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是典型的靠武力得天下的王朝，创业之初的军事强大自不消说。在取得统治地位后，军事实力飞速下降。驻在内地的蒙古军兵，军官例由贵族子孙世袭。他们与汉人杂居日久，日益沉迷声色，饮酒欢歌，只知道剥削聚敛，甚至不能挽弓骑射。兵士也多是老病幼弱，甚至雇人代役，不习器仗，更不懂战阵。武宗以后来，皇室间的权位争夺，主要依靠钦察、阿速等部组成的军兵，皇室也依靠他们作为可靠的卫军。江南地区经济最为发展。这些地区的蒙古军兵，也最为颓靡腐败。繁盛的都会扬州、镇江、建康，元初设置七个万户府，由宗王镇守。顺帝时有起义者36人聚集茅山道宫，出没作战。元朝调集三省兵上万人捕剿，被起义者打败。时人说：“从此天下之人，视官军为无用。”河南、两淮之地，镇戍军兵不多，又不能作战，遇有人民反抗，州县要请命于大府，大府要请命于朝廷，然后才调兵去镇压，起义者早已远去。作为元朝国家机器重要组成部分的军队，衰败废弛，元朝的统治难以维持了。
◆元帝国对官吏的控制——吏治腐败指数9′
蒙古官员的贪污腐败，跟他们的初期武功一样，在历史上也属空前。1303年，第八任大汗铁木儿曾大力整顿官吏，一次就有18473个贪官撤职。（《中国人史纲》）蒙古帝国的另一个特征是官员特别多，一块玉石的发掘或一张弓的制造，都会有若干官员管理，所有官员都靠贪污勒索维持高级享受。
元朝末期，贪污剥削愈来愈严重。政府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官吏敛刮的花样无奇不有。“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日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元史·百官志》）到了顺帝时，一切腐败现象达到极点，蒙古贵族和喇嘛僧的跋扈，官吏的贪污，地主豪强的专横，与日俱增。以顺帝为首的蒙古王室，也是“丑声秽行，著闻于外”。元朝的统治走上了崩溃的道路。
另一方面，元朝采取重吏轻儒的用人方针，与前后朝代明显有异。真正的儒士得不到重用，却大用擅长祸害人民的吏卒，政治腐败的速度因此大为加剧。元末人总结说：“不用真儒以治天下，八十有余，一旦祸起，皆由小吏用事……坏天下国家者，吏人之罪也。”
◆元帝国对财富的控制——税赋沉重指数10′
自世祖以来，元朝的财政税收政策，多次变动，长期无法解决。与其他王朝相似，元朝在中后期也长时间为财政问题所担忧，财政收支巨大，入不敷出。而同其他王朝相比，元朝的财政支出制度尤其混乱，缺乏章法，表现出比较明显的盲目、随意性。
从纵向看，尽管个别时期情况曾有所缓解，但元朝的财政危机总体而言是日益恶化。早在忽必烈去世前夕，国家财政已经出现赤字。成宗时期“动辄巨万，岁入之数，不支半数”。此后元朝的财政勉强维持数十年不崩溃，是以大幅度增加对百姓的搜刮为前提的。元朝重视商业。商税是元政府一项重要的收入，元朝商税的名目多至三十余种，而且随着钞价的下跌而日日上升。从世祖至元至文宗天历之间，政府所增的商税不啻百倍，官僚地主和富商大贾有免税的特权，受害的都是小商民。
到顺帝时，财政已经到了难以挽救的地步。元顺帝和脱脱企图用改造钞币的办法来挽救危机，结果是加速了经济的崩溃。这种恶劣的财政状况，统治集团的奢侈浪费应该负主要责任。
◆元帝国对意识的控制——舆论钳制指数8′
知识分子向来以“社会的良心”自居，他们承担着社会舆论导向的功能。元朝把职业的等级分十级：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儒者的地位比娼妓还低。传统的知识分子被赶出统治阶层之后，无处发泄、也不敢公然发泄不满情绪，只好转向借助民间戏剧来间接表达，著名的元曲就是因此而来。
◆元帝国人心向背问题——人民痛苦指数10′
蒙元的高压政策，激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元朝灭宋以后，江南地区的人民反元斗争，即在四处兴起。蒙古用残酷的杀戮来镇压，但再多的流血都堵不住全民族愤怒的火山口，汉人的反抗，跟蒙古人的统治相始终。仁宗以后，斗争逐渐发展到淮北和黄河流域，形成较大的规模。顺帝时期，这一地区的斗争逐步形成起义的中心。自西南到东北，到处点燃了燎原的星火。
从元末起义组织白莲教的兴起来源就可以看出元朝多么的不得人心。白莲教原是佛教中的一个神秘支派，以反抗****为重要宗旨，“白莲花开，弥勒佛降世”。后被起义者利用，宣称“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将要到来”，借以鼓舞人民反对黑暗的元朝统治。所以又称“光明教”。白莲教的首领韩山童称“明王”，他的儿子韩林儿称“小明王”，都体现其教义宗旨。朱元璋不仅信仰白莲教，而且取得政权后，就定国号为“明”。
◆元帝国领导人的统治魅力——帝王糊涂指数6′
元朝统治者留给历史的最大印象就是缺乏文治，着重武功，常听见蒙古人以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的论调。
“不着眼于奢侈品物，不留恋于豪华的生活，终其生以征伐为能事。”（黄仁宇语）成吉思汗的动机使后人不易猜测。西方的书籍一致传说他曾对人称：“人生最大的快慰在于战胜，在于克服敌人，在于追逐他们，在于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所爱者哭泣，骑他们的马，搂抱他们的妻女。”
忽必烈表现出双重性格，他以军事行动为政治上的手段，不像成吉思汗一样，以为征伐的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忽必烈开始尝试实行汉化。“只是蒙古人认为他的汉化过度，中国人则认为尚不够。这是历史上找不出一个同时管理草原文化与中国精密耕作而产生的文化之共通体制，因之忽必烈到处妥协，他留下的传统没有真实的力量。”（《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忽必烈之后的继承人鲜有大作为者。自成宗以来，蒙古贵族间又为争夺皇位和争夺权利的斗争，连绵不断，元朝的统治一直处在动荡不稳的状态。
末代皇帝元顺帝，把年号改为与忽必烈相同的“至元”，立志开创千秋基业，重塑祖辈辉煌，虽废除旧政，改革弊政，但虎头蛇尾，最终图治之心消失殆尽。
◆元帝国抵抗外族入侵的能力——防御薄弱指数5′
若要说起有外族入侵蒙元帝国，难免有些可笑。蒙古人之武功，只有他们“欺负”别人的份儿。“成吉思汗和他子孙征服的地区横跨欧亚，世界历史里还没有第二个帝国足以望其项背。一方面13世纪欧亚之间没有一个有力量的军事政治组织，足以号召抵御蒙古人从草原地带发动的大规模攻势；另一方面也由于缺乏铁木真这样的组织天才。”
但是，挫败还是有的。忽必烈曾远征日本出师不利，产生了日本“神风”的传说。元朝对日用兵两次。1274年的远征，朝鲜被用作跳板，联合舰队里利用了800艘大小船只，上载蒙古与朝鲜兵员25000人。在占领了沿岸几个小岛之后，他们在11月20日于九州博多湾登陆。日本军在完成防御工事之后等待援军的来临。当天战事胜负未决，是夜台风扫境；当蒙古人决心后撤时秩序大乱，据朝鲜方面的纪录所载，淹没于海中者达13000人。
公元1281年的远征已在南宋覆亡之后，兵力增大数倍。北方的进攻部队有蒙古和朝鲜部队40000人，船只900艘，仍循第一次路线前进；南方军由宋降将范文虎率领，有大小船只3500艘，载兵10万，由浙江舟山岛起航。规模之大，是当时历史上所仅有，战斗3个月间又有台风来临，船舶覆没数百艘。海陆军将领连范文虎在内率领巨舰逃脱，淹没的军士难以计数。陆上残存部队则被日军在滩头拘捕集体斩首。朝鲜方面称，损失数在参加者半数以上而略强，中国与蒙古的死亡人数无纪录。日本方面的记载指出：“蒙古轻骑兵不能发生力量，而中国军则装备低劣，士气消沉。”
公元1293年忽必烈派兵渡海攻爪哇，也没有达到期望的效果，远征军虽然登陆成功却在土人反攻时，受挫折死伤惨重。这样看来在忽必烈的晚年，世界历史中最伟大的陆上强国已到了它发展扩充的极限。但是，这些挫败终归是侵犯受挫，而不是被侵犯。蒙元帝国并无大的外患之忧。
◆元帝国抗击天灾人祸的能力——物资储备不足指数9′
正如前文提及，元朝正赶上14世纪全球大灾害。在各个蒙古汗国内外，从欧亚大陆一端的冰岛和英国，到另一端的日本，各国都苦于瘟疫、饥荒、农业减产、人口下降以及社会****，几乎没有一个社会能免遭其中的某些灾害。元帝国在14世纪中，至少有36个冬天异常严寒，比有记载的任何一个世纪都多。在黄河流域地区，水灾与旱灾在14世纪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发生得都要频繁。14世纪四五十年代还发生了极为严重的瘟疫。末代王朝几乎年年有饥荒的记载，这些饥荒导致人口大量死亡，政府要花大量钱财进行赈济，而财政危机又使得储备不足。自然灾害使众多的百姓背井离乡、陷于贫困，酿成了14世纪50年代破坏全国的起义运动。
◆元帝国对宫廷后闱的控制能力——宫廷不稳定指数8′
末代皇帝元顺帝怠政时，皇太子和皇后奇氏积极干政，野心勃勃。他们与大臣哈麻联手，导致脱脱罢相。此后哈麻掌握大权，密谋废除顺帝，拥立皇太子，事败被杀。但皇太子和奇皇后仍然继续策划“内禅”，寻求支持者，朝臣也因而分为两派。右丞相和宦官朴不花（奇皇后宠幸者）拥戴太子，御史大夫等人站在反对面，双方争斗不一。混乱中，窝阔台系后人阳翟王趁机叛乱，派使节对顺帝说：“祖宗以天下付汝，汝何故失其太半？盍以国玺授我，我当自为之。”顺帝调兵征讨，许久才压平。
1367年皇太子和奇皇后再次希望借助重臣扩廓兵力迫使元顺帝让位，扩廓不从，其同盟关系破裂，引发内讧，北方局面一片混乱。此时崛起的朱元璋对内讧不断的元廷发起了致命一击。
◆元帝国振衰起废的变革能力——应变力匮乏指数8′
面对严重的财政危机，武宗海山汗曾实行过一次鲁莽的“新政”。他不是采取缩减开支和裁减冗官的政策，而是通过重建尚书省以增加税收。海山的一系列新政策，虽然对税收减少的现象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但纸钞的过量发行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及物价的涨幅。海山的本意无疑是想迅速解决当时严峻的财政问题，但他所选择的这个捷径更加恶化了所面临的问题。新政仅仅实行了16个月，它的失败标志着元朝政治上由盛向衰的转变。武宗海山的莽撞行事让帝国开始呈现出虚弱的态势，他就像清代的嘉庆一样，背负着整个帝国的转折点。
帝国末年为了挽救政权危机，缓和已极度紧张的社会矛盾，元顺帝也进行了一次改革尝试。首先即恢复了科举取士，争取汉人官僚支持。但是，蒙古贵族内部的倾轧，使得改革执行者脱脱自身难保，可想其效果了。
其次，顺帝下决心治理黄河，其中，贾鲁治河疏浚河道280多公里；堵塞大小决口107处，总长达3里多；修筑堤防上至曹县，下至徐州，计770里。不仅成为元朝治理黄河的最大工程，在我国治河史上也属罕见。“这本是一件建设性的伟大工程，但它选错了时间，尤其是用错了方法；在人心沸腾的年岁中，把17万满怀怨恨的劳工，从他们的家乡强逼征调，集中在一起。完工之后，又没有妥善安置，而任他们向四方流散。”（柏杨语）正是治理黄河的机遇不对，促成了刘福通的红巾起义。元顺帝妥欢帖睦尔在国家的治理上是有他自己的想法和抱负的，然而这些改革却无法拯救元帝国搞散了的人心。
◆元帝国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中央权力分散指数9′
蒙古帝国是一个超级大帝国，地域之广，几乎无法作有效的统治，成吉思汗采取分制的制度，把他们的帝国分为几个汗国，像历史上所有的分封一样留下了统治隐患。到了忽必烈登上汗位，横跨欧亚的蒙古国开始走向分裂，元朝只获得了名义上的宗主国。忽必烈在位时，西北东北的宗室诸王一再发生叛乱，对大一统局面造成了威胁。
在对中国本土领域的统治上，元朝实行行省制度。总体来看，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元朝行省极少扮演体现地方独立性、代表地方利益的角色，相反主要起到了搜刮财富的作用。元朝表面上控制了地方，实际上中央集权能力很脆弱。
◆元帝国处理多民族融合的能力——民族不和谐指数9′
元世祖至元时，把居住在当时中国境内的人分为四等。元朝政府采取各种方法来固定这些民族的等级。在统治机构中：长官和掌权的官吏都是蒙古人或色目人，其次才是汉人，而南人在宋亡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几乎很少人在中央做官。在《元典章》中纪录的很多法令，都是针对汉人、南人制定的，并且指出蒙古人不受这些法令的约束。作为少数民族君临天下，其统治带有强烈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
元朝蔑视汉族，但是对于其他少数民族来说，却是一次大融合的机会。我国另一个重要的民族——回族就是在元朝形成。随着蒙古对中亚和西亚的征服，大批信仰******教的突厥、波斯、阿拉伯人移居到中国，当时的文献称之为回回人，为色目人之一。以元朝回回人为主，最终形成了中国的回族。尽管存在汉化迟滞问题，蒙古人和色目人与汉族的杂居却巩固了大一统的局面。
结论：大元末年的衰败指数=武装失控指数8′+吏治腐败指数9′+税赋沉重指数10′+舆论钳制指数8′+人民痛苦指数10′+帝王糊涂指数6′+防御薄弱指数5′+物资储备不足指数9′+宫廷不稳定指数8′+应变力匮乏指数8′+中央权力分散指数9′+民族不和谐指数9′=99分
指数说明：良1－2分；中3－4分；及格5－6分；差7－8分；很差9－10分。分数越高，危险系数越高。最高分合计120分。其中，绿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区，黄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警惕区，红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危险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