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已经详细介绍了太后特令钦天监为其慎重选择抵达京城黄道吉时，且在回銮途中不时地紧张忧虑，担心误了吉时一事。像拿破仑一样，太后相信所谓的吉凶征兆，并深信外界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超越自然界的一切，必须顺之。每当重要的事情发生，她的极权受到威胁，就会重视这些迷信，向神寻求保佑。她总是向祖先神明乞求保佑，认为祖先的神灵就在帝国周围佑护。然而，若是其权威和祖制发生冲突，又会毫不犹豫选择得罪神灵，将其丢在一边，而去做那违背祖制之事，之后，又会虔诚祭祀，承认错误和悔恨，乞求神明宽恕赦免己罪。其中，最有名的例子，便是同治皇帝宾天后，慈禧太后不顾大清继承法，选立光绪皇帝，太后深知此罪在中国人眼中是十恶不赦的，却依然行之。
慈禧太后在选择自己陵寝地点以及建立陵寝时，非常慎重，均显示了她强烈的迷信思想。这一过程中，地占师充分利用机会捞了一大笔。1873年同治皇帝亲政，首先要做的便是陪着两宫皇太后到东陵，经过慎重考虑，选择了两块风水宝地，依山环水，选定后，驱逐一切不祥及邪恶的影响，之后又经过许多礼节和神秘的推理计算，选定了开始修建陵墓的良辰吉日。这一过程及后来装饰陵寝内部，直到后来太后宾天，她一直很用心。为了保证陵寝的建筑与自己的生辰八字相符，令此陵墓成为合适的死后神圣安息之地，慈禧太后专门任命自己的心腹大臣荣禄负责此事。荣禄得到了这个差事，很多满族大臣皆眼红垂涎，因为这个差事乃是一个肥差，不管谁负责，都可以从中榨取大量油水，可谓是最肥的差事。最终，祭祀过慈安太后先灵，便将其陵墓向北移了十五尺两寸，向西移了七尺半寸，慈禧太后的向北移了七尺四寸，向东移了八尺。
慈禧不怕任何人。自从她掌权那刻起，心中确信已经拥有了圣权，坚信自己的命数大吉，便开始品尝一杯美酒般享受专权。她以训斥、劝诫高官大臣为乐，可以从她颁发的谕旨中字里行间读出。1862年，也就是未满二十七岁前，她就开始严肃告诫军机大臣，劝诫他们要痛除旧弊，勉励自新，采取更高的行为准则。谕旨中写道：“为人臣者，亦当延揽人才，但不可培植党羽。”其后，她特意鼓励御史大臣弹劾恭亲王，说道：“谈及国事、政府公正的原则，切记孔子之言：居之无倦，行之以忠。敢于面对并克服困难，最终获得安生。”
慈禧太后的这些谕旨文风华丽，数量巨大，吸引了中国每一个文人学士。慈禧太后对自己能够写出这些谕旨劝诫下属官吏很是骄傲。但是，很多人怀疑慈禧太后的谕旨话中有话，富含嘲讽之言。正如《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所言，为了获得外国公使夫人荣格和其她夫人的喜爱，她展现出了一种女孩子气的骄纵。
毫无疑问，慈禧太后受到了其各个阶级臣民的拥戴，享受着极高的威望。特别是整个北京，人们每每说起慈禧太后，总是流露出对她的仰慕，就像英国臣民说起他们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一样。虽然大家清楚慈禧太后对义和团的爆发和兴起负有一定的责任，也应对人们在战乱中经受的苦难负有责任。然而，大家并没有怪罪她，反而称其以国家安危孤注一掷，驱除洋人虽愚蠢，却实为勇敢之举。下层百姓普遍认为，太后驱逐洋人本意很好，且已经尽了全力。想要将洋人赶进大海的主意本身来说很好，拥有这样的豪情壮志才称得上真正的君主。如果这一次计划失败了，是天意如此，毫无疑问，将来的某个时间，终究会获得全胜，显示出君主的智慧及其伟大之处。若说臣民对太后有什么不满，则是慈禧太后回京后与洋人的关系过于亲密，但尽管如此，臣民大多还是对其抱有同情而不是指责。
举国上下的平民百姓，大多都没有见过太后，只是通过不断积累的道听途说，认为老佛爷勇敢、宽大、仁慈。就算他们知道慈禧太后常常突然大发雷霆，也不会影响到他们心中太后的完美形象。因为他们相信人有怒气，若不发泄出来，会严重伤身。淳朴简单的直隶百姓非常体谅地，不无幽默地说，慈禧太后暴怒，只是其女性善变的特性所决定。在他们眼里，慈禧太后是一个伟大的君主，还是一个天真的孩子。中国国民对那些残暴的官吏和种种残酷的刑罚已经司空见惯，所以对太后一些冷血残酷的暴怒也便见怪不怪了，会认为她的行为并不比15世纪英国绞死伯爵的刑罚更残酷。
曾经有一个文人有幸得以见到慈禧太后，当时她正乘坐轿子前往东陵。此前在齐化门外的东岳庙便用过了早膳，坐轿子前往通州。当时路两边跪着许多百姓乡民，风一吹，轿帘掀开了，这些淳朴的乡民见太后在轿中已经睡着了，他们乐极了，说道：“快看，老佛爷睡着啦。老佛爷政事繁多，真是真命天子啊。能够有幸得见老佛爷之面，真是荣幸之极啊！”
人们都认为，慈禧太后超然于评论之外，而又高于法律之上，这些法律，都是太后施行在臣民身上的。例如，太后曾经下谕，禁止在牢中使用残酷私刑，然而几周之后，1904年7月，她就命令判处维新派党人沈荩杖刑。公众舆论对此事也没有什么异议。几日后，宫中上下开始为太后的七十大寿庆典做准备，她又下一谕，拒绝了皇帝要给她上尊号的请求，也拒绝了随之增加的薪俸，称现在的时局下，自己无心举行庆典。谕旨如是写道：
惟值此时事多艰，日俄两国兵事未定，我东三省境内人民，方在流离颠沛之中。民力难堪，满目疮痍，深宫无日不为引疚。内外臣工其各修职业，各矢血诚，凡有裨于民生者，合力振兴，切实整顿，用以宏济报难。俾天下苍生。咸乐昇平而跻仁寿，是则予之所厚望也。
毫无疑问，沈荩的魂灵因此得到了安息。
不容置疑，慈禧太后报复手段极其狠辣。《景善日记》曾经记载，即使是太后忠实的奴仆，太后发怒时，也知道要躲得远远的。如果没能逃开，也要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不能触怒她。他们明白若是有谁胆敢挑战太后的权威或指责太后独揽大权，就别指望能够全身而退，也别指望太后会手下留情。但是，他们也知道，如果忠于太后，尽职尽责，太后也不会视而不见，定会记在心里，就像俄国的凯瑟琳女王一样，绝对不会忘记自己的朋友。
慈禧太后在中国中部和南方地区均不受欢迎，在甲午中日战争和戊戌政变后这种现象更加显著。这主要源于这些地区的民众拥有强烈的排满情绪，也与政治因素有一定的关联，广东最为严重，几年来，慈禧太后受到这些维新人士的谴责，被称作是最为邪恶的野蛮怪物。这些暴乱却聪敏的广东人常常以生动却又肆无忌惮的言语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当时的中国人倾向于将这些肮脏、不道德的帽子套在统治者的头上，知道了这点，也就不会很在意了，对这些疯狂谩骂、指责太后的言语也便不再重视。性子急切、话语讽刺的南方人言辞非常有趣，向我们展现出了中国政府系统中很有可能存在的断层，证明了现在新型教育和政治活动愈演愈烈，满族统治已经堕落，不久便有可能被倾覆的事实。
例如，1898年一首极其流行的描述广东人对清王朝态度的打油诗中这样说道：“有三个问题不能追问伟大的满清王朝：当今皇帝祭拜何人之墓？慈禧太后信奉何神？皇族公主嫁与何人？
第一个问题暗示怀疑满洲皇帝的世系，第二个问题则是指新年神秘的祭祀和摩洛神的祭祀典礼颇为相似，广东的维新派皆认为这是由慈禧太后和那些后宫妃嫔造成的。最后一个问题指的是满族氏族中的内部通婚制，汉人连同姓之间结婚都不允许，更别提亲族间通婚。
然而，这些仅仅是地方之言，戊戌政变后不久，便失去了之前的劲头。例如上海报纸中明显的排满主义倾向，大多是表达个人对慈禧太后的敌意，通常是由当地的青年学生希望中国变革导致，并没有产生什么严重的影响。中国的官员和士大夫阶层总体上效忠于慈禧太后，对她拥戴，尊敬，从不掩饰对太后才智与治国才能的仰慕和赞赏。他们认为正是慈禧太后的才智和治国之道才能够在大清朝危难之际，力挽狂澜；正是由于她提拔任用了曾国藩，中国才能够平定太平叛乱；正是由于她在1898年发动了戊戌政变，中国才能够免受激进改革的危险。他们承认要不是1860年与1861年间，慈禧太后深谋远虑，手段高超，粉碎了载垣逆谋，大清朝不知能否像如今这样免于分崩瓦解。他们意识到，若大清的船舵不在太后手中，大清这艘巨轮将驶进极其危险的水域，危机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