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刚开完，还没有来得及传达，红军便离开遵义继续北上。中央确定向四川进军，预定的渡江地点是在重庆上游的宜宾到沪州一线。到达土城附近时，干部团协同三军团、九军团，同蒋介石派来堵截的川军郭勋祺师，打了一场恶仗。
干部团参战的主力是几个步兵营和特种营的迫击炮连、重机枪连。我们上干队的学员武器少，加上上级为了保存中、高级干部，不轻易把他们当普通战斗员使用，只是让他们担任一些次要的任务。记得那天从拂晓到黄昏，我们荫蔽在半山腰上，用火力支援主力部队向敌人发动一次又一次进攻。战斗开始很顺利，干部团那批基层干部学员打得勇猛顽强。敌人眼看坚持不住了，突然有几个旅增援上来，把我干部团的火力压了下来。我参战部队遭受严重损失。军委于是下令退出战斗，第一次渡过赤水，向古蔺开进，随后又改道到威信（扎西）、镇雄一带休整。
离开古蔺时，余泽鸿被调离了上干队，留在川黔滇边境地区做地方工作，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他从上干队带走一些干部和部分枪支。他们的工作开展得怎样，不得而知，只是后来才听说，他在斗争中牺牲了。上干队抵达威信时，上级又派莫文骅来担任政委。在这之前，莫文骅在八军团政治部任宣传部长。
红军在二渡赤水后，一、三军团迅速东进，再次占领了桐梓城和娄山关。敌军纷纷溃逃，一、三军团并肩向遵义方向展开了追击战。参加追击的还有干部团的一、二、三营和特科营。随后，中央军委纵队也向遵义方向开进，唯有上干队被留在桐梓县城。这是长征以来，上干队第一次离开干部团单独执行任务。这时已是1935年的2月底了。我们留在桐梓的任务是担任警戒，等九军团来换防以后，即向遵义归队。前头部队留下了一个警备连归我指挥。我们迅速布置好岗哨，在桐梓城过了一夜。第二天下午，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带着电台和警卫连进了城。他的几个主力战斗团还没有来到。我向罗炳辉报告了桐梓周围的情况，他听完以后说，你们走吧，这里由我们来守卫。这样，我和莫文骅便率领上干队奔向娄山关。
桐梓离娄山关30多里，由于前头部队已经击溃了敌人，一路上没遇上什么险情。没料到，在快接近娄山关时，我们的后面，即桐梓方向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警惕起来，回头一看，罗炳辉仍然只带着电台和一个连，气喘吁吁地赶来，大队敌人在他们后面紧紧追赶。罗炳辉身体较胖，又穿一双布鞋，走起路来比较吃力。敌人一边口出污言秽语，大声喊叫着要抓住他，别让他跑了！我指挥上干队的学员迅速占领阵地，阻击敌人，把罗炳辉和他带领的人员接了过来。
事后才知道，原来罗炳辉领导的几个主力团队已经绕过娄山关向遵义方向开进了。他到达桐梓不久，又接到通知，要他也撤出桐梓，赶到遵义。在接近娄山关的路上，四川军阀刘湘的教导师从旁边插了过来，咬住他们紧追不放。
这时太阳已经落山。上干队总共只有一百四五十人，几十条枪。离开桐梓时，那个警备连又因事耽搁没有赶上来。情况万分危急，我只得把有枪的同志组织起来，并把罗炳辉带的那个连要了过来，在第一线迅速展开，充分利用有利地形，继续阻击来势汹汹的敌人。没有枪的同志也都找好了石头、棍棒，拉开架势，准备敌人一旦冲过来时，同敌人进行搏斗。双方乒乒乓乓地对打了一阵。我们的枪虽少，但许多同志都经过多次战斗锻炼，枪法很准，打死打伤了不少敌人。我们且战且退，终于把敌人阻止在娄山关脚下。在夜色的掩护下，敌人胡乱地放了一阵枪，停止了追击。
这股敌人的出现，事先谁也没有料到。敌情既然有了变化，我们是否还按照原先上级的交代，越过娄山关向遵义归队？当我向罗炳辉提出这个问题时，他说：“最好还是一起走吧。”娄山关是从川南通向遵义的大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娄山关若是让敌人占领了，就要严重威胁已经到达遵义的军委首长、领导机关和数万大军，我把这个意见说了，罗炳辉也认为是个问题，但又觉得上干队兵力单薄，担心我们寡不敌众。我们上干队也有个别同志感到自己人少枪少，难以担负起这样繁重的守关任务。敌人已经到了山下，附近又没有别的兄弟部队，情况紧急，不容许我们再犹豫了。我对罗炳辉说：“这样吧，把你的那个连留给我，我们一定把娄山关守住，你放心先走吧！”于是，罗炳辉便只带着电台和少数随从人员，越过娄山关奔遵义方向走了。
我们迅速占领了娄山关的主要山头。透过迷蒙的夜色，但见关口周围群峰陡峭，到处是奇岩怪石，草深林密，关下是蜿蜒曲折的川黔公路。居高临下守住关口，就掐断了这贯通南北的唯一通道，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看到这样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大家满怀胜利信心，积极做好各项战斗准备。一路上，我们收容了先头部队一些掉队的战士。他们大都有枪，有两个战士还扛着挺机枪，我们就动员他们留下来一起参加战斗。想继续赶队的，就让他们把枪留给我们。这样一来，战斗力又有所增加，击退敌人进攻的信心就更足了。
就这样，我们扼守在娄山关左右的山上。炊事员埋锅做饭，大家吃饱了，都在自己的岗位上警惕地守卫着。敌人从正面是难以攻上来的，我们主要担心敌人从两侧迂回上来。但部队就那么多，不能再分散使用。当时我们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万一被敌人把我们同主力部队隔开，我们只好在黔北一带打游击了。
敌人发现我们已经凭险固守，加上在夜间，一时又摸不清我们的虚实，在山下打了一阵枪，却不敢冒险过关。我们沉着应战，拿定主意：你不到跟前，我不开火。持续了一阵，最后终于听不到枪声了。周围万籁俱寂，只有冷飕飕的寒风在刮着。快到半夜了，根据各种迹象判断，敌人已经走远，再来进攻的可能性不大了。当我们正准备往山下撤的时候，罗炳辉派骑兵通信员送信来了。信上说，我军在遵义附近打了大胜仗，并嘱咐我们在娄山关坚守到天明，由五军团派部队来换防。大家听说打了大胜仗，精神一振，顿时睡意全消。第二天拂晓，五军团的一个营准时来换防，我们交接后即向遵义前进。
娄山关到遵义九十里。傍晚，我们便赶到了遵义城。当天晚上，周恩来同志接见了我。一见面，他就关切地问：“上干队的同志都到了吗？住下没有？有没有伤亡？”我回答说，都住下了，没有伤亡。他听了很高兴，赞扬我们在娄山关这一仗打得好，保卫了遵义，保卫了党中央。随后他对我讲了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的主要精神，说会议开得很好，批判了错误路线，毛泽东同志又回到了党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岗位上。他还告诉我：会议认为，你的问题过去搞错了，取消了对你的处分，决定恢复你的党籍、军籍，中央还考虑要重新安排你的工作。他说话时态度非常诚恳，使我听了很受感动。最后，他还给上干队布置了一项战斗任务：立即做好准备，并带上工兵，首先把敌人占领的仁怀县城拿下来，随即到茅台，在赤水河上把浮桥架起来。事后才知道，执行这项任务，是为红军三渡赤水提前做好准备。
当我听到周恩来同志讲遵义会议精神的时候，激动得差点掉下泪来。王明“左”倾路线受到了批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取得了胜利，我盼望已久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这次会议，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成为我党历史上由失败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这次会议，还纠正了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同志的冤案，摘掉了我头上那顶“罪犯”的帽子。我的党籍虽然在过金沙江以后，通过组织手续才得到恢复，但是，压在我心上的那块沉重的石头被搬掉了，我怎能不激动，怎能不深深地感谢党呢！从此以后，我的精神更加振奋，在漫漫长征路上，步子也迈得更大、更坚定了。
紧接着，上干队的同志也都在遵义城的天主教堂内，听了遵义会议精神的正式传达。大家的心情都很兴奋，一致拥护结束王明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和莫文骅带领上干队和一个工兵连，还有一个步兵连，悄悄地离开遵义，直奔仁怀。遵义到仁怀，约八九十里，出发前得知，我军的通信部门从窃听敌人的电话中获得情报：守卫仁怀的敌军只有一个连，而且是地方部队，战斗力不强。我们携带攻城的梯子和一些必需的架桥器材，沿着一条狭窄的小路，在高山深谷间穿行。走了一段，突然下起倾盆大雨，虽然披着油布，大家的衣服还是湿透了。夜很黑，为了不被敌人发现，又不能点火把，大家只得摸索着前进。不少同志摔倒了，磕破了腿，扭伤了脚，周士第脚上扎进一根很粗的尖刺，淌着血，为了不影响赶路，他硬是咬牙忍痛，一颠一拐地前进，到达目的地后，才把刺挑出来，包扎了一下。经过整整一个晚上的跋涉，终于在拂晓时到达了仁怀。我带领尖刀班跑步前进，后续部队紧紧跟上。接近城边时，大家选择有利地形，向城内猛烈射击。敌人遭到突然袭击，惊慌失措，纷纷逃跑出城，窜进丛林中逃命去了。这样，没费多大力气，我们就拿下了仁怀。
茅台距仁怀约30里。我们留下步兵连守卫仁怀县城，带领工兵连迅速赶到了茅台。在上干队的掩护下，工兵连迅速把浮桥架了起来。直到红军大队人马三渡赤水以后，我们才回到了干部团的战斗序列。
茅台镇很小，茅台酒却驰名中外。我们在茅台驻扎了三天，我和一些同志去参观了一家酒厂。有很大的酒池，还有一排排的酒桶。我们品尝了这种名酒，芳香甘甜，沁人心肺，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有些同志还买了些用水壶装着，留着在路上擦脚解乏。有的同志打趣说，要不是长征来到这里，这辈子哪能喝上茅台酒呢！如果单凭这点，还得好好“谢谢”蒋介石呢！的确，我们一路上吃尽千辛万苦，但也品尝过一些稀奇和有名的东西。路过湘南、广西，我们吃过猫肉，有的同志还吃过猴子肉。以后路过云南时，还吃过有名的宣威火腿。
三渡赤水后，向古蔺方向走了不远，部队又突然掉头向东，于3月中旬四渡赤水，随后又迅速南下，渡过乌江，到贵阳附近突然转向西南，大踏步地向云南境内前进，把尾追的敌人甩得远远的。
四渡赤水之战，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避实就虚，声东击西，灵活地调动敌人，实行机动作战，充分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和领导才能。这同红军在通过敌人第一、二、三、四道封锁线时，李德等人只知道命令部队死打硬拼，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部队虽然多走了一些路，但是取得了主动，还消灭了不少敌人，而红军却损失不多。我和许多同志都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庆贺红军有了可以充分信赖的领导人。
在这期间，莫文骅又被调往干部团团部任政治处主任。接替他任上干队第三任政委的是周桓。他原先也在八军团工作，辽宁人，在上干队一直工作到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