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取一瓢饮”，是守约工夫。一面守约，一面仍不妨博涉以为辅，所谓“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也。认定了几件大节目做修养中坚，凡与这些节目引申发明的话，多记一句，自然所印所熏加深一度。要记的既多，最好备一个随身小册子，将自己心赏的话钞出，常常浏览。意识将近麻睡，便给他一番刺激，令他惊醒，这便是“熟之”的妙法。
专记格言，也会乾燥生厌。还有最好的修养资料，是多读名人传记和信札。我记得很小的时候，读了一部《曾文正公家训》（给他儿子的信），不知受多大激刺、稍为长大一点，读了全谢山做的黄梨洲，顾亭林两篇墓碑，又不知受多大激刺。直到今日，曾、黄、顾这些人的面影，永远蟠踞住我的“不意识”。孟子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激扬志气的方法，再没有好得过“街友古人”了。
二十四史，列传占了什之七八。以现代历史观念而论，可以说内中所记载，有一大半不应入历史范围。但中国无论何种著述，总以教人学做人为第一目的；各史列传，大半为这个目的而存在。与其认为社会史迹的资料，不如认为个人修养的资料。我常想：亟应该把历史上名人——大学者，大文学家，大美术家，大政治家，大军人，以及气节峻拔的人，挑选百来个，重新替他们各做一篇有趣味的传，以此教导青年，比什么都有益，现在既没有这样书，将就一点，把正史中现有的传挑出一二百篇来浏览，也是必要、读这些传时，且不必当作历史读，专当作修养书读。看他们怎样的做人；怎样的做事；怎样的傲学问：设想我处着他的境遇，我便如何？碰着这类事情，我便怎么办法？……常用这种工夫，不独可以磨练德性，更可以浚发才智先辈论读史益处，大抵最注重此点。
读名人传记，其人愈近愈好，因为观感更切；其传愈详愈好，因为激发更多。近代详传，多用年谱体裁行之、试推介几部（以著者年代为次）：孙奇逢自著的《孙夏峰年谱》（门人补注），李塨著的《颜习斋年谱》，冯辰著的《李刚主年谱》，王懋竑著的《朱子年谱》，顾栋高著的《司马温公年谱》，《王荆公年谱》，段玉裁著的《戴东原年谱》，焦廷号著的《焦里堂年谱》，丁晏著的《郑康成年谱》，黄炳呈著的《黄梨洲年谱》，张穆著的《顾亭林年谱》，《阎百诗年谱》，李鸿章著的《曾文正公年谱》，刘毓崧著的《王船山年谱》，梁启超著的《朱舜水年谱》，胡适著的《章实斋年谱》，这些书读了都令人闻风兴起，稗益青年不少。可惜还有许多伟大人物没有人替他作谱。又各谱体例，我们也未尽满意。
名人信札，和他并时的朋友论事论学，读之最可益人神智。我也推薦几部：张江陵的《张大岳文集》，顾亭林的《亭林文集》，戴东原的《东原集》，焦里堂的《雕菰楼集》，曾涤生的《曾文正公全集》，胡润之的《胡文忠公遗书，郭筠仙的《养知书屋集》，在这些集中专取信札一门读之，极有益而且有趣。
以上所举各书及其读法，皆以帮助身心修养及治事之应用为目的。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读这类书专以自己直接得着益处为主？把自己这个人训练好了，才配说有益於社会；所以把他列在第一。若以为这是迂腐之谈，则我不敢知了。
第二部门的文献学，虽说他包括国学智识的全范围，亦无不可。例如和第一部门同性质的书，有许多应用到修养上没有什么价值，但用来做思想史的资料，便有价值。和第三部门同性质的书，有许多作品没有什么赏监价值，但用来做文学史资料，便有价值。章实齐说：“六经皆史。”编述六经的人，是否目的在著史，虽不敢断言；但我们最少总可以说“六经皆史料”。把所有书籍都当作史料看待，无论什么书籍都有用。何止书籍，乃至烂帐簿、废田契、破指绅、陈黄历……等等都有用。
既已什么书籍都有用，那么，指定那部书要读那部书不要读，几乎不可能了。但又须分别讲：研究某件专门事项的人，关于这事项的资料文书，固然都要读；不是研究这门的人，自然有许多不要读。仅欲得文献常识的人，自然一切专门资料都可以缓读。
我们最痛心的是：想举几部文献常识，惬心贵当的书给青年读，竟自举不出来！我想这是国学先生们当面的责任，若不赶紧编出几部好书来，实在对不起青年。但现在既没有恰当的书，又不能因此而把这点常识迳行抛弃；万不得已，姑列举以不各书充数：
《左傅纪事本末》（能读《左傅》原文更好）
《通监纪事本末》（能读（通鑑）原文更好）
《宋史、元史、明史纪事本末》
《文献通考》之左列各考（《续通考》（皇朝通考》附）
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国用考选举考学校考
职官考乐考兵考刑考经籍考四裔考
《四库全书提要》之各部各类总叙
《读史方舆纪要》之各省各府总叙
举这几部书，其实还很不满意。不满意的理由：一，卷帙太多了，学校裹的青年，已经没有时候通读。内中有些不必要的资料，尚须读者自行别择。二，虽有恁麽多卷帙，必要的资料却并未齐备，内中尤缺乏是政治以外的社会资料。又清朝一代的资料简直没有；所以虽读完了，还不算有“踌躇满志”的常识。但现在既未有恰好的书，我只好劝青年们耐点烦姑且拿这几部做基础罢。
再进一步，我希望青年们能彀分一点工夫把先秦——秦朝以前——几部书读一读第一，因为那时代中国文化初成熟；那时代的著作，很有一种权威，支配二千年的社会心理，我们无论崇拜他或反抗他，总不能置之不闻不问。
第二，那时代的著作，留不的实在不乡；把一大部分伪书甄别去後，剩不比较可信的：只有《诗经》，《尚书》中二十八篇，《易经》，《仪礼》，《礼记》之一部分，《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论语》，《老子》，《墨子》，《孟子》，《庄子》，《慎子》（？），《尹文子》（？），《公孙龙子》（？），《苟子》，《韩非子》，《孙子》十三篇，《管子》之一部分（？），《商君书》之一部分（？），《吕氏春秋》，《楚辞》之一部分。这二十来部书、小部头的只有几千言，（如《老子》，如佚余之（惯子），（尹文子），《公孙笼子》。）大部头的也不过十来万字。（最大者（左傅），（苟子），（韩非），《吕览》。）其中尚有实际上非专门研究家则无从读或不必读者。（如《易经》卦辞爻辞，如《仪礼》，如《春秋》经文，如（礼记）之大部分，如《管子》之大部分，《墨子》之小部分，乃至《尚书》之一部分。）有真书中攙入伪文者。（《墨》《庄》《荀》《韩》皆有，其他全书疑伪末决者不必论。）似此别择不去，必应读之先秦书籍，实属寥寥无几。平均每日读一点钟，一年多便可读完。人生何处不消耗此一年乡之每日一点钟耶？
其次，有几部书我愿意推荐：一，汉王充的《论衡》；二，唐刘知几的《史通》；三，宋郑樵《通志略》的叙论；四，清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这几部书都是极富於批评精神的。我们若想对於文献作部分的专门研究，先看看这几部书，可以开拓心胸，且生发好些法门。
文献各部分之专门研究，前途可开拓的境土甚多。正如一个极丰富极辽广的矿区，矿苗到处分布，层层堆积，只要你有方法开采，分析，制练，便可以生出许多珍奇高贵的产品。这种事业并不专靠书本，但书本裹头可珍贵的原料，也真不少。
这种研究，各门有各门的特别资料和特别研究法，这裹不能详细论列。书籍中的资料，到处散布，也不能徧举书名。今但把研究法之普徧原则说说：
第一，用怀疑精神去发生问题：天不无论大小学问，都发端于“有问题”。若万事以“不成问题”四字了之，那么，无所用其思索，无所用其研究，无所用其辩论，一切学问都拉倒了先辈说：“故见自封，学者之大患。”正是谓此。所以会做学问的人，本领全在自己会发生问题。“天圆地方”向来不成问题，到歌白尼却成了问题。“人为万物之灵”，向来不成问题，到达尔文却成了问题。“人欲净尽，天理流行”，向来不成问题，到戴东原却成了问题。乃至苹果落地，开水掀壶盖，在旁人不成问题，奈端、瓦特却对他发生问题。《古文尚书》，《太极图》，旁人不成问题，阎百诗、胡肶明对他却发生问题。
为什么不发生问题？第一，以为是当然的事理，不值得注意；第二，以为前人久已论定了，何必更费心。这都是被旧日意见把自己封闭住了，如此便永远不会有新学问。然则如何才会发生问题呢？朱晦庵说：“学贵善疑；大疑则大悟，小疑则小悟，不疑则不悟。”善疑便是排除“故见”的第一法门。无论读什么书，听什么话，看见什麽事，你疑他一不总不会蚀本。所谓疑者，并不是一疑之後从此便不信；因疑得倌，也是常有的。但这回的信，却是有责任的了，有意识的了，不是故见而是新见了。总之：一疑便发生问题；发生问题便引着你向前研究；研究结果，多少总得点新见；能解决这问题固好，即不能，最少也可作後人解决的准备资料，甚至只提出问题，不去研究，已经功德不少；因为把向来不成问题的变成问题之後，自然有人会去研究他解决他。
第二，用耐烦工夫去搜集资料：披沙拣金，千万颗沙裹头不知道得着得不着一两颗金，可谓最不经济的事业。但既已沙外无金，那么，你除非不想得金便罢；想得，只好耐烦拣去。做中国文献学的苦处在此。材料是侭有的而且很丰富；但散在各处，东一鳞，西一爪，合拢来可以成七宝楼台，分散着却一钱不值。但我们万不可以因此灰心或厌倦。做昆虫学的人，那裹会有许多奇种异类的蝴蝶蜻蜓……不劳而获的飞到你身边让你研究？博物馆里头一格一格的蝴蝶蜻蜒标本，像我们这种门外汉看着，还不是莫名其妙吗？真有昆虫学趣味的人，倒是非亲手从树林中采集不来，不能过瘾。亦且非做过这番工夫，他的智识不能算是自己的。
所以我们对于资料之多量而散漫，应该欢喜，不该讨厌搜集资料之法，应该以问题为中心；未有问题以前，资料平铺纸上，熟视无覩；既有问题以後，资料自然会浮凸起来。凡自己会发生一个问题，必先有若干资料，曾供观察。就拿这些做基本资料；以後凡遇着和这项问题有关系的资料，见一件便搜罗一件。最要紧的工作，是要勤用笔记。因为许多宝贵而零碎的资料，稍为大意一点，便像拣出的金依然混回沙堆子裹，要再找可就费力了。我们若能把勤做笔记的习惯养成，那么，你所要的资料，自然常会聚拢到你身边，供给你的新见解。凡研究一个问题，搜集资料的工作，总是居全工作十分之七八。先有丰富的“长编”，才能有简洁的定稿。以一个人的全生涯而论。中外古今大学者，他们有价值的著作，多半是四五十岁以後才成功。四五十岁以前做的什么事呢？须知都销磨在搜集资料裹头。
第三，用冷静头脑去鉴别资料：我们读书，往往做了许多冤枉功夫，辛辛苦苦搜集些资料拿来当宝贝，那裹知道这资料却是假的或是错的。若将假的错的资料作为研究基础不独自己不会成功，而且贻误别人不少中国书假货极多，稍为外行的人便要上当：例如将今本《尚书》的《大禹谟》当作唐、虞时候史官所记；将《周官》当作周初制度；将《孔子家语》当作孔子一生行状。又如认战国初年有列御寇这个人曾经作过一部《列子》；隋、唐间有王通这个人曾经作过一部《文中子》：岂非笑话？或者书虽不假，而裹头所讲的话许多靠不住：例如司马迁的《史记》，公认为中国史学界第一部名著；然而书中所记三代以前事，最少怕有一半错谬。官署裹记当时办理一事的档案，文集中戟同时人的墓志行状，岂非耳闻目见，最可信据？然而十件中总有八九件绝非实录。凡此之类，倘不认真别择，则所凭藉的资料先没有价值，研究的结果如何能有价值？好在重要的伪书，经清朝儒者考证明白的已经不少。我现在打算做一部书，名曰《古书之真伪及其年代》。我希望将来出版後，可以省青年许多冤枉工夫。至于各种事实的鑑别法，恕我不能详说。我两年前著过一部《中国历史研究法》，襄头有一部分专论此事，请读者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