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一看杜松分散兵力，心里暗暗高兴，集中八旗的兵力，一口气攻下萨尔浒明军大营，截断了杜松后路。接着，又急行军援救界藩。正在攻打界藩的明军，听到后路被抄，军心动摇。驻守在界藩的后金军从山上居高临下地压下来，把杜松军杀得七零八落。努尔哈赤率领大军赶到，把明军团团围住。杜松左右冲杀想要突围，突然一箭飞来，正射中他的头部，杜松从马上栽下来死去。部下明军被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一路人马先覆灭了。
北路的马林从开原（今辽宁开原）出兵，刚刚到离开萨尔浒40里的地方，得到杜松兵败的消息，吓得急忙转攻为守，就地依山，扎下营垒，挖了三层壕沟，准备防守。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兵力从界藩马不停蹄地赶来，攻破明军营垒。马林没命地逃奔，才回到开原，第二路明军又被打散了。
坐镜沈阳的杨镐，正在等待各路明军的捷报，哪想到一连两天接到的竟是两路人马覆灭的坏消息，把他惊得目瞪口呆。他这才知道努尔哈赤厉害，连忙派快马传令另外两路明军立刻停止进军。
中路右翼的辽东总兵李如柏本来胆小，行动也特别迟缓，接到杨镐命令，急忙撤退。山上巡逻的二十来名后金哨兵远远望见明军撤退，大声鼓噪，明军兵士以为后面有大批追兵，争先恐后地逃跑，自相践踏，也死了不少。
剩下的一路是南路军刘铤。杨镐发出停止进军命令的时候，刘铤军已经深入到后金军阵地，各路明军失败的情况，他一点也不知道。刘铤是明军中出名的猛将，他使用一把120斤的大刀，运转如飞，外号叫“刘大刀”。刘铤军军令严明，武器火药也多。进入后金阵地以后，连破几个营寨。
努尔哈赤知道刘铤骁勇，不能光靠拼硬仗。他选了一个投降过来的明兵，叫他冒充杜松部下，送信给刘铤，说杜松军已经到赫图阿拉城下，只等刘铤军去会师攻城。
刘铤没接到杨镐命令，不知道杜松军已经覆灭，信以为真，他怕让杜松独得头功，下令火速进军。这一带道路险狭，兵马不能够并列，只好改为单列进军。刘铤带兵走了一阵，忽然杀声四起，漫山遍谷都是后金伏兵，向明军杀来。刘铤正在着急，努尔哈赤又派一支后金兵穿着明军衣甲，打着明军旗帜，装扮成杜松军前来接应。刘铤毫不怀疑，把人马带进假明军的包围圈里。后金军里应外合，四面夹击，明军阵势大乱。刘铤虽然勇敢，挥舞大刀，杀退了一些后金兵，但是毕竟寡不敌众，他左右两臂都受了重伤，终于倒下。
这场战争从开始到结束，只有五天时间，杨镐率领的十万明军损失了一大半，文武将官死了三百多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
萨尔浒之役对努尔哈赤的意义远比对明朝的意义更为重大，因为后金输不起这一仗。这场大战是后金兴亡的关键。
当时明朝国力强大，统计人口数量就有六千万，因为明朝实行的是按人口缴税政策，实际上民间隐瞒了大量的人口，专家一般认为当时明朝的人口大约在一亿左右。而后金当时人口约为五十多万，士兵不到十万。无论怎样计算，明朝的人口远胜满清，所以有后金无可比拟的补充能力。后金却是难以承受一败。
努尔哈赤能够以集中兵力，利用时间差在较短的时间内分别与三路明军交战。这种运动战中部队的快速行动速度、持续作战的战斗力，以及统帅高超的指挥能力，远非明军将领所能比拟。
萨尔浒之战后，明朝大伤元气，明朝东北部边境形势更加严峻。从此辽东局势起了根本变化，明朝在军事上失去主动进攻的力量，被迫处于防守地位，而后金则由防御转入进攻。萨尔浒战后不久，后金下开原，杀明总兵马林；取铁岭，斩明游击喻成名、史凤鸣；并灭掉叶赫部落，俘杀贝勒金台石、布扬古。
在明朝与努尔哈赤的作战中，叶赫那拉部族奋战最力。及至被灭，青壮男丁尽被屠戮。首领布扬古临刑时曾恨恨地说：“吾子孙虽存一女子，亦必覆满洲！”有人说叶赫那拉兰儿——也就是慈禧的所作所为，丧权辱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误了大清的江山，正印证了布扬古临刑时这一句狠毒的咒语。
7、游戏天子朱由校与阉魁巨蠹魏忠贤
一个文盲高踞于皇帝的宝座上，而另外一个文盲宦官当上了皇帝的秉笔太监，替皇帝拟写朱批。无论看起来是多么荒唐可笑，这却是明代天启元年（1621年）至七年（1627年）这7年间明代朝政的一个事实。
明熹宗在位7年，民不聊生，农民起义杀声四起。他和“太监之最”魏忠贤的所作所为加速了本已摇摇欲坠的明王朝的灭亡。
早在万历年间，朱由校的父亲朱常洛不为神宗所喜，这个皇孙自然也常在神宗的视野以外。直到神宗临死，他才被册立为皇太孙，有了出阁读书的机会。没想到他的父亲登基一个月就撒手西去，连册立他为皇太子都没来得及，更别提读书的事情了。朱由校即位时16岁，看上去已经是一个少年了，但文化水平还比不上如今八九岁的小学生。他名义上统治了这个国家整整7年，但是实际上只是他信任的太监魏忠贤在掌控着政治权力。
天启年间，在北京传有“委鬼当朝立，茄花遍地红”的民谣。“茄花”是指熹宗奶母客氏，时称“奉圣夫人”，实为把持后宫的一恶妇人；“委鬼”是指不识字的秉笔太监魏忠贤。
凡是有宦官干政的朝代，则必然有这样一些条件，如皇帝或年幼无知、或消极懈怠等等。更重要的是，这些皇帝从小生活在宫中，与宦官有很好的私人关系，如英宗、宪宗、武宗，以及万历帝。而像嘉靖帝，做了40余年皇帝，而且做得也很糟糕，但他在位期间，却无宦官干政之类的事发生，这大概与他少年时代没有生活在宫中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魏忠贤受宠于熹宗，原因有三：一是他在熹宗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侍奉熹宗；二是熹宗乳母客氏的帮忙；三是他善于阿谀奉承。
据朱长祚《玉镜新谭》记载，魏忠贤本名李进忠，原是河北肃宁县一市井无赖，娶过妻子，有一个女儿，后因为吃喝嫖赌荡尽了家财，才自宫做了太监。魏忠贤“形质丰伟，言辞佞利”，能挽强弓，射奇中，有胆气，家无余财而敢一掷千金，又喜欢弹棋、蹴踘，嬉游于青楼翠袖之间。这些早年的经历，成为后来侍奉皇帝的优越条件。对于朱由校这个没什么知识的顽童来说，魏忠贤的英俊、胆识以及丰富的社会阅历，必定会有很强的吸引力。
客氏原与宦官魏朝相爱，后魏忠贤与客氏相私。“一夕，忠贤与朝争拥客氏于乾清宫暖阁”，醉骂相嚷。天启得知客氏喜欢魏忠贤，厌恶魏朝后，为他们撮合，此后魏忠贤得到了客氏。不久，魏忠贤得客氏帮助，升职任秉笔太监。
太监和宫女相爱是怎么回事呢？宦官无妻而宫女无夫，两者结成临时伴侣，以慰深宫之寂寞，这种关系称为“对食”。对食最早见于汉代，从这一称呼本身来分析，可能是宦官、宫女在一起吃饭，还不含有共寝之意。迨至明代，宦官与宫女因相互抚慰而结为对食的情形已相当普遍，甚至于一个宫女入宫很久而无对食，会遭同伴取笑为“弃物”。明代后期宦官与宫女之间的伴侣关系，又有“菜户”之称。可称为“菜户”的宫女与宦官，多共同生活，如同夫妻，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明朝初年，朱元璋对宦官与宫女之间的这种行为深恶痛绝并严加取缔，对娶妻成家的宦官更处以十分残酷的剥皮之刑。但自永乐之后，宦官地位上升，这一禁令随之烟消云散。
天启皇帝自幼不喜读书，因此魏忠贤常导之“倡优声伎，狗马射猎”。天启帝有广泛的爱好：喜欢机巧水戏，利用水的压力，使木桶中的水自凿孔而出，喷涌如珠、如瀑布；又喜油漆和盖房，常“自操斧锯凿削，即巧工不能及也”，有时终日营造，“成而喜，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魏忠贤性极狡猾，他每趁天启全神倾注于造作时，急上奏章。天启无心处理朝政，即云：“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魏忠贤窃权专断因此“名正言顺”。
魏忠贤网罗党羽，史称“阉党”。其中著名的有所谓“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称。“五虎”者，即文臣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五彪”者，即武臣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十狗”有曹钦程、周应秋、李鲁生等等。这帮人各自呼朋引类，又串通了一些人，故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皆有其党羽。
史学家夏维中对宦官的评价有这么一段妙论：“宦官之类的皇室奴才犹如主人豢养的家犬。主人要是驯养得好，他们犹能忠心耿耿，看家护院，不会出什么乱子。如果主人看管得不好，它们就很有可能跑出豪宅，惹是生非。由于主人地位显赫，一般人不仅不敢打，反而要百般依顺、献媚，免得它们发起性来咬自己一口。当然，也有少数不知深浅的人，嚷着要主人管管，主人却不听，而这些人便又做出要打狗的样子，却又慑于它们主子的威严，不敢真的去打。对这样的人，狗能不咬吗？”
天启六年，浙江巡抚潘汝祯，第一个申请给魏忠贤立生祠。皇帝准其请，并赐名“普德”。此后各地闻风而起。魏忠贤把它看作是衡量各地官员对他效忠的尺度。各地官员，争先恐后地立生祠，于是魏忠贤生祠“几遍天下”。这种建祠风，当即遭到正直之士的反对，如蓟州道胡士容、遵化道耿如杞，皆以“不俱建祠文”和不拜其像而获罪，入狱论死。
魏忠贤陷害正直大臣，皆由内阁首辅顾秉谦等为其“票拟”。阁臣魏广微、顾秉谦平日有个密秘手册，名《缙绅便览》，上书官吏姓名，凡不附阉党者加黑点，有一点、二点、三点者；凡附己意者加圈，有一圈、二圈、三圈者。他们上朝时就将抄有名字的小折子放于袖中，凡见奏章有名的，则按人查对，予以升降。升簿中有名的，竟有“岁中六迁”者。
又有王绍徽者，仿民间流行的《水浒传》，编了东林《点将录》，在名单的一百零八人，“凡所欲去者，悉诬以东林而逐之”。汪文言被阁老叶向高推荐作了中书，阉党说他是东林党走卒，下狱后被毒打，还施用拶、敲、夹、杠、棍五刑，想借汪文言口供，把魏大中、左光斗以及叶向高三人除掉。“五彪”之首镇抚司许显纯，略晓文墨，性情残酷，他见汪文言宁死不招，于是代汪造了份假口供，并立即将汪处死，使其死无对证，难以翻案。副都御史杨涟、佥都御史左光斗、吏科都给事魏大中，平素廉洁正直，但阉党反诬他们受贿，皆逮捕至京下狱。同时下狱者还有顾大章、周朝瑞、袁化中，时称“六君子”。“六君子”刚直不屈，皆相继惨死狱中。杨涟临死时，更是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明代厂卫酷刑，其残忍可知。天启凡七年，“毙诏狱者十余人，下狱谪戍者数十人，削夺者三百余人，他革职贬黜者不可胜计”。正直朝臣有的被降、调，有的只得告病、告老回乡。
“事极必反，反正不远”，这是中书舍人吴怀贤，在怀念杨涟等“六君子”时写给他朋友吴昌期信中的一句话。吴怀贤虽然在天启五年十月下狱，被拷打致死，然而他的这句话，却预言了专权乱政达七年之久的魏忠贤必然招致的恶报。
朱由校有六个弟弟，只活出了一个五弟朱由检，因此，兄弟间的情谊相当亲密。曾经有一次，朱由检问他哥哥：“你这个官我能不能做？”哥哥回答说：“当然可以，等我做几年就给你做。”帝王之家，这种玩笑是开不得的。谁知道，这话竟然被说中了。
天启七年八月初，熹宗病发。八月二十四日，17岁的朱由检登基即位。朱由检登基伊始，就拿魏忠贤开刀。依据嘉兴贡生钱嘉徵劾魏忠贤十大罪：“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功，九朘民，十通关节。”崇祯先发魏忠贤往凤阳守陵，后下令逮回京处死刑。魏忠贤听说后自缢而死。
熹宗的去世，标志着明代一个黑暗时代的结束。清代学者谈迁在其《国榷》中说，天启一朝，与正德一朝极相似。这两位少年天子武宗、熹宗，一个喜欢打仗，一个喜欢木工，均不问朝政，都是落水得病而死，都没有子嗣，都培养出了明朝最坏的太监——刘瑾、魏忠贤。历史如此惊人的相似，试想如果没有这两个皇帝，大明江山应能再多坚持几年。
8、末代皇帝之劫——双鬼拍门，崇祯上吊
在史学界，有一种所谓“17世纪危机”的理论，即认为17世纪中叶全球气候变冷，导致处于温带的中国北方庄稼生长和收获期明显缩短，并进而引发饥荒和瘟疫，以及长江中下游稻米高产区因过度追求货币的增值而导致粮食匮乏，动摇了明王朝的社会与经济基础结构。天灾固然可怕，但是却不足以导致必然亡国。这一理论无疑抹杀了人的因素。
在中国所有亡国之君里，崇祯皇帝大约是得到人们同情最多的一位。历史学家对于崇祯帝普遍抱有同情，以为他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清代张廷玉在《明史·流贼传》中这样评价崇祯：“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明清史学大师孟森说：“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
连逼死崇祯的李自成也这样看待他：“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登极诏》）分明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文雅说法。
的确，在大明帝国为数不多的几位有作为的皇帝当中，崇祯皇帝也算得上励精图治。17年间，没有一天不是在内忧外患中度过。他不贪财，不好色，不懒惰，天资不算低，身体也不差，日夜辛劳，废寝忘食。
登基伊始，他就体现了高出明朝无能皇帝的地方。在两个多月时间内，雷厉风行地清除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势力，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地位，阉党之祸逐渐澄清，使得朝野上下精神为之一振，人们仿佛看到了明朝的希望。而且，从崇祯的诸多举措来看，他也是想有为的，他在位17年，动辄下《罪己诏》来安抚民心，所用之言都极尽自责之能事。
至于他的勤政，《明史·本纪第二十四》中云：“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关于此，还有个相当感人的故事。
朱由检有一次去看望他的一个奶奶，就是万历神宗的一个贵妃，祖孙俩平时关系很好。两人坐着聊天，周围还有一些宫女太监陪伴。过了一会儿，朱由检就睡着了。于是，奶奶就叫人给孙子盖上被子，并命令不准吵醒他。没多久，皇帝睡醒了，感到不好意思，向在场的所有人道歉：“爷爷在时，没那么多事，现在天下多灾多难，我又没本事，才熬了两个通宵就撑不住了。”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泪流满面，痛哭失声。
但就这样一个果断、勤政、爱民的皇帝，最后却不得不选择了自缢而死。崇祯后期，出现了三日并举的局面，除了北京的明政权，还有沈阳以皇太极为首的清政权和西北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崇祯帝就是在皇太极和李自成的内外夹击之下，背负上亡国的罪名。
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在崇祯帝身上，机智和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招，兼而有之。崇祯帝用人之拙、疑心之重、驭下之严，是加速明王朝覆亡的催化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