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国前做足了功课，索查有关出国留学的读物，从中得到前辈们提示，说，一人一周的花销大约需要五十元。我悄悄算了一下目前所需的开销，单是房租就四十元，还有交通费，火车周票到城里，五块，食物，十块，电费、电话费，至少也得十块。远超出五十块的预算。这地方不能住，得搬走！我跟颜然把搬家的想法说了，她有同感。于是我们约好一起找房子搬走。
星期一到学校报到，我在布告栏上寻找，看空房出租或者找合租伙伴的信息。看到一招租广告：“金匙区，四街，两居室公寓，一房招俩不烟不酒、爱干净女生，周租50。”我们正好住在金匙区，我马上把广告撕走，到公共电话亭按广告上的号码找一个叫麦克的人，听口音，上海人，我们约了晚上六点半看房子。
我和颜然准时敲开麦克的门。
“呵呵，来看房子的呀？请进。”给我们开门的是麦克，单眼皮，小眼睛，小鼻子小嘴巴，个子也是瘦小单薄型的，不用介绍都知道是上海人。他的普通话带很重的上海口音。
进门是客厅，除了祖母级的老电视机、特破的大沙发外就没别的家具。厅显得特大，加上厨房，二十五、六平米左右。厨房是开放式的，在客厅的一角上。房间一大一小，大房间有十三、四平米左右，住着三位男生：麦克、罗伯特哥俩和大卫。小的房间十平米左右，在招租。整套房子一百一十块，麦克租下来，大房六十，小房五十。
麦克告诉我们他们兄弟俩早在1987年就来了，先到的墨尔本，在那儿待了一年多，最近才搬到悉尼来。大卫，北京人，早我们三个月出来的，与钟耘差不多时间。除了麦克和罗伯特，我们都差不多年纪。麦克大我们一轮，三十六七光景，高考恢复后第一批的复旦大学生。罗伯特大我们六七岁吧？
麦克还告诉我们住这房子要守的规矩：卫生轮流做，包括倒垃圾。电话打一个记一个，谁打谁记，电话单来时结账，长途电话到公共电话亭打。
我们满意彼此。实际上我们大家都没多大的选择余地：房间是空置着，这就意味着他们仨承担额外的房租。尽快租出去是他们的迫切愿望。我们也一样，托尼那儿我们一分钟也不想多待，恨不得马上就搬走。省钱是原因之一，原因二是看不惯他带文迪回家睡觉。每次我大清早看着文迪从他的房间里出来，光着两条腿，一件大Tee-Shirt刚刚盖到屁股，不穿胸罩，真为她感到难为情。她倒好，坦荡荡，悠悠地晃荡。一次，我与她同时在等电壶烧水的当儿，不知她是故意炫耀自己的青春胴体还是藐视我这没见过世面的小家子？给我摆了一个芭蕾舞白毛女的标准动作：一脚着地，另一只脚往后高高抬起，上身高挺前倾，嘴里嚷着：久了没练功骨头都生锈了。
我几乎晕倒。
从麦克那儿回去，我们就通知托尼两个星期后将搬走─租房子时说好的，退租，甭管谁退谁，都要提前两周通知。托尼听了我们的搬家通知，老大不高兴，不过倒也没说什么。我刚来的第二天他答应帮忙找工作来着，现在说帮不了忙了。
托尼是越南华侨，1970年代中期越南排华时作为难民来到澳洲。据他所说，他家在越南是大富豪。他曾经被送到台湾留学，跟青山、邓丽君混过。说当时邓丽君还没红，曾经上赶着他的一个哥们，那哥们看不上她。一提到他的父亲就显得愤愤不平，说父亲恨他，父亲是个蠢蛋，不把钱给他，最后全给了共产党。他说的当然是越共。他在悉尼上岸时兜里只揣着五百块美金。我问他在悉尼是怎样生存下来了？他支吾着没说。我跟文迪混熟了以后，文迪告诉我托尼赖以生存的谋生手段是在唐人街给人拉皮条。文迪还告诉我她和托尼是在飞机上认识的。文迪来留学，托尼送新婚的上海妻子回中国等澳洲的永居签证后返澳，俩人在飞机上遇着了，下飞机托尼直接把文迪带回家。文迪以为遇到的这个男人就是她的目标男人，可以给她澳洲身份，于是她毫不犹豫从包里掏出母亲给她准备的避孕套。她母亲告诉她：她不漂亮，比起五十年代的母亲差远了。母亲要不是因为太漂亮被男孩们宠坏了，她这个资本家的娇小姐早就嫁给刚进城的解放军大首长了。那个时候呀，母亲想嫁哪个大官，手到擒来。年轻无知呀！唉！后半生遭的罪让母亲为当年的错失时机肠子都悔青了。母亲告诉她最大的本钱就是青春，青春若不用就浪费了，是存不下来的，重要的是要在澳洲留下来。他是她的第一个男人。在第一个晚上，他喘着气从她身上爬下来躺到床上，告诉她说并不爱她，现在老婆怀孕了，还回了上海等签证，他需要一个床伴，她就是。她伤心，伤心上错了床。他答应带她交际，介绍一些专业人士或者做生意的、多金的有澳洲身份的男人给她认识。文迪衡量利害关系，想，做他的床伴，自己没损失什么，妈妈不说了吗？青春不用也会流走。要认识上档次的澳洲本土男人还得靠他。自己在工厂打工，认识的最牛的也就是管工或者老板。这些小作坊的小老板，跟工人没什么两样，起早摸黑，给工人开门倒垃圾，比工人还辛苦。于是就同意做他的周末女友。平时她不住这儿，周五下午托尼去工厂接她来，周日晚上送她回住处。
特世故的颜然说：“这样，文迪怎么有机会认识别的男人？她只能把宝押在托尼一人的身上了。”
我与颜然用超市的推车把两个行李箱从八街推到四街，用了五分钟。
我们见过另外两位寓友：大卫和罗伯特。罗伯特沉默寡言，高，瘦，小眼睛，不笑时也像笑。大卫小白瓜子脸，戴副深度近视眼镜，北京医学院毕业，好在他体形比较魁梧，否则我会当他是个漂亮的女生。
我们聊的最多是找工作。找工作是留学生最热门的话题。初次见面我们就问彼此做什么工作？多少钱一小时？缺不缺人？能不能介绍进去？他们三个男生都有工作，颜然她澳洲的姨帮她找了份服装厂剪线头的工作，明天就上班。就剩我了。
在英文学校上课是愉快的，没有什么比不要考试的上课更愉快了。况且平生第一次有这么多不同国籍的同学，有日本的、韩国的、南美的、东南亚的。中国同学最多，其次是韩国的。日本的一般都是来旅游的，旅游半年就来学半年英文。有一次一位漂亮的小鬼妹老师说：“上海到底有多大？有多少人？你们每个人都告诉我说来自上海。”以澳洲的人口概念，她无法想象如果一个城市走了那么多人后会是什么样的。
下课后我们中国学生就聚在一起交流找工作的经验。有人告诉我，中央火车站附近有很多制衣厂，可以到那里问一下。我的学校离中央火车站不远，下了课我就走着去。问到一家要我剪线头的，按件计算，5分钱一件，从下午2点到5点，3个小时，我拿到五块钱。我来到中央火车站准备回家时，看到花店还开着，我用这五块钱买一束花回家。晚上打电话给英文班的同学，让他过来给我照张相，为五块钱留念。他在国内是照相的。
那家服装厂就不去了。
四个星期过去了，我依然在找工作；八个星期过去了，我还在找工作。开始时，每天下课就买报纸，打电话，或者到社区工作服务中心。那里每天都放出一些新的工作需求卡，上面写着空缺的职位和编号。看到了就去登记。运气好的话，就可以得到面试的机会，运气更好的话就会被录取。麦克和大卫根据经验说，找工作完全靠运气，瞎猫撞死老鼠。这句话我在澳洲经验了二十年，换工作无数，每次都应验。很多同学也给我经验：直接上门去问。于是，周末我就与颜然，她想换个工资高点的工作，带本地图坐火车到工厂区一家一家地问。
找吧，总会找到的。不是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吗？用澳洲人流行的话说：Don’t worry，be happy.用我们老祖宗的话说：天无绝人之路。我不是还有两千块钱的银行存款吗？按五十块一周的花费算，我能坚持四十周，也就是将近十个月。那就安心读书吧。那时封封家信，妈妈都说好好读书，别急着找工作。我顺势就真的安心读书了。
后来我干脆下了课就回家睡午觉，晚上看电视学英文。
一天晚饭后，我和颜然到8街老地址查信，新地址已通知家人，有一些朋友没通知的仍然把信寄到老地址，认识了托尼的朋友史帝文，一个地道的越南人，中年，宽脸，高颧骨，蒜头鼻子，鼻梁短平，脸总是红的，好像永远喝醉酒的样子。他热情地要送我们回家，后来就自己串门来了。我们都说他是闲得无聊。
他看我老在家给那些打两份工、晚回家的寓友做饭，问我烫衣服的工作想不想干？我说想！他又问：“干活快不？”我说除了偷东西不快干别的都快。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史帝文兴冲冲来了，说给我找到一份烫衣服的工作，是他朋友开的服装厂，明天就可以带我去面试。我们全体寓友欢呼雀跃。颜然、大卫和罗伯特早上没工，都说要陪我去。
第二天一早史帝文来，一车五人到Bankstown，著名的越南区。一般的工厂区离火车站都比较远，这一家也不例外，离火车站得走二十分钟。Bankstown离金匙路程短，开车也就是十来二十分钟，可是坐火车就不一样，火车是从另一头走，绕一大圈，或者中途转车，两种选择都要花上一个小时左右。我想好了，只要人家要我，我就干。这年头找工作多不容易啊！从1988年底到1994年初是澳洲经济最低潮时期。那是1990年，失业率最高时达到11%。唐人街的餐馆一块钱一小时的洗碗工作都有人干，真是哀鸿遍野。厂主是个三十来岁的越南女人，是个不会讲中国话的越南华侨，高个，不胖不瘦，乌黑的长发，皮肤凝脂样的白，眼珠子宝石一样黑亮。我从来就没见过这么白的越南人，不，越南华侨。后来也没有。这是我在澳洲见过的最漂亮、高贵的越南女人。她的丈夫也是个越南华侨，也不会讲中文。个子比她矮半个头，虽然五官精致，清靓白净，在气度上却差她一档次。她见到我们很高兴，马上就要了我和颜然，明天就可以来上班。这工厂开七天，我们是来做周末工的，颜然周一到周五还在原来的地方工作。
第一天我们下了班，老板娘和她的丈夫开车带我们俩到火车站附近的越南餐馆请吃越南餐。说是第一天来工作，表示欢迎。其实我们很少交流，她的英文不好，没达到与人交流的程度，她丈夫还勉强可以。他说他们很喜欢中国人，他们也是中国人，见到我们就像见到同胞。他们知道我们不容易，他们当初也很难，从抱着一箱金条上了澳洲的岸起，就没日没夜地干活。起初是把衣服领回家来缝，缝着缝着就缝出现在这家服装厂来了。现在还工作七天，连个孩子都没有就是因为太忙了，没时间生。吃完饭他们开车送我们回家。后来每次下了班，老板娘就让她丈夫开车送我们回家。在一趟一趟回家的路上，她丈夫断断续续给我们讲她的故事：她来澳洲前有丈夫有孩子。孩子是她和她前夫的。她逃离越南的时候跟爸爸妈妈、丈夫孩子坐一条木船在海上漂一个多月，爸爸妈妈饿死了，被扔到海里去。孩子丈夫也饿死了，也扔到海里去。上岸时就剩她一个人和一箱金条。
我明白了她为什么对我们那么好。她是将心比心。
一周工作两天，收入八十块，我算算，应付一周的花费还宽裕。
到发工资的时候了，老板娘把我和颜然叫进办公室，递给我工资袋。这是我领到的在澳洲第一份正式工作的第一份工资。接过工资袋，心情有点激动，遵循老板娘的指点在工资表上签名。就在我弯下腰的当儿，一股温暖的液体从鼻管里流出来，我惊诧，感觉不好了，还没来得及有所动作，眼前的工资表已一片殷红。
“啊！你流鼻血了？”颜然惊叫。
我接过老板娘递来的纸巾捂着鼻子，装轻松，说：“没事！老毛病，以前在家没事就爱流鼻血。”
“我看是让烫衣服的蒸汽给熏的！”颜然表情焦虑，严肃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