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腔起来以前的南戏——昆腔的起来——昆腔的创作者魏良辅——梁辰鱼与其《浣纱记》——郑若庸与张凤翼——李开先、王世贞等——屠隆与汪廷讷——梅鼎祚——郑之珍的《目连救母戏文》
昆腔的起来，是南戏革新的一个大机运。在昆腔未产生之前，南戏只是像野生的蔓草似的，无规律地发展着。正德以前的南戏作家们，以无名氏为多，盖大都出于乡镇文士们的创作，教坊优伶的传习，词多鄙近，曲皆浅显明白如说话，妇孺皆听得懂。徐渭《南词叙录》谓：“永嘉杂剧兴，则又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布女顺口可歌而已。谚所谓随心令者即其技欤？”故南戏，明人往往谓之乱弹。盖以其没有一定的音律。又各囿于地域，同一戏文，而各地的歌唱的腔调不同。当时，有余姚、海盐等腔。明陆容《菽园杂记》（十卷）云：“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宁波之慈溪，台州之黄岩，温州之永嘉，皆有习为倡优者，名曰戏文子弟。”《南词叙录》云：“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称余姚腔者出于会稽，常、润、池、太、扬、徐用之；称海盐腔者嘉、湖、温、台用之。唯昆山腔止行于吴中。
”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玉茗堂文集》卷七）云：“南则昆山之次为海盐，吴、浙音也，其体局静好，以拍为之节；江以西，弋阳；其节以鼓，其调喧。至嘉靖而弋阳之调绝，变为乐平，为徽、青阳。”这可见在昆腔起来的时候，南戏的歌唱法是极为凌乱的。弋阳流行最广，却以鼓为节；调又喧闹。海盐腔却是以“拍”为节的。他们的乐器也是不能统一。到了昆山魏良辅起来，一手创作了昆腔之后，方才渐渐地征服了一切，统一了南戏的乐器与歌唱法，增大了南戏的音乐的效力。原来南戏的歌唱，是以箫管为主的，和北剧之以弦索为主器，恰相对抗。
但良辅则集合于一堂，一切皆拉来为他自己所用。笛、管、笙、琵之合奏，实为良辅的勇敢的尝试。沈德符云：“今吴下皆以三弦合南曲，而箫管叶之。”（《顾曲杂言》）正指昆山腔而言。这繁音合奏的优雅的腔调，其能打倒单调而喧闹的弋阳诸腔，那是当然的事。所以自嘉靖以后，不久便传遍了天下。在徐渭写他的《南词叙录》的时候（嘉靖三十八年，即1559年），昆山腔还只行于吴中。到了万历的时候，则昆山腔随了南戏势力的大盛，甚至侵入北方。其流行之速与广，都是空前的纪录。但在嘉靖间，尚有不了解的人，对于昆腔加以非难。徐渭在《南词叙录》里，却极力地称扬昆腔的好处，极力为之辩护：
今昆山以笛管笙琵，接节而唱南曲者，字虽不应，颇相谐和，殊为可听。亦吴俗敏妙之事。或者非之，以为妄作。请问《点绛唇》、《新水令》是何圣人著作？
昆山腔止行于吴中。流丽悠远出乎三腔之上，听之最足荡人，妓女尤妙。此如宋之嘌唱，即旧声而加以泛艳者也。隋、唐正雅乐，诏取吴人充弟子习之。则知吴之善讴，其来久矣。
徐氏可谓昆腔的第一个鼓吹者、知音者、赏识者。自有昆腔，于是南戏始不复囿于地方剧。自有昆腔，于是南戏始不复终于乱弹而成为一种规则严肃，乐调雅正的歌剧。昆腔在海盐、弋阳、余姚诸腔中，实最后出。然在很短的时期内便压倒了她们。同时，北剧也因之而大受排挤而至于消亡。沈德符《顾曲杂言》云：“自吴人重南曲，皆祖昆山魏良辅，而北词几废。”沈氏之时，离良辅创昆腔之时不过五六十年，而昆腔的势力，已是如此之盛大！
关于这位伟大的音乐家，一手创作了昆山腔的魏良辅，其时代却颇难确定。向来每以他为嘉、隆间人。陈其年诗亦有“嘉隆之间张野塘，名属中原第一部。是时玉峰魏良辅，红颜娇好持门户”的话。但他的时代似更应提前。徐渭时，昆山腔已有势力。祝允明（嘉靖五年卒）的《猥谈》云：“数十年来南戏盛行，更为无端。……妄名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昆山腔之类，变易喉舌，趁逐抑扬，杜撰百端，真是胡说。”是昆山腔之兴，至迟当在正德（1506—1521）间。陆容为成化、弘治间人，所作《菽园杂记》，历举海盐、水嘉诸腔，却无昆腔的名目。可见昆腔的出现，最早也当在成化以后（1487年之后）。我们如以昆山腔为出现于正德时代，当不会有多大的错误的。
其盛行当在嘉靖中叶以后。良辅于嘉靖间或尚在人间。良辅的生平也不甚可知。余怀的《寄畅园闻歌记》（见《虞初新志》卷四）云：“南曲盖始于昆山魏良辅云。良辅初习北音，绌于北人王友山。退而镂心南曲，足迹不下楼十年。当是时南曲率平直无意致。良辅转喉押调，度为新声，疾徐高下清浊之数，一依本宫，取字齿唇间，跌换巧掇；恒以深邈助其凄泪。吴中老曲师如袁髯、尤驼者，皆瞠乎自以为不及也。……而同时娄东人张小泉，海虞人周梦山，竞相附和。唯梁溪人潘荆南独精其技，至今云仍不绝于梁溪矣。合曲必用箫管，而吴人则有张梅谷，善吹洞箫，以箫从曲，毗陵人则有谢林泉工管，以管从曲，皆与良辅游。而梁溪人陈梦萱、顾渭滨、吕起渭辈，并以箫管擅名。”胡应麟《笔丛》也说道：
魏良辅别号尚泉，居太仓南关，能谐声律。若张小泉、季敬坡、戴梅川之类，争师事之。梁伯龙起而效之，考证元剧，自翻新调，作《江东白苎》、《浣纱》诸曲。又与郑思笠精研音理。唐小虞、郑梅泉五七辈杂转之，金石铿然。谱传藩邸戚畹，金紫熠爚之家，取声必宗伯龙氏，谓之昆腔。张进士新，勿善也。乃取良辅校本，出青于蓝，偕赵瞻云、雷敷民与其叔小泉翁，踏月邮亭，往来倡和，号南马头曲。其实禀律于梁，而自以其意稍为韵节。昆腔之用，不能易也。
一部昆腔史，已略尽于此。而梁辰鱼便是第—个戏剧家，利用这个新腔以写作他的剧本的。
梁辰鱼（梁辰鱼见《皇明词林人物考》卷十一，《列朝诗集》丁集中，《明诗综》卷五十）字伯龙，昆山人。他的《浣纱记》（《浣纱记》有《六十种曲》本，富春堂刊本，文林阁刊本，怡云阁汤海若《批评》本，李卓吾《批评》本）虽不是一部极伟大的名著，却是一部最流行的为人楷模的剧本；特别在音曲一方面。《静志居诗话》云：“梁大伯龙填《浣纱记》。王元美诗所云‘吕阊白面冶游儿，争唱梁郎雪艳词’是也。又有陆九畴、郑思笠、包郎郎、戴梅川辈，更唱迭和，清词艳曲，流播人间，今已百年。传奇家别本，弋阳子弟可以改调歌之，唯《浣纱》不能，固是词家老手。”《笔丛》亦云：“谱传藩邸戚畹，金紫熠爚之家，取声必宗伯龙氏，谓之昆腔。”《芳畲诗话》云：“梁辰鱼字伯龙，以例贡为太学生。虬须虎颧，好轻侠，善度曲。世所谓昆山腔，自良辅始，而伯龙独得其传。
著《浣纱记传奇》，梨园子弟多歌之。同里王伯稠赠诗云：‘彩毫吐艳曲，粲若春花开。斗酒清夜歌，白头拥吴姬。家无担石储，出多少年随。’”《蜗亭杂订》云：“梁伯龙风流自容，修髯美姿容，身长八尺，为一时词家所宗。艳歌清引，传播戚里间。白金文绮，异香名马，奇技淫巧之赠，络绎于道。歌儿舞女，不见伯龙，自以为不祥也。其教人度曲，设大案西向坐，序列左右，递传叠和。所作《浣纱记》至传海外。然止此不复续笔。《浣纱》初出，梁游青浦时，屠隆为令，以上客礼之。即命优人演其新剧为寿。每遇佳句，辄浮大白。梁亦豪饮自快。演至《出猎》，有所谓摆开摆开者，屠厉声曰：‘此恶句，当受罚。’盖已预备污水，以酒海灌三大盂。梁气索，强尽之。吐委顿。次日不别竟去。”屠氏此举，未免过于恶作剧。《浣纱》虽非上品，然较之屠氏所作的《昙花》诸记，则固在乎其上。在屠氏眼中看来，或仍嫌《浣纱》未尽典雅呢。
《浣纱记》叙吴、越兴亡的故事，而以范蠡、西施为中心人物。唯穿插他事过多，头绪纷烦，叙述时有不能一气贯串之处，描写也过嫌匆促。其擅胜处只是排场热闹，曲调铿锵而已。像范蠡、西施那么重要的人物，也未能将其个性活泼地表现出来。唯写伍子胥与伯嚭则颇为尽力，盖那样的人物本来是比较容易写得好的。《浣纱》亦名《吴越春秋》（据《艺苑卮言》），王世贞评其“满而妥，间流冗长”。吕天成亦谓：“罗织富丽，局面甚大。第恨不能谨严。中有可减处，当一删耳。”实则其病乃在太简率，并不在太“冗长”。她仅于叙述吴、越兴亡的大事中，插入西施、范蠡的一件悲欢离合的事件，大不似一般传奇的以生旦的遭遇为主体的样子。
与伯龙同时的重要戏剧作家，有郑若庸和张凤翼二人。风翼到万历末尤存；而若庸则时代较早。这二人恰好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时代。若庸的时代，是嘉靖间诸藩王尚为文士的东道主的时代。凤翼却不曾做过诸侯的上客；他只是一位卖文为活的文人。这两个时代便是明代中叶和明万历以后的大不相同的所在。自藩王不复成为文士们的东道主，诸藩的编刻书籍的风气消歇了以后，江、浙的书肆主人们便代之而兴。文士们所依靠者乃为求诗求文的群众，以及刻书牟利的书贾们，而不复是高贵清华的诸侯王了。所以明末书坊所编刻的许多通俗的书籍，便应运而兴，文士们也几半为生活而著作着，一时且呈现着竞争市场的气象。吴兴凌、闵二家的争印朱墨刊本；安徽、浙江乃至苏州、金陵之纷纷刊布小说、戏曲，都可以说是因此之故。至于福建，本是书贾刊书牟利之乡，那更不用说了。张凤翼乃是其中的许多卖文为活的文士之一。而郑若庸也许便是最后一位曳裾侯门的学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