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猷虽身在美国，却始终惦记着祖国的科学事业。1956年11月至1957年8月，他曾接受海基会的邀请，回台湾在台湾大学进行讲学；并接受新竹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之请，到该校讲授古典力学和量子力学，兼及流体力学和核子间的交互作用问题。此次讲学，吴大猷还介绍了李政道和杨振宁关于对称不守恒的发现。这趟回台湾，吴大猷深切地感到，台湾整个科学人才的凋零和根基的薄弱。他认为，必须有一个长期发展科学与学术的计划。当时的中研院院长胡适，请吴大猷提出一个长期的科学发展计划。其后，便根据吴大猷的提议，成立了一个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以烟酒公卖的一些利润，支持此一计划。
1958年至1959年间，吴大猷应邀至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为研究员。当时的普林斯顿群星熠熠。吴大猷与一些世界级物理大师相处并作学术交流，这对他在科学道路上的迈进，无疑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1960年至1961年，吴大猷应瑞士洛桑大学之邀，为瑞士国家研究基金会举办讲座，讲解他刚刚开始研究的气体及离子体理论。期后，吴大猷任台湾中央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代所长；1965年兼任物理学研究中心主任，开始新的物理学事业筹划工作；1967年被任命为科学发展指导委员会主任和科学委员会主任两个相关职务。此后，他每年两次回台湾工作5个月。1969年后，专注于个人研究和台湾科学事业。
自1978年在纽约州立大学退休后，吴大猷却没有过真正的退休生活。他决心将自己的余热献给台湾的科学与教育事业，于是返回台岛定居，全身心致力于台湾的科学发展策划、科学教育的改进；并应邀在各名牌大学授课，给大学生讲授理论物理学、数学物理学发展史，以及量子物理学、古典物理学、气体运动论、原子和分子物理学、非平衡态热力学和散射的量子理论等。他还从事科学研究。1979年，他又出任科学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致力于初中、高中的科学教育改革。
1983年，吴大献卖掉他在美国的房屋，回到台湾，全身心投入教育和科学事业当中。这一年，由******指定，吴大猷被任命为台北中央研究院院长。第二年，众望所归的吴大猷，又出任台湾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长。他到任后，一直主张科学有所用及并与政治分开，加强两岸的学术交流。
后半生中，吴大猷潜心写作。1974年出版《现代物理学基础的物理和哲学性质》。1976年，在别人的帮助下，他将自己的英文讲稿翻译成中文，作为一套7卷的理论物理学教程，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1986年，年近八旬的吴大猷，开始用英文为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撰写《量子力学》一书。自1988年开始，他先后用中、英文撰写了《物理学的发展史及哲学》一书。吴大猷倾尽全力献身科学的精神，深得广大台湾学者敬佩。在他80寿辰之际，他们将吴大猷的119篇论文汇集成册出版。与此同时，吴大猷先后向台湾当局提出过许多有益的建议，向社会报告科学发展以及关于改革教育、纯化民风等论题，这些也由远流出版公司分集出版，即多册的《吴大猷文选》。
1988年，吴大猷在《传记文学》上撰文声称，******于60年代末曾把他请到台湾，将其所谓的“国防部”研拟的核武器计划让吴大猷审阅，并询问意见。吴大猷当即提出三点反对意见，并建议将此军事预算转用于加强基础科学研究。
由于在科学研究和教育方面的诸多贡献，吴大猷获得了国内外的许多重要荣誉。
梦萦北大，魂归故园
吴大猷一生中有很长的时间漂泊在海外，但他始终对祖国大陆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
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吴大猷先生仍然念念不忘尚未完成的工作——编写《中国物理学发展史》。而这部物理学史，他本来是打算到北京大学取材完成。
1998年11月，吴大猷再次返回大陆，在广东南沙接受霍英东基金会授予的杰出成就奖，并回到已阔别64年的故乡广东肇庆。吴先生说，自己在台北时，时常梦见童年的小学校、简陋的教室和课桌、几个年级的同学同班上课……如今家乡变化太大了。吴先生祖籍——肇庆市高要县的顶湖村，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人文生物圈研究试验点地区”，成为美丽的旅游景点。
见到家乡的巨变，重逢久别的亲人，吴先生心情舒畅，兴奋不已。他许愿，来年春暖花开时在北京再相聚，长住一段时间，好好与亲友、学生享受生活的乐趣，并撰写《中国物理学发展史》。北京大学为迎接吴先生，在校园内风景优美的燕南园选择了一座别墅式小楼，并聘请北京著名的大夫做医疗顾问。
不幸的是，1999年3月，吴大猷先生因病住院，病情日益严重，回北京大学长住的愿望未能实现。吴先生在弥留之际，仍叮嘱“安排赴北京，再到北大物理系去收集资料……”充分表达出他对北大、北京以及祖国的依恋之情。
【大师小传】
吴大猷(1907—2000)，广东高要人。国际著名物理学家。毕业于南开大学。1931－1933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33－1934年在美国作光谱学、原子和原子核物理学方面的研究。回国后，曾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任教。1939年获中央研究院丁文江奖金。1943年获教育部第一等科学奖金。1946年赴密歇根大学任客座教授，后又至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两年。1948年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56年应胡适之邀赴台任教，在台大和清华联合主办的研究生班讲授古典力学和量子力学，兼及流体力学和核子间的交互作用问题。后又就任于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瑞士洛桑大学、加拿大国家研究院、美国纽约布鲁克林理工学院、纽约州立大学。1957年获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1965年任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物理与天文系主任。1978年从纽约大学退休，长居台湾，担任教育部科学教育委员会主委。1984年获菲律宾麦克塞奖。1983—1994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领导中研院期间，发表研究论文119篇；先后出版《吴大猷论文集》、《吴大猷文选》，回顾其在台湾20余年的工作，是台湾科学发展历史性的资料。2000年3月4日病逝于台大医院。
华罗庚：不是“讲学”是“学讲”
华罗庚是我国杰出的数学家，当代自学成才的科学巨匠，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复变函数论等很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与开拓者。他虽然只有初中学历，但其一生发表数学研究论文200余篇，专著和科普性著作数十种，为我国数学科学的发展和普及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被人们誉为“数学天才”；同他也是一个著名的科学界“伯乐”，发现与培养了许多科学人才。
步入清华，勤奋积累
1931年秋至1936年夏，华罗庚教授在清华大学算学系任职。刚到清华时，他只是算学系的助理。当时清华教师的职称一共分为5级：助教、教员、讲师、专任讲师及教授。所以，在清华的教师队伍中是没有助理这个职称的。华罗庚当时的月薪是40块大洋。
华罗庚能进入清华的大门，得益于熊庆来教授的提携与赏识。1931年，华罗庚在《科学》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的论文。熊庆来先生看到这篇论文后，就在清华的教授评议会上提请聘他为算学系助教。熊先生得知华罗庚是江苏金坛人，便将聘书寄到金坛，华家老小合众自然欣喜之至。1931年8月，华罗庚到达清华，被调到数学系任助理员，从此踏上一条通往学术的道路。在人才济济的清华校园里，华罗庚立下一个宏愿：以过人的努力，追求自己的成就。他的座右铭是：“见面少叙寒暄话，多把学术谈几声。”“人家受的教育比我多，我必须用加倍的时间以补救我的缺失，所以人家每天8小时工作，我要工作12小时以上才觉得心安。”
华罗庚在清华大学算学系一共干了5年，1年助理，2年助教，最后2年为教员。当时教员是不讲课的，华老却主动要求给一年级学生上微积分课。工作之余，华罗庚埋首于学术研究。第一年的时候，他写了一篇论文，发表在日本东京的《算学》杂志上。当时国际上只有两本世界上第一流的算学杂志，一本在东京，一本在柏林。中国人在这两本杂志上发表论文，华罗庚还是第一人。在清华的5年时间里，华罗庚在这两种杂志上一共发表了10几篇论文，并于1936年得到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乙种资助金1200美元，进而获得去英国剑桥大学问学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