他们以为这是在给褒姒逗乐，不愿意劳师动众地白跑一趟。镐京的兵马并不多，大将郑伯友率兵出去抵挡了一下，势单力簿，被敌人围住射死了。周幽王、虢石父，还有太子伯服一同逃到骊山，也被犬戎拿住杀害了，那个关在深宫中一直未曾真正笑过一次的褒姒，也被犬戎捉去了。
一曲荒唐的历史到最终闹剧最终导致了周朝的灭亡，后世也记住了“烽火戏诸侯”的典故，但遗憾的是，中国后来的历史还在不停的上演类似的闹剧和悲剧。
10.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原文]群臣百姓之所善，则君善之；非群臣百姓之所善，则君不善之。
[大意]群臣百姓所喜欢的，统治者就应喜欢，就去做；若不是群臣百姓所喜欢的，那统治者就不去喜欢，就不要做。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别的野史杂传且不说，单单就官方所谓正史的“二十四史”来说，就足够一个读书人读一辈子，举出其中的任何一方面，其治人精深独到之处都会令别的民族瞠目结合。不过，其中最精髓的部分还是那些关于人心所向的结论：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西周建立之后，经武王、尤其是周公的努力，为其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可是到了西周的第六代君王懿王之时，王室已经显露出了衰象。到了第九代君主厉王，形势就一发不可收拾，其原因直接与周厉王有关。
周厉王“好利”，把个人的利益置于阶级和国家的利益之上，由此而任用“好专利而不知大难”的荣夷公，引起了朝野强烈的不满。所谓“专利”，就是利用国家的权力控制生产资料、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而从中获利。当时的大夫芮良夫，已经看出了这种丑恶的行为将会给国家带来严重的危害，进谏厉王说：“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所怒其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是不布利而惧难乎，故能载周，以至于今。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
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
话已说到了“周必败”的地步，可对已经利令智昏的厉王，完全没有作用。他进而“以荣夷公为卿土，用事。”对这种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做法，不容国人没有责难，“国人谤王”，是所必然。
面对这种朝野上下沸沸扬扬的局面，周厉王采取了错误的对策——禁止一切批评的言论。他从卫国找来了一个巫人，“使监谤者”。非议者如被发现，即“杀之”。这样一来，“国人莫敢言”，但仍“道路以目”。周厉王只看到表面现象，沾沾自喜地对召公说：“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却很清醒，他看出在这表面平静的背后隐伏着严重危机。他告诉厉王说，这只是高压的结果，但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道理很浅显，接受起来竟如此困难。结果仍是“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这种状态好歹维持了三年，一场壅之于口而发之于心的大风暴终于发生了，国人“相与畔（叛），袭厉王”，把他抓住，流放到彘地（今山西霍县东北）。最后他就死在那里。这次事件，史称“国人暴动”。此后，西周王朝虽有“宣王中兴”，但王室因受到沉重打击，衰败的颓势已不可挽救了。
能对时局作出敏捷的反应，不可谓不“勤”。但他只是把国家的权力作为满足个人欲望的工具，奴役民众，大失民心，最终的下场当然就可悲了。
11.君主要能纳忠言
[原文]过而不听于忠臣，而独行其意，则灭高名为人笑之始也。
[大意]有过错却不听忠臣劝谏，而又一意孤行，就会一步步走向危险之境，最终导致身败名裂，为人耻笑。
在韩非子看来，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君主存在，能够听得进意见的君主，才能改正自己的缺点，使自己的国家走向富强，那些不听劝谏，一意孤行者，大多会身败名裂，为人耻笑。
历史上有名的暴君隋炀帝就是一个著名的反面教材。
隋炀帝因****而亡，是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但进一步考究，也与他的刚骄傲自大、拒谏杀谏有着直接的关系。
隋炀帝自认为才能比任何人都高，从不听人劝谏，我行我素，至死不回头。他曾经对虞世南说：“我生性不喜人劝谏。如果是达官，还想进谏以求官，我更不能饶他。如是卑贱士人，我还可以饶他，但决不让他出人头地。你记住吧！”甚至还说：“有谏我者，当时不杀，后必杀之。”
隋炀帝即位不久，就依仗他父亲节俭勤政创下的基业，大兴土木，赏赐无度，追求享乐，四处游玩。一些忠直大臣都担心这样下去将不利于隋朝的长治久安，纷纷劝谏或议论，希图他改正过来，但却遭到隋炀帝的诛杀。
最突出的事例是发生于大业三年的高颖、宇文弼、贺若弼被杀害，苏威也因此被免官。杀害的罪名是“诽谤朝政”，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炀帝下诏收集北齐、北周故乐人及天下散乐，太常卿高颖劝谏说：“此乐久废，现在要征集，恐怕那些没有见识的人会放弃原来的正宗而追逐这些末流，相互教习而传播开来。”炀帝听了很不高兴。高频又对太常丞李懿说：“北周天元皇帝因好声色而亡，殷鉴不远，怎么可以再这样呢？”
二、炀帝为了向突厥启民可汗炫耀富有，令宇文恺制造大帐，可容纳数千人，在帐内设宴款待启民可汗及其部落人众，又赏赐启民帛二十万段，其属下依次有赏。如此的铺张浪费，高颖等人看不过去。高颖对太府卿何稠说：“启民可汗这个人熟悉中原的虚实，山川的险易情况，恐怕要成为以后的祸患。”又对观王杨雄说：“近来朝廷极无纲纪规矩。”礼部尚书宇文弼私下对高颖说：“周天元皇帝的奢侈，用现在的情况与之相比较，不是更加厉害了么？”光禄大夫贺若弼也私下议论宴请启民可汗过于奢侈了。
三、炀帝下诏征发丁男百余万修筑长城，尚书左仆射苏威直言劝谏，炀帝不听。宇文弼认为：“修长城的徭役，根本不是急务。”
高颖、贺若弼、宇文弼等人劝谏或议论的事情，切中时弊，隋炀帝非但不反省自己，反而将他们全部杀死。高颖是隋朝的开国元勋，是平陈战役的主要策划人，是辅佐隋文帝造就“开皇之治”的主要谋臣，为朝野所敬服。贺若弼是杰出的军事家，平陈战役的主将之一。宇文弼有文武干才，历任高官，皆有能名。炀帝平就嫉妒他们的才能，这次便抓住他们私议朝政的小事，扣上诽谤朝政的罪名，全部处死，充分暴露了其凶残专横的本性。
四、还有一件事也可以说明炀帝拒谏杀谏到何种程度。大业十二年（616年），隋炀帝的****已激起天怨人怒，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在四处燃烧，可是竟无人敢向炀帝讲真话。宰相苏威不愿意说假话，在炀帝问起“盗贼”情况时，就将身体隐藏在廊柱后面，好让炀帝看不到，不要问自己。一次，炀帝特地把他叫到跟前来问，他只好回答：“我不主管这些，不清楚有多少，只担心贼众离我们越来越近。”炀帝问他是什么意思。苏威说“他日贼占据长白山，现在已近在汜水。”炀帝听了很不高兴。后来，炀帝又问他征伐高丽方面的事情，苏威想让炀帝知道实情，但又不敢明说，只好回答：“这次战役，希望不要发兵，只要赦免群盗，自可得到精兵数十万，可派他们去东征。他们喜于免罪，必会争立功劳，高丽就可以消灭了。”炀帝听了十分不高兴，找茬儿将苏威削职为民。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炀帝还打算从洛阳到江都去游玩。右侯卫大将军赵才劝谏说：“如今百姓疲劳，府藏空竭，盗贼蜂起，禁令不行，希望陛下回京城，安定黎民百姓。”炀帝勃然大怒，令将赵才逮捕下狱，十天后才释放出来。大臣们都不想去，但炀帝去的决心越来越大，没有一个人人敢站出来谏阻。
隋炀帝不仅拒谏杀谏，而且不愿听臣下反映社会上的实际情况。大臣虞世基知道他“恶闻”农民起义的消息，只要看到有这方面的报告，便“仰损表状，不以实闻”。东都的越王杨侗被瓦岗军攻得招架不住，派元善达到江都向炀帝告急求援，反而被认为是诳骗圣上。有个宫女向炀帝报告：“外闻人人欲反。”这本是实情，炀帝竟令将她杀死。宿卫的禁军士兵有时也偶尔谈起这方面的情况，萧皇后明知是真情，也不得不说：“天下事一朝至此，势已然，无可救也。何用言之，徒令帝忧烦耳。”从此就再无人提及这方面的事情了。隋炀帝利用他的淫威，终于迫使包括皇后在内的怕有人都说假话，都在欺骗他自己，的确是无可救药了。
不久，宇文化及等人发动政变，将隋炀帝勒死在江都宫中，隋朝也就随之灭亡了。炀帝不听劝谏可以说是到了偏执的程度，他的性格缺陷最终导致了隋朝的灭亡和李唐王朝的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