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漏偏逢连夜雨。1884年，徐润挪用轮船招商局公款16万两白银投机房产东窗事发，政敌盛宣怀抓住把柄，落井下石，将他革职赶出了招商局。盛宣怀取而代之，成了轮船招商局的督办。这一年朝廷把轮船招商局完全收归国有。朝廷没钱就将权力下放，一旦时机成熟就会收回，这就是徐、唐买办们的商业祸根。而同年，明治政府将当时日本最大的造船企业与三菱公司，以一块钱的象征价格卖给了私人。
从洋务运动到明治维新，1870年前后，中日几乎同时进行工业化变革；1884年的招商局收归国有与三菱私营化，也几乎都在一个时间点上。但十字岔口，一个重回官僚管制，一个坚决地走民营化之路，清朝和日本作出完全不同的道路选择，导致了两国后来截然不同的命运。
1894年7月，清朝与日本爆发战事，史称“甲午战争”，最终清廷大败。
在晚清，唐廷枢、徐润以及郑观应、席正甫并称晚清“四大买办”，除了席正甫是江苏人之外，另外3人都是广东人。尽管定海的穆炳元是上海的第一个买办，但广东人与洋行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有长期外贸经验，一时难以被完全取代，因此最初在上海洋行中，买办“半皆粤人为之”。但从1853年小刀会起义开始，从浙江迁居上海的人数快速增长；及至1861年，太平天国军队占领宁绍平原，又有大批宁波人、绍兴人逃亡进上海租界，浙江人终于成为上海近代最大的移民集团，到1911年前，上海移民中仅宁波籍就达30万，其中包括一些宁波籍的买办商人。
在普通话还未普及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很难听得懂粤语，江浙沪地区主流话是吴语语系，习俗、语言都与上海人相近的宁波买办的出现，使粤籍买办在上海滩停止了脚步。徐润的跌倒，成为盛极一时的广东买办势力淡出上海的典型。
19世纪80年代以后，上海的浙江买办超过了广东买办，成为叱咤风云的区域性商业群体。到买办制度被废除，浙江人一直居于买办集团的首位。1948年，日本学者根岸佶撰写的《买办制度研究》一书中列举了20世纪20年代活跃在上海的90名著名买办人物，其中浙江买办占了43席，而广东籍买办仅7名。
晋商、徽商、粤商是中国明清时代的三大商帮，各领商界风骚数百年。晋商处于西北内陆，以“票号”逞威南北，“汇通天下”执全国金融之牛耳；徽商在盐业、茶叶、典当、木材等传统商业领域称雄一时；粤商行动果敢，敢为天下先，通商口岸开埠后，他们在内外贸易中独树一帜。
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演进时期，晋商和徽商没有适时变革，充分发挥商业资本的作用，逐渐被时代淘汰；宁波人则将商业资本转为产业资本，掌控传统行业物资的内销和外销渠道，并在钱庄走向衰弱时投资近代银行，使得钱业无不以宁波帮马首是瞻；粤商是向近代商人转变的典型，他们因“公行制度”垄断对外贸易兴起，活跃于通商口岸和沿海，由于没有地域性金融业做资金支持，以及一口通商局面打破，外贸特权废止而没落。
这个时候，崛起于鸦片战争后的宁波商人，因善于经商且有地缘优势，其势力逐渐在上海坐大。尤其是慈溪的虞洽卿，镇海的叶澄衷、定海的朱葆三、奉化的王才运、定海的刘鸿生……他们先后来到上海，粗通英语，靠着本能的欲望和对时局的敏感，以买办起家，结识众多外国人。在他们创办和经营近代企业过程中，上海成为近代最重要的经济中心，闻名上海滩的中国第一大商帮——“宁波帮”逐步形成。
初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涌入上海的目的，一是避难、二是淘金。他们白手起家，除了做学徒，还做伙计、木工、裁缝、车夫、挑夫等。他们从地位卑微的苦活做起，以稳健、缜密、勤恳的风格，逐渐崭露头角进入外商洋行，成为穿西装、皮鞋的买办，并且连保带荐、携亲传子，介绍自己的同乡亲友到自己身边谋生。
例如，定海的朱葆三，与其长子朱子奎、次子朱子聪、三子朱子方、四子朱子衡及长孙朱乃昌，先后在英商平和洋行、日商三井银行、日清轮船公司等洋行任买办职务；镇海人虞洽卿先后做鲁麟洋行、华俄道胜银行、荷兰银行买办，其子虞顺恩也是荷兰银行买办；有“煤炭大王”、“火柴大王”等誉的刘鸿生，最初为英商开平矿务局买办，其父刘贤喜为轮船招商局买办，其弟刘吉生为美商联怡公司买办……
杨坊是继穆炳元之后，第二个小有名气的宁波买办。他早年曾在宁波当绸布店店员，后入教会学校学英语，1843年因赌博欠债流浪到上海。英国怡和洋行看中了他的英语交流能力，让其负责洋行的报关和收丝工作。期间，杨坊提出了“苏州体制”交易，即将怡和推销的鸦片带到苏州产丝地区出卖，用所得银两再购买生丝带回上海。1851年，因业绩卓著，杨坊被怡和洋行升任为买办。
出任洋行买办时，他断然拒绝任命广东人为其副买办，成为浙江买办向广东买办优势地位发出挑战的第一人。1854年，杨坊与宁波商友集资7万两，向英国购买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宝顺号”，并配备武装，为商船护航。在太平军攻打上海时，他将亲生女儿嫁给了镇压太平军的“洋枪队”头目美国人华尔。成为洋人岳父后，杨坊还向清廷保举女婿华尔为中国籍臣民。1862年8月，华尔被太平军击毙后，杨坊被清廷“问责”，从此郁闷不欢，三年后病死。
历史对于穆炳元、杨坊的评价并不好，认为前者父母死于英国人之手，被俘后仍屈身卖国，后者则崇洋嫁女，是洋人侵华的工具。其实无论好坏，买办都是利益驱动下的产物。买办这种职业吸引人的原因之一就是：给洋人办事，不仅挣钱多，而且官府不敢“敲竹杠”。
作为一个特殊阶层的经纪人，买办具有洋行的雇员和独立商人的双重身份。前者可以得到治外法权的庇护，不受中国当局的约束；后者可得到洋行在中国的代理权，利用中国身份与内地商家做买卖。便利的身份，让他们涉足各行各业，比如银行、保险、航运、地产、五金、机械、纺织、烟草、印刷乃至唱片业买办，林林总总，几乎囊括了近代中国所有的新兴工业门类，且活动能量巨大。
他们的工资待遇也节节攀升。1878年，一个普通买办月薪有40两，当时一两银子能买到80来斤大米，够一个三口之家吃一个月了，20年后一个银行买办的月薪涨到了120两。薪水只是买办收入的一小部分而已。从买卖双方交易中，买办另外还提取2％～3％的佣金。据统计，一个高级买办仅通过这一项，每年就可得5000～6000两白银。他们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分割利润“吃两头”获利，在很短时间内便积累起巨额财富。
宁波帮的买办中，身家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比比皆是。如在德商谦信洋行任颜料买办的周宗良，在长达35年的职业生涯中，赚了不下1000万两白银；叶澄衷在任美商美孚石油公司买办时，积累的白银不下800万两；德商鲁麟洋行买办虞洽卿父子，拥有500万两以上的财富；而开滦煤矿的买办刘鸿生，仅推销煤炭所得收入，就有300万两之多……只要“门槛精”，实现“百万富翁”的升级，对诸多洋行买办而言，仅仅是时间问题。他们成了当时的“高帅富”阶层，据记载，1854年中国只有250个买办，1870年增至700人，到1900年则达2000人。
这些深具商业头脑的买办们，很少像以前的土财主那样，在乡下买房子置田地，而是用赚的钱入股其他商行，或另起炉灶创业，利用人脉及渠道与昔日的洋人老板竞争。
在腰杆日渐挺直的宁波买办中，定海人朱葆三口碑极好，被称作“买办中的买办”。他14岁进上海协记五金店当学徒，并且一干就是17年。他在“协记”打工的日子，正是洋人势力在上海滩大肆扩张的时候，任何人都看得出和洋人做买卖是致富的捷径，朱葆三也不例外，尽管只上过几年私塾，但他萌生了学英语的念头。为此，朱葆三把自己每月的全部工资——“月规银”作为辅导费，只为能掌握“洋泾浜”式的英语，这成为他日后成功逻辑链上的第一环。
30岁时，朱葆三在上海外滩新开河处，独资经营一家五金店，店名叫“慎裕”。慎裕五金店挂牌后，朱葆三改变以往“守株待兔”式的专靠门店销售的办法，主动承接大建筑包工头批销，一年中靠几千两银子的本钱，做出了几十万两的买卖。后来，朱葆三将慎裕五金店改为“新裕商行”，将业务从经营五金扩展到进出口贸易。他还专门聘请顾晴川为商行总账房，顾晴川是民国外交家顾维钧之父，这位得力助手精通财务、德才兼备，他牢把财务关，此后店里银钱进出从无差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