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流的研究院！做有影响力的研究院！这是一个宏大的理想，还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整整两年，全力以赴的拼搏成了我们的主旋律。
研究院的目标是作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就是研发一些现在不可能成为主流的成果，我们期望它们在5到10年之后成为主流。这并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作为研究院负责人，我的第一任务就是拟定研究方向。当时，我们可以看到几个用户可能碰到的巨大问题：比如如何在多媒体（视频、3D）崛起时处理带宽供不应求的问题；如何在互联网无序信息爆炸时让无序信息变得有序；如何让中国用户用更自然的方式使用电脑。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开启了六个团队：
网络多媒体组——张亚勤的组开始进行最新的网络压缩研究，希望将多媒体信息的索取变得更为便捷、快捷、经济。
多媒体计算组——张宏江的组开始做多媒体的有序化，比如说从照片中找人脸，把照片自动分类，从视频中判断视频的内容。
形象计算组——沈向洋的组开始研究电脑中的“虚拟3D”，研究如何把计算机视觉、图形学与数字视频相结合，以实现“互动式多媒体”。
多通道用户界面组——王坚的组开始设计各种新用户界面，从新的拼音输入到新的数字笔。
自然语言组——黄昌宁的组开始做自然语言理解的工作，来让电脑能够教用户英语，纠正错误的语法，建立强大的数据库和统计语言模型。
音字技术组——我自己带领一个团队做语音识别和语音合成，并且把这些技术转移到手写体输入和拼音输入里面，帮助输入困难的中国用户增加效率。
除此之外，凌小宁的软件开发组和陈宏刚的高校关系组也成功地招兵买马，小有规模。
这个时候，研究院的人员已经到位，但是如何让中国的研究院成为亚洲第一？如何在微软美国和英国的研究院的“巨大规模”下证实自己？在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之初，我们就知道，单凭实现梦想的蛮力，根本无法达到全球领先的远大目标。
美国研究院有计算机界很多着名的大师，而我们这六位项目带头人在学术界的名声，远远不及这几位真正的大师。除了项目的质量，美国研究院的项目数量也远远超过我们，他们有30多个项目，300多名研究员，我们只有6个项目，20多个刚毕业的学生。无论怎么衡量，我们连他们的“小弟弟”都算不上。
因此，我们不可能靠论文取胜，也不可能靠人数取胜，我们一定要有特色。我和我的团队经过反复商量，得出结论：我们要做一个更“有用的”研究院，做一个更像“兵团”的研究院。
“最重要的不是创新，而是有用的创新。”失败的苹果语音识别、SGI三维浏览器都还历历在目。不能为了酷，为了前无古人，为了发表论文而作研究，一定要定位在有用的研究上。
微软的首席技术官奈森·梅尔沃德曾经说：“微软研究院所进行的理论性研究可能在10年后才能有结果，有些有可能100年才出结果。如果我们不冒这个风险，我们可能一无所有。如果我们的项目都成功了，那我们反而失败了，因为我们冒的风险不够。”他这句话就是微软的美国和英国研究院定位的基础。
我们要做的不一样。虽然微软中国研究院也是要做基础研究，但是我认为，基础研究的目的依然不是单纯地写出一些论文或专利，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让上亿人享受到你的成果。这才是研究院人员的最大成就感。我们要做更实际，更有近期产品潜力，更能被用户理解、被产品部门接受的研究。我们的目标不放在10年，而放在3～5年。
实际上，我们和微软美国研究院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做一个项目的时候，应该清楚，如果做成功了，这有什么应用，对用户有什么好处？我们评价项目的时候，不仅仅评价“这有多新？”也要评价“这有没有用？能否给用户带来巨大的价值？”
所谓兵团，就是针对大部分研究院的问题所使用的一种带领队伍的方法。在微软的美国和英国研究院里，我们发现，尽管每个人都非常出名，但是整个研究院都处于一种散兵游勇的状态。研究员之间的关系不够紧密，尽管每个研究员都被充分放权，但是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大师，应该拥有自己的研究方向。所以，有些组里有各种不同的研究，每个成员的看法都不一样，项目之间的重复、冲突都不小，谁都不愿意听谁的。另外，没有人愿意做枯燥的技术转移工作，往往写完论文后技术就搁下来了。
我希望改变这种状态。在微软中国研究院，我们要放弃各自为政，要兵团作战。这个兵团有六个将军，他们参考大家的意见然后拟定“有用的项目”。一旦拟定，大家就全力以赴地投入战斗。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团队合作文化，每个团队的副研究员都很“服”他们的司令，而且每个人都知道只是一个独特的机会，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中国，所以他们不惧辛苦，也愿意下一番苦功夫。
现在回想起来，在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前两年，大家确实是在用一种拼的精神去对待工作。一批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带领一批聪明、拼命的年轻人，形成一个研究兵团，他们创造了奇迹，结出了硕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