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尧被驱以后，湖南军阀谭延闿上台。由于谭延闿是借支持学生驱张运动之机上台的，所以执政之初，为了粉饰门面，社会上民主空气较前活跃。长沙的一些报刊介绍十月革命的内容也多起来了。毛泽东同志创办的《湘江评论》，就是当时最为突出的进步刊物。他们联络进步人士，宣传十月革命，宣传新文化、新思想，这些在我们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920年夏天，学校放暑假，我和弼时同志商量好不回家，找事情做。这样可为家里节省一点路费，更重要的是再有几个月就要毕业了，必须为毕业以后的出路想办法。在那个社会里，父母送子女上学的确不容易，毕业以后家中就可望得济。假如再回家吃闲饭，一顿两顿尚可，吃长了家里人就面有难色，自己也不好意思。眼下我们两人面临的共同境遇是，依靠家中资助继续升学显然不可能，只有尽快地谋个职业以自立。我们白天结伴而行，夜晚共宿一舍，反复商谈着。我们想毕业以后只谋个小职业，混碗饭吃，太不甘心了。记得有一天，我俩在街上经过一个画像馆，弼时同志看了外面挂着的画像，胸有成竹地对我说，“这种画我们也可以画。画一张画可以挣不少钱，就不会饿肚子了。”于是，他立即买了一点碳墨和纸，回到宿舍我们就画起来了。弼时画画很有天赋，第一张就画得很好，第二张画成时，拿到画像馆去与那里挂着的画像对照，竟比那家画像馆的画还要高明。而我则画得不如他。直到后来弼时同志被派到武汉为党做地下工作时，还以画像为掩护。记得弼时同志发现自己的绘画才能时说，虽然社会职业对于一个刚刚从学校出来的学生都是关闭的，但凭一技之长似乎也不难活下去。但是我们当时苦恼的并不是找这样的一条出路。青年人总是有理想的，我们不愿在内忧外患的国度里，做任人宰割的牛马，做一个仅仅为了谋生而活着的人，而想寻找我们理想中的最好的出路。那时我们所向往的是效仿前几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到国外去见见世面，一边工作，一边求学，以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来改造这不平等的社会。可是当时赴法勤工俭学已经不派了，只得另外寻找出路。有一天，弼时同志从街上回来，看到我高兴地说：“有办法了，有办法了！”我忙问他有什么办法，他说：“我们到俄国去。”我听后十分激动。弼时告诉我，他听同乡任岳说，长沙组织了一个俄罗斯研究会，听说准备送一些学生去俄国勤工俭学。任岳在船山中学读书，认识那里参加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的校长“贺胡子”，可以通过他介绍参加俄罗斯研究会，还可以争取去俄国。弼时同志当时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结识了不少革命前辈和同志。1920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方维夏等同志在长沙筹办俄罗斯研究会。方维夏、何叔衡当时都是湖南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出面组织这种表面看来是学术性的团体比较有利。也算碰得巧，正当俄罗斯研究会筹备组织之时，弼时和我及时找到了线索。那天中午，天气很热，我们躺在宿舍的床上，辗转反侧，兴奋得睡不着。去不去？还有几个月就要毕业了，文凭还要不要？商量来商量去，两人都横下一条心，去！文凭不要了。我们立即找到任岳，通过船山中学校长贺明范的关系，提出申请，填了表，加入了俄罗斯研究会。当时俄罗斯研究会的书记干事是毛泽东同志。这个研究会“以研究关于俄罗斯之一切事情为首”，会务有三：“一、从事于俄国一切事情之研究；以研究所得发行俄罗斯丛刊；二、派人赴俄从事实际调查；三、提倡留俄勤工俭学。”在俄罗斯研究会，每周组织几次讨论会、报告会。记得毛泽东同志搞了好多题目，准备系统介绍俄国革命情况。那时毛泽东、何叔衡、方维夏等同志，已是湖南负有盛名的社会活动家了，是我们的长辈，而我们还是一帮初出茅庐的青年娃娃，所以只是钦佩他们，听过他们讲课，没有更多的接触。我们在俄罗斯研究会听了几次课，初步知道了俄国革命是建立工农当家做主、没有压迫剥削的社会。要想实现这样一个平等的社会，就要像俄国那样进行革命。没过多久，也是在8月份，俄罗斯研究会准备派第一批学生赴俄勤工俭学，我和弼时同志都被选上了。和我们一批的共六个人，还有任岳、周昭秋、胡士廉和陈启沃。
赴俄决心下定，我们各自筹措路费。我回家后便和母亲、大哥商量。母亲虽然舍不得我漂洋过海，远走他乡，但禁不住我反复解释和大哥的支持。她也深知，儿子继续升学已不可能，自己能帮助儿子选择的出路无非是找个地方当学徒。出洋既可以做工，又可以继续读书，或许是一个更好的出路。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有出息。就这样，母亲最后还是同意了。她又一次当掉陪嫁的那枚金戒指和家中值点钱的东西，把姐姐绣花换来的一点钱也全部拿出，大哥又帮了一些，共凑了30元钱。弼时同志困难更大。他是独子，离家远去，母亲无人奉养，路费就更困难了。但这些都不能动摇我们追求理想的决心。我们都说服了家里，做了妥善的安排。这样在俄罗斯研究会的安排和帮助下，应着时代的呼唤，我们迈开了走向革命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