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古史的有《盘古至唐虞传》，简称《盘古志传》，二卷七回气题“景陵钟惺伯敬文编辑，古吴冯梦龙犹父鉴定”，明书贾余季岳刊。首有托名钟惺的序，序称：“今依鉴史，自盘古以迄唐虞，事迹可稽者，为之演义，总编为一传，以通时目。”《有夏志传》，四卷十九回，题署与《盘古志传》同，首亦有钟惺序，内容系紧接《盘古志传》，“大禹受命治水”起，“成汤放桀南巢”止。《有商志传》，四卷十二回，题署亦同《盘古志传》。书从“汤王祷雨桑林野”写起，至“太公甲子灭殷纣”止。这三本书，所谓钟惺著，冯梦龙鉴定云云，当系伪托。《盘古志传》书前列有《历代系统图》及《历代帝王歌》，说明余季岳当时有刻印全史演义的计划，这三本书相互连接，可能就是他的计划付诸实施的部分。还有一本《开辟演义》，六卷八十四回，题“五岳山人周游仰止集，靖竹居士王黉子承释”，首有崇祯八年0635）序。《开辟演义》自盘古开天地起至周武王吊民伐罪止，所叙的历史相当于《盘古志传》、《有夏志传》、《有商志传》三书的范围。《开辟演义》据王古鲁先生考证，是余象斗所编，后落人明书贾周游手中，改题为周游编吒反映两汉历史的，主要有以下四本：明熊大木编撰的《全汉志传》十二卷，明万历十六年刊本。《两汉开国中兴传志》六卷，作者不详，题“抚宜黄化宇校正”，明万历三十三年（…刊本。《两汉通俗演义》八卷一百零一则，明甄伟著。首有甄伟序，明万历四十年金陵周氏大业堂刊本。（句《东汉十二帝通俗演义》十卷一百四十六则，明谢诏撰，大业堂刊本，故事起于王莽建立新朝，终于汉桓帝。后来剑晡阁批评《东西汉通俗演义》是将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改为一百则；将谢诏的《东汉十二帝通俗演义》删为一百廿五则，合刻刊行。
这几本演义小说中，成就最高的是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
《王古鲁日本访书记》云：“王黉不知是谁？看原书序文末段署名，中间似挖去一字，再阅卷一正文首页所题‘五岳山人周口游仰止集’，‘靖竹居士王黉子承释’，其中‘五岳’及‘周游’四字，显系挖补，不意于第一页下半页第一行中发现‘余仰止曰’，恍然大悟，此原系余氏刊本（明刊八仙传即署为三台山人仰止余象斗板落另一书贾周游之手，遂将‘三台山人余象斗仰止集’挖改而成，又因本人单名，不能不中空一宇，挖改时又因一时大意，末曾将‘余仰止曰’改为‘周仰止曰’，所以露出了这个线索。‘王黉’一名，也极为可疑。如果确是此人，序文末尾也不至于露出挖去一宇的痕迹也。”汉演义》实际上只写从东周末年到西汉初年一百年左右的历史。从秦公子异人被掳入赵写起，用十则的篇幅交代了秦始皇的出身经历和秦王朝的兴亡；用主要篇幅写楚汉之争，以及刘邦得天下后，杀韩信等事，到汉高祖逝世，汉惠帝登极止。惠帝以后西汉近二百年历史并没有涉及。
《西汉通俗演义》参考《史记》、《汉书》，虽吸收了民间传说，但大体与史实相符。它的后半部（从84则起），还参考了元刊平话五种之一的《前汉书平话续集》（又名《吕后斩韩信》）的上中两卷氕由于有讲史话本和卓越的史籍《史记》、《汉书》作参考，作者文字水平较高，所以，作品取得较大的成功。下面我们以项羽四面楚歌为例，看看《西汉通俗演义》是如何在《史记》的基础上改编的：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巳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
《史记·项羽本记》
众人捱到黄昏之时，将近一更之初，偶闻秋风飒飒，木落有声，客思无聊已动乡关之念；况四野干戈，绝粮遭困，难当愁苦之怀。只见众军三个成群，五个一起，正在纳闷之际，忽听高山之上，顺风吹下数声箫韵，一曲悲歌，清和哀切，如怨如诉，透入愁怀，感动离情，泪下千行，百计难解。一声高一声下，一声长一声短，五音不乱，六律和鸣，如露滴苍梧，如鹤唳九息，如声送玎终，如漏滴铜壶，愈伤而愈感，愈闻而愈悲，虽铁石之肝肠，亦为之摧裂；
虽冰霜之节操，亦为之改移。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烈之气。其歌曰：“九月深秋兮四野飞霜，天高冰涸兮塞雁悲怆，最苦戍边兮曰夜彷徨，披坚执锐兮骨立沙网，离家十年兮父母生别，妻子何堪兮独宿孤房！虽有腴田兮孰与之守？邻家酒熟兮孰与之尝？白发倚门兮望穿秋水，稚子忆念兮泪断肝肠。胡马嘶风兮尚知恋土，人生客久兮宁忘故乡？”（楚歌四起，八千楚兵散）
《西汉通俗演义》第八十二则《张子房悲歌散楚》
从上面所举的例子，不难看出《西汉通俗演义》作者对史籍进行的“敷演”、“润色”，表现了较高的文字水平。
反映晋代历史的，有明万历四十年0612）周氏大业堂刊本《东西晋演义》，作者不详，首有雉衡山人序文。雉衡山人，即杨尔曾，字圣鲁，浙江钱塘人。另有《新镌东西晋演义》一书，十二卷五十回，题“武林夷白主人重修，泰和堂主人参订”，首亦有雉衡山人序。东西晋不分叙，前四卷十六回是西晋，后八卷三十四回为东晋。此书是在大业堂刊本《东西晋演义》基础上，适当扩充增补，修改而成。全书自“王濬计取石头城”始，至“晋帝筑台禅刘裕”止，堆砌史实，结构松散，枯燥乏味，无甚可观。
叙述南北朝历史的小说有《南史演义》，三十二卷，《北史演义》六十四卷。清乾隆五十八年（口〗）刊本。作者杜纲，评点者许宝善。杜纲（约1740—约1800）字振三，号草亭，江苏昆山人。少补诸生，有声望，老不得志。著述甚丰，有《近是集》、《娱目醒心编》等传世。许宝善，字斅虞，一字穆堂，号自怡轩主人，江苏青浦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进士，累官监察御史，丁内艰归，不复出。《南史演义》、《北史演义》之序评皆出其手。除《南史演义》、《北史演义》之外，反映南北朝历史的还有《梁武帝演义》，又名《梁武帝全传》、《梁武帝西来演义》，十卷四十回，清初永庆堂刊本，题“天花藏主人新编”，首有天花藏主人康熙十二年0673）序。天花藏主人著述才子佳人小说多种，其生平在才子佳人小说专节中介绍。《南史演义》、《北史演义》和《梁武帝演义》三书相比较，《北史演义》比较成功。它在大体符合史实的原则下，博采当时戏曲、笔记小说中的故事，全书文字流利，叙事较为生动，可读性较强。
反映五代史的，有《残唐五代演义传》，六十回，题“贯中罗本编辑”，有八卷本、六卷本两种。八卷本题“李卓吾先生批点”，六卷本题“玉茗堂批点”。此书可能是元明间人作，但所谓罗贯中编撰，并不可靠。至于李卓吾、汤显祖评点，当系伪托。在宋元时代五代史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现存讲史话本《五代史平话》。元杂剧中，直接取材五代史故事的剧目有十种，如《李克用箭射双雕》（白朴），《邓夫人哭存孝》〔关汉卿），《十八骑误人长安》（陈以仁）等。在话本、元杂剧以及民间传说基础上编写而成的《残唐五代演义传》，其故事轮廓和主要人物依据史传，但兼采民间故事，虚构较多。全书保留了口头文学特点，风格粗旷雄浑，主要人物李存孝、王彦章等虎虎有生气，但前详后略，六分之五写梁，六分之一写唐晋汉周，虎头蛇尾，粗率潦草。
至于反映宋、明等朝代的历史演义，我们将在论述《杨家将》、《说岳全传》、《飞龙传》、《英烈传》等小说时，加以介绍。
数量众多的历史演义小说，为什么逐渐被淘汰，漫没无闻呢？究其原因，主要是：
1.商品化倾向的影响。
随着明代中叶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城市商品经济日益发达，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印刷业有了长足的进步，以营利为目的的文艺作品大量出版，以供市民文化娱乐的需要，这就使文艺创作商品化倾向日益严重。
“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说，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蓄而人有之；痴騃女妇，尤所酷好。”（1）
以牟利为目的，把历史演义等小说作为商品大量倾销市场，这一方面带来了出版业的繁荣，促进了通俗小说创作的发展；另一方面，文艺创作商品化的冲击，许多作者为了赚钱，粗制滥造，剽窃抄袭，制造了大量低劣的通俗历史演义。他们既无卓越的史识，又无炽热的感情；既无严谨认真的创作态度，又缺少深厚的文化修养，因此，他们创作的历史小说只能拼凑史料，模仿《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情节，文字又粗糙低劣，当然无法创造出辉煌的巨著。
历史演义小说大量涌现，泥沙俱下，出现少数较好的作品，而大量作品质量低劣，被历史淘汰，这是不足为奇的。
1.封建伦理思想的重压。
大多数历史演义的作者是恪守正史，把历史通俗化，“以通俗喻人，名曰演义”。创作的目的是进行封建教化，宣扬封建思想。雉衡山人杨尔曾明白宣称写《东西晋演义》的宗旨是：“严华裔之防，尊君臣之分，标系统之正闰，声猾夏之罪愆，当与《三国演义》并传，非若《水浒传》之指摘朝纲，《金瓶梅》之借事含讽，《痴婆子》之痴里撒奸也。”所以，他们在作品中竭力宣扬封建道德，特别是忠君思想和因果报应观念。
由于封建伦理道德的重压，作品不可能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现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和复杂矛盾的性格，人物性格单一化，或是大忠或是大奸，成为封建道德的传声筒。正面人物只有道德的绝对完美，没有任何“邪念”和犹豫；反面人物只有恶德，没有丝毫的人性和良心。这样人物性格只能是简单化、绝对化，只是成为没有血肉、没有灵魂的躯壳。
3，创作模式的束缚。
自《三国演义》问世以来，历史演义形成一种模式，具有稳定的机制，它像一切文学形式一样，对内容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不仅表现在对内容强化或抑制，而且应该包括对内容的选择和同化”气历史演义这种形式，在对生活的选择上，只容纳帝王将相，“历代兴废争战之事”，而较少容纳市井细民的生活，不能贴近日常生活；它在人物设置上，形成明君、贤相、良将与昏君、奸臣、武夫这样固定的矛盾对立面，人物性格脸谱化，人物类型单一化；在情节设置上，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交替出现，无非是双方交战，篡权夺位之类，没有展现生活的丰富性，情节单调；在语言上，多采用半文半白的浅显文言，缺乏生活气息。总之，形式僵化了，模式化了，不能突破创新，因此，互相抄袭，互相模仿，没有新意。《三国演义》之后的多数历史演义给人千篇一律的感觉。不少作者也想突破固定模式的束缚，他们在历史演义中杂以神魔怪异之事，或穿插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但仍不能从根本上创造出新的形式。
（第六节）明末清初的时事小说
明中叶以后，政治腐败，奸相与宦官轮流把持朝政，阉党与东林党斗争激烈；民族矛盾尖锐，后金崛起壮大，构成对明王朝的严重威胁；阶级压迫加重，经济凋敝，农民起义不断发生，明王朝已无可挽回地走向衰亡。日益严重韵社会政治经济危机，引起了不少有识之士的忧虑与愤懑，用文艺形式抨击朝政，揭露奸佞，已成为强大的潮流。这时出现了许多反映当时历史现实的戏剧和小说，这些戏曲、小说交相辉映，互相影响与促进，成为反映时代的晴雨表。在戏曲创作中，揭露权相严嵩专政的《鸣凤记》，是明代时事戏的开山作品。此后，时事戏蔚然成风，出现了反映郑和下西洋的《西洋记》〔无名氏）；反映辽东战事的《筹虎记》〔徐应乾揭露客魏横暴统治的《磨忠记》（间甫）、《清忠谱》（李玉等）、《喜逢春》（清晡生）等戏曲作品。在短篇白话小说中，也出现了反对严嵩暴政的《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等作品。在长篇小说创作中，涌现了数量可观的时事小说，这是历史小说的新品种。在宋元“讲史”中，就有说“中兴”故事者，即讲当时抗金史实，这是时事小说的源头。从明末到清初，衍出了时事小说这一历史小说的分支，开拓了历史小说的新途径。康熙以后，一方面由于社会相对稳定，出现了“乾嘉盛世”；另一方面，清代统治者加强控制，文网甚密，使时事小说暂时销声匿迹。到晚清，由于时代的需要，又重新兴盛起来。
（1）孙绍振：《文学创作论》，第333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所谓时事小说，就是指反映当代历史事件的小说。作者是作品所叙的事件的同代人，也就是说作者与作品所写事件的年代距离一般不超过一代人，即三十年左右。它的特点是及时、迅速地反映当代重大事件，大量记叙了当时的文献资料和传闻轶事，反映了同代人对事件的认识和情感，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史料价值。但一般来说，由于时间间隔短，缺乏对事件的深沉的反思和艺术上的锤炼，比较简略粗糙，艺术价值不高。
明天启、崇祯年间，社会矛盾集中在三大问题上：（1）朝廷内部客魏阉党专权，不但残酷压迫百姓，而且排除异己，无情地镇压东林党和正直的官吏，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冤狱，引起阉党与东林党、复社之间长期激烈的斗争。崛起于辽东地区的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领导下，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在明万历四十四年（巧…）正式建立后金政权，势力逐渐强盛。到天启初年就占领了沈阳、辽阳，占据了东北大部分地区，构成了对明王朝的重大威胁。（3）人民无法忍受明王朝的残酷压迫，终于爆发了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这三大矛盾，是人民关心的焦点，因此，时事小说都从这三方面取材，涌现了不少作品。现分叙如下：
一、反映客魏阉党祸国殃民的小说
最早的是《警世阴阳梦》，十卷四十回，题“长安道人国清编次”，崇祯元年刊本。首有序，署“戊辰六月砚山樵元九题于独醒轩”。戊辰六月，即崇祯元年六月。作者、序者生平不详。有人认为作者、序者当为一人，可能是福建建阳籍人气明天启七年（化了）八月，熹宗去世，朱由检即皇帝位。十一月安置魏忠贤于凤阳，魏忠贤旋即缢死于途中。而《警世阴阳梦》创作于魏忠贤死后的第二年的六月，时间相隔仅半年。序称：“长安道人知忠贤颠末，详志其可羞、可鄙、可畏、可恨、可痛、可怜情事，演作阴阳二梦。”全书分“阳梦”、“阴梦”两部分。“阳梦”八卷三十回，叙魏忠贤微时可羞、可鄙的经历和发迹后可畏、可恨的罪行；“阴梦”二卷十回，叙魏忠贤死后在地狱受审服刑的可痛、可怜之事。此书多据当时的传闻琐语，与史实相距较远。第一回至十一回，写魏忠贤这个流氓无赖的升沉荣辱，刻画出一副破落户的嘴脸，颇为生动形象。特别是抓住他善吹弹歌舞，会逢迎献媚的特点，用唱曲作线索，组织情节。因善唱曲，结识李贞（应是李永贞得以人京；在赴京途中，因唱曲结识了何内相，有了做礼部长班的机会；在京又因善曲得妓女兰生的青睐，反被鸨儿诈去钱财，被迫离京；在流落涿州时，生了脓疮，索性净身，投花子太监人伙，又因善弹唱，得花子太监头儿的欢心；后又被殷内相请作教曲教师，名扬京城，得到何内相赏识，进宫当了太监，侍候熹宗皇帝，从此发迹变泰，成了权奸。在魏忠贤窃取大权之后，作品着重写他心怀叵测，又愚蠢无能，被崔呈秀等奸臣操纵，干尽坏事，甚至想杀害皇帝，图谋篡逆。由于作者从概念出发，人物失去了个性；故事情节只是为了图解魏忠贤的篡逆阴谋，缺少生活气息。“阴梦”部分，充满因果报应之说，虽然能表现作者爱憎情感，但只是作者的主观情感的宣泄，缺乏艺术感染力，无艺术价值之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