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枭雄并起,中原社会动荡不安,皇帝昏庸无能,政客钩心斗角,军阀厮杀混战,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政治黑暗、人心险恶的时代。但这一时期的胡质却能出淤泥而不染,忠清在公,洁身自好,给当时的政治带来了一股清廉之风。
胡质自幼生长在官宦人家,他的父亲胡通达早在东汉时就在朝中做官,为朝廷规划国事,很有威望。受家风影响,胡质形成为人细致缜密、敦厚沉稳、刚强正直的品格。青年时期的胡质品学兼优,通过古代选拔官员的方式“举孝廉”做了一名地方小吏,因其为人细腻精诚、做事公正不阿在江淮一带为人所广知。他的朋友蒋济在朝廷当了官,曾经向曹操介绍胡质的父亲胡通达乃是江淮德高望重之人。曹操非常感兴趣,问蒋济:“胡通达这么德高望重,他的子孙后代怎么样了?”蒋济回答道:“胡通达有个儿子叫胡质,也是一位深孚众望的贤者,从高瞻远瞩规划大局上来说,胡质不如他的父亲,但从办事精明上来看,就要远远地胜过胡通达了。”胡质被曹操任命为顿丘县令,后来进入朝廷担任丞相东曹议令史,之后又被曹操任命为丞相属,魏文帝年间屡迁吏部郎、常山太守、荆州刺史等要职。胡质政绩卓著,为官清廉,不经营家产私业,家中没有多余财产。
胡质刚当上顿丘县令时,年龄虽轻,却善于通过现象看事物本质,总能明察秋毫,为人刷洗冤屈。他上任未久,就遇到了一件极为棘手的案件。县里有个叫程他的人被谋杀,许多人怀疑是程妻所为,只是苦于没有证据。郡里的属吏冯谅将程他的妻子和程妻的堂兄郭政抓起来审问。两人死都不认,虽遭受酷刑,绝不改口,反过来状告冯谅诬陷。于是冯谅被拘入牢中,由于受不了棍棒的拷打和折磨,一时软了,认了诬陷之罪。案情扑朔迷离,县中人议论纷纷。胡质到任后,面对激愤的民情,深知此案事关重大。但他并不急于审案,而是轻装简从,穿街走巷,寻得人证、物证,这才重新升堂审理。证据确凿使程妻与郭政再也无法抵赖,只得认罪。原来,他兄妹二人暗地私通,被程他觉察后,遂杀之灭口。冯谅怎么也想不到,年纪轻轻的县丞大人不费一鞭一棍,便明察秋毫,洗清他的冤屈,不禁高呼“青天”,长跪不起。黄初年间,胡质调任为吏部郎,任常山太守,后迁任东莞太守。东莞有个士人叫卢显,性情温和,素不与人结仇,有一天却被杀死在家中。众人颇为不解。胡质问明情由,稍一沉吟,断然说:“此人没有仇家却有个年轻的妻子,这就是他的死因!”差役们将信将疑,把与卢显住得较近的年轻男子全都叫来询问。当问到书吏李若的时候,该嫌疑人以为东窗事发,顿时脸色大变,瘫软在地,案情因此大白,原来卢显的妻子与李若通奸,他们合谋杀死了卢显。在古代,地方官掌握着生杀大权,好人冤死狱中,罪犯逍遥法外的情况屡见不鲜。只有明辨是非才能为受害人伸张正义,将真正的罪犯绳之以法。从这一点上来讲,胡质不愧为民做主的好官。
胡质不但精于推理,细查入微,让人佩服,其人品也一尘不染,与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清官相比毫不逊色。《三国志》记载有他拒绝权贵的故事。将军张辽是一名威震四方的猛将,为曹操成就霸业立下了赫赫战功。但张辽是一个很霸道的人,他的护军武周温文儒雅,文武双全,张辽一向对他颇为倚重。一日,两人为小事出现分歧,张辽暴跳如雷,当即拉了胡质去见刺史温恢,要求让胡质担任他的护军。胡质好不惊诧,连忙称病推辞。张辽出来后气呼呼地对胡质说:“多少人看中护军这个职位,我诚心给你来做,你为什么这样辜负我的心意呢?”胡质正色说:“古代人交往,相互之间讲究的是信任,看到对方虽然钱财拿得多,但却信任他不贪;打仗时看到对方败逃,但明白他并不怯懦;听到有关他的流言蜚语,却绝不相信,这样的朋友才可以善始善终。武周是位雅士,先前将军对他赞不绝口,如今却为一点点小误会,便结成怨仇,更何况我胡质才识浅陋,怎么能和您长久友好相处呢?所以我不愿答应您的请求。”张辽被胡质的一番话说得羞愧不已,回去后主动与武周和好如初。从胡质与张辽的对话,可以看出胡质的确具有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
胡质断案之时明辨是非,不失毫厘;大是大非的紧要关口,又能以大局为重。吴国大将朱然包围樊城,帐下的谋士均以敌人士气太盛为由,力主静观其变。胡质拂袖而起,决然说:“在这件事上没什么更好的法子,樊城很小,兵力也少,理当进兵外援,不然,它就会陷于危险。”他亲率数千兵甲赴援,浴血奋战一昼夜终于为樊城解围。他爱兵如子,每次军功得到赏赐,都分发给部下,从不拿到家里。在郡中任太守九年,官民都安定太平。他还善于用正气凝聚军心,将士也肯为他效命。后来,胡质升迁为征东将军,指挥青州、徐州等地军事。他深谋远虑,在任上广开农田,积蓄粮谷,还设置东征台,一边耕作,一边守备。他还在各郡中修通渠道,以便舟船通行,严加防守以应对敌人来犯,使各州固若金汤,沿海地区得以多年平安无事。胡质的屯田举措为曹操所赏识,并在中原地区广泛推行。
胡质去世时家中没有剩余的资财,唯有赏赐的衣物、书籍而已。魏齐王曹芳下诏褒扬胡质的清廉节操,布告全国,诏书中说:“征东将军胡质,出统戎马,入赞庶政,忠清在公,忧国忘私,不营产业,身殁之后,家无余财,朕甚嘉之。”胡质为官公正廉明,受到当朝皇帝的褒奖,赢得一世清名,也为后代所景仰。陈寿修《三国志》,不仅为胡质立传,还盛赞他“性沉实内察,不以其节俭物,所在见思”,赞赏胡质性格实在,多作自我批评,不靠当官发财,他做过官的地方,人们都怀念他;唐朝初年修的《晋书》,胡质被列入《良吏传》,史官们盛赞其“勤于政术,风化大行”,褒扬他勤政,讲究理政方法,在他管辖的地区,风气优良。《三国志》和《晋书》的寥寥数字概括了胡质的清廉一生,却说不尽他明察秋毫、一尘不染、以大局为重的方方面面。
当时朝廷还追加胡质为阳陵亭候,食邑百户,谥号“贞侯”。他的儿子胡威继承了爵位。《晋书》记载,胡威受其父影响,从小就砥砺自己的志向,显示出与普通少年截然不同的品格。说起胡威,不能不提流传甚广的“胡威省父”的故事。
那时候胡威正年轻,留住在魏国京都随母读书。父亲胡质时任荆州刺史,一家人已经一年多不曾见面。胡威禁不住思念之切,于是告别母亲,踏上了前往荆州的路。虽然胡威的父亲位高权重,威势显赫,但由于清正廉洁,两袖清风,家中过的还是普通人家的生活。到荆州几百里的路,常见那官宦之家,车隆隆,马啸啸,华盖儿飘飘,威风气派。胡威却如平民子弟,骑着自家的小毛驴急急前行。每当夕阳西下,自个儿喂驴草料,捡柴草生火煮饭,弄个能安身的床位,从不因私事打搅公家驿站。如此早行晚息,终于来到荆州。父子相见,一番亲热,几多情意。转眼之间,便过去了十多天,胡威该回家了,于是去向父亲告别。胡质拉着儿子细细端详,嘱咐几句,走进内室,拿出一匹绢交给胡威。胡威看那绢是贵重之物,心中疑惑,说:“孩儿深知父亲清廉高尚,不知此绢从何得来,孩儿不能收受。”胡质先是一愣,继而由衷的赞赏之情涌上心头,他笑着说:“儿啊,这是我的俸禄所得,省吃俭用留下来的,让你路上卖了去换口粮当路费生活费的,放心拿去吧。”胡威听了,这才恭敬地接过绢,告别父亲,骑上毛驴返家了。
在路上,遇到一位同行人,对胡威关怀备至,遇到困难也代为解决,还把胡威沿途的食宿全包了。起初,胡威觉得此人仗义疏财,只想日后回报。可是,走了一百多里以后,那同行人仍然不让胡威破费分文,这才引起了胡威的疑惑。问知来历,原来是胡质帐下都督,请假回京探亲,听说胡威也要在几天后回京,便故意拖延几天行程,以便与胡威同路,尽一些恭敬之意。胡威听罢,千恩万谢,立刻把父亲给的那匹绢给了同行者,让同行者不要再为自己操心、破费,各走各的路。回到京城后,胡威把路上的事,写信告诉了父亲。胡质大怒,立马叫来那个同行的都督,打了一百棍子,并罢了他的官。胡质父子就是这样洁身自好,严拒行贿,厌恶讨好。后来胡威为官,继承了父亲的品行,清廉为政。他常常用当年见父亲的那一段遭遇来激励自己,为官很有名望,历任安丰太守、徐州刺史,有出色的政绩。
胡威继承乃父遗风,在皇帝面前也敢提不同意见。西晋建国之初,晋武帝司马炎在吏治问题上,上宽下严,对于朝廷高官的错误视而不见,即使处理,也宽大为怀;而对于尚书郎以下的官吏,有一点错误,就严厉处分。胡威便上书进谏,指出如此宽严失当不平等,是错误的。可是晋武帝却说:“尚书郎以下的那些小官,对我无所谓。”胡威反驳说:“微臣所陈之谏言,不是说皇上对下级官吏严格要求不应该,而是说对像微臣这样的高级官吏,也应从严要求。只有对大官小官都高标准、严要求,才能肃清风化,严明法纪,国家才可大治,天下才可太平。”这一合理建议虽然后来并没有被晋武帝接受,但足以显示胡威鞠躬尽瘁的高尚气节。胡威对皇上敢进谏,对自己严格自律,为官“洁己克勤”,“名誉著闻”。
有一次,晋武帝感叹胡质、胡威父子二人的清廉作风,问胡威:“你与你父亲谁更清廉?”胡威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比不上我的父亲。”晋武帝再问:“你父亲比你更清廉表现在何处?”胡威说:“我父亲做了清廉之事,不想让别人知道;而我做了一点清廉之事,就想让别人知道。”晋武帝听了,不禁叹道:“好!清廉之士,耿直之心也。”此后愈加佩服、信任胡威了。胡威谦逊恭顺,为官政绩显赫而廉洁守操,不断得到晋武帝的提升。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胡威卒于青州刺史任上,朝廷因其政绩突出,且为官清廉,特追赐他为镇东将军,加封谥号为“烈”,其儿子胡奕承袭了他的爵位,官至平东将军。胡威的弟弟胡罴也很有才干,官至益州刺史、安东将军。胡氏一家父清子廉在历史上可谓光彩夺目,为后人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