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逃，佛经有个经典故事：有一个犯人被判了无期徒刑，想逃出监牢，就与同牢的小偷商量。他们慢慢挖地洞，一天挖一点儿，最后成功了。等到小偷逃走，这个犯人却把地洞盖好，他自己呢，反而跟看守们变成好朋友。家里送来好吃的，大家一起吃，好玩的一起玩，后来与看守无话不谈，大家放心他，晓得他不想逃。有一天家里又送来酒肉，他请看守一起来庆祝，等到看守酒喝醉了，他从看守身上把钥匙取出来，打开自己的手铐脚镣，穿上看守的制服，把牢门打开，就大摇大摆地走了。而那个小偷，花了很大的力气挖个地洞逃出来，还很可怜地东躲西躲，身逃出来，可心还在牢里呢。倒是那个判无期的，因为跟看守都变成朋友，彻底地逃出来了。
逃不在乎方式，不在乎逃往何处。吕洞宾在庐山仙人洞题有诗：“一日清闲自在仙，六神和合报平安；丹田有宝休寻道，对境无心莫问禅。”所以，有人日理万机，心却早已逃了出去；有人身在仙境，心却在生意场中。
逃进深山老林，逃去丽江、大理，你以为就逃脱了吗？为什么是在时代的边上？与红尘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与主流保持刻意的距离，非暴力不合作，正是价值所在。你别想把我变成你的一员，我不想成为你的一部分。否则大家一勺烩了，全完蛋。那些被绞进事业、职场、官场的绞肉机里的人们，不能自拔，最终成为大酱缸的一部分。这好吗？
中国有个三千年来的权力磁场，其好比强大的风洞，将一切卷入其中，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进化论需要特立独行者，大自然需要物种的多样性。生态的多元性，乃进化之本。同样，生活方式多样性亦是人类幸福之源。
选择不合作，选择不跟风，活出来让你们看看。每个人都有权过属于自己的小日子，就不会扎堆儿，就不会一勺烩。什么时候新浪微博上尽在讨论过小日子了，那中国才算进步了。什么时候《新周刊》变成纯讨论生活方式的杂志了，那就说明中国人进入舒坦状态了。
闲时，你可以选择做个酱油男：爱潜水，爱冒泡，只发帖，不加V（加V即网络认证的一种标志）。有事去散步，无事看风景；你做你的采访，我做我的俯卧撑；我不是谁的炮灰，我没有凶器，只有一只鼠标；我只代表我自己；每日飘过无数帖，偶尔喊上一两声；我是地球一板砖。
为什么要给异类空间？
表面看，中国有本《花花公子》，叫《男人装》。可你知道的，20世纪60 年代的《花花公子》会偶露锋芒做一期反战专题，《男人装》绝不会的。中国更不会有的是《滚石》。同样是青年运动，中国的60 年代与西方完全是两码事，就像大串连与伍德斯托克（Woodstock）是两码事一样。
伍德斯托克的嬉皮士们有意识地远离主流社会，以一种不融于主流的生活方式，表达对现实社会的叛逆。奇装异服、留长发、蓄长须、吸大麻、听爵士乐、闹群居等只是表象而已。有人要在当今中国复制伍德斯托克音乐节，那就是妄想了。
Do your own things（做你自己的事），因为不爽，所以独行。人生的目的也不再是沿着社会阶梯向上爬，人生是自我选择和自我实现，人生是重新发现。
16 岁那年，乔布斯留着齐肩长发宣布正式成为嬉皮士的一员，并结识了生命中第一个女孩，然后喝酒、吸大麻：“有一天，我们特意到一块麦田吸迷幻药，突然间，我感觉整块麦田都在演奏巴赫的乐曲。那一刻我非常兴奋，感觉自己就好像在指挥交响乐队演出。”1974 年，乔布斯“光着脚、穿着破烂衣服”来到印度朝圣：“加利福尼亚嬉皮士的贫穷是一种自我选择，而印度的贫穷则是命运。”我们不知道大麻和印度朝圣与苹果公司的关系，但反叛的基因一定植入了乔布斯的每一款产品。你们是不是很受用？
另一位嬉皮士是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他打造的传奇维珍商业帝国一点儿都不传奇，因为他只是代言了年轻世代的想法并满足了他们而已。
当某一事物占据主流，老朽的过程就开始了。政治上叫寡头，经济上叫垄断。中东革命的实质，不是你贪污了多少，而是因为你在位太久，太老朽了。反垄断法的实质，表面是制裁垄断，实质上也是你在位太久，不利于充分竞争，让新生事物没有生长空间。
而作为嬉皮士的乔布斯和布兰森等人则具备回到原点的反叛意识与反思精神：“反对强迫消费，这样只会导致环境恶化；反对被动接受，每个人都是艺术家。”（《为什么有时我们都是嬉皮士》）他们是60年代的一代，他们是滚石的一代，他们唱着《答案在风中飘荡》，他们终于修成正果，成为新乐公司的CEO或国际组织的领袖。宽容异类，善待异见，就是时代最大的进步。数字出版已能做到个性化定制，出版社为某个特定客户只出一本书。有一天，人们希望也能定制属于个人的生活，只要代价不太高。当社会的长尾理论盛行，异类将成为常态。
为异类留有空间，为物种留有多样性，因为说不定哪天他们就是幸存者或拯救者。
在大时代，过小日子
大日子精彩刺激，小日子平稳安逸。
生活在别处。每人心中都有座围城：过大日子的向往小日子，过小日子的向往大日子。
动画电影《哈尔的移动城堡》中有个门把手，只需一转，一个繁华世界就出现在眼前，再一转又回到鸟语花香的大自然。往复于北上广和二、三线城市时，你就需要这么个门把手。
我一直以为，电脑键盘上的“Shift”（上档转换键）是个伟大的键，只消按它一下就让你切换到另一番场景。可现实生活中到哪儿找这个“Shift”呢？
大日子与小日子，两相对照，两相叹息。
网上vs网下
“@潘石屹”说，一位老朋友说微博让一些领导和当官的很担心。我问，担心什么？他：揭露黑暗腐败太多。我：反腐败揭黑
后记foreword暗不正是领导们提倡的吗？应该大力表扬才对。他：担心有人造谣。我：对造谣者可按法律去惩罚嘛。
微博上有人给我留言说，看了微博消极得想跳楼。我好内疚。我还曾收到一位韶关75岁老者的来信，说看了《财经郎眼》2010年盘点，写了篇《一位老中医的哀号》想寄给我；这个节目一贯以笑骂著称，但终归是引人积极向上的，如果让人哀号，岂非让该节目两难？毕竟，人是要活下去的，而且要快乐地活下去。我有点儿开始质疑我们这帮人的作用了。
我们通常所说的“现实”有三个层次：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二是传媒加工后营造的“拟态环境”；三是存在于我们意识中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即“主观现实”，亦即综合前两层次后的现实。好比，看完新浪微博你就忧国忧民，看完腾讯微博就很happy，上开心网就玩偷菜，上天涯社区就想闹事。
传媒营造了一个“拟态环境”，网上与网下的界限已难区分。乱花渐欲迷人眼，真相掩埋在纷繁乱象之中。有时要问《盗梦空间》那个问题，你活在“现实”的哪一层？
不丹是个人口仅73万的小国，国民用小纸条向国王表达意见，现代传媒在此国无用武之地。就是该小国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这个全球宏大命题：人民追求的是整体的幸福感，而不光是物质上的满足。而幸福就是只关心你周围的人或事（现代传媒都无用武之地，所谓新闻，九成以上与你个人生活无关）。
尽管每年限制游客人数，不丹仍是现代人的心仪之地。那里的文化和传统得到好的保留，田园牧歌的生活是饱受现代都市钢筋水泥之困的人们心中真正的人间伊甸园。北上广vs二、三线
北京时间早晨8点，北上广的穷忙族在挤苦逼的地铁，云南人饭后已溜完一圈准备步行到单位了。同一个中国，不同的梦想。
北漂族说，大城市树叶上都挂满了梦想，于是每天纠缠于大城市，每天焦虑在赶点的路上。其实，真实的生活在别处。只要你愿意，愿意放弃这喧嚣，这灯红酒绿，这来来往往，这一切让你感到牛逼的大都市，你就能找到真实的别处。
大城市的漂族有着写不尽的新《归去来兮辞》。人才网站的调查称，房价高、消费贵、压力大，近六成白领想离开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转移。一线城市有文化，二线城市有闲情；一线城市是现货，二线城市是期货；一线城市有优越感，二线城市有归属感；一线城市适合小众者，二线城市适合生活家；一线城市适合青春前5年，二线城市适合青春后5年，云云。
但一年之后，现在又变成北上广“悲催族”：都市待不住，家乡回不去。为何回不去？北大社会学系毕业、到某县城挂职的冯军旗给出了部分答案：该县21个大家族和140个小家族占据了各部门要职，垄断基层权力，固化社会阶层，令普通家族出身者难以凭借才干获取政治前途。
冯同学做的是田野研究，更提出了中国隐喻。一线城市是拼爹，小地方更拼爹。其实中国几千年皆如此，无须大惊小怪。城里vs乡下
中国社科院每年发布快乐指数调查，前几年的一个调查结果是“农民比城里人快乐”。专家课题组总是用这类数字游戏愚弄我们的常识。
无疑，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好的农民。他们总是拿今天的生活跟过去比，跟吃不上饭的荒年比。只要能吃上粮、盖上房，他们就是最知足的人。如果说“农民比城里人快乐”，那也只是农民们自己参照自己的过去罢了。
中国城里人也是世界上最好的城里人。住了几十年的房子说扒了就给扒了，享受了几十年的低工资、高福利说改就改革了，一切推向市场接受垄断部门的盘剥。然而跟中国农民不同，城里人的参照系不只是自己的过去，还有国际潮流。所以他们要“吃肉骂娘”。城里人深知，这世界上比他们快乐的城里人多的是。城里人决不会拿自己的农民前辈作参照系。
最为尴尬的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夹在中间，身份仍是农民，而参照系却与城里的80后一样，一切向现代化看齐。支撑他们快乐的是头上的一张“画饼”：将来我也会像城里人一样，或我儿子会当上城里人。你无法再用乡下温暖的小日子哄他们回乡了。进城的农二代是未来中国最不安分的群体。他们有多少？有1.5亿到2个亿！中国vs海外
海归同学回来说国外没劲，跟大学时一样，三点一线，觉得还是中国刺激。
移民海外者为何身份出去可人还留在国内？结论：中国是个挣钱的地方，但不是个留财和教育后代的地方。
但西方也并非乐土。英国人制定出一个社会剥夺指数（Indices of Multiple Deprivation），结果发现，发生青年骚乱的地区基本属于严重社会剥夺的地区，当闹事者势力足够强大，胆子再野一点儿，就会进入富人区破坏。法国近年也频频发生少数族裔闹事的恶性事件，德国和俄罗斯则干脆掀起排外浪潮，新纳粹有复兴迹象。
但总体而言，西欧发达国家才是真的在过小日子，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则在过刺激的大日子。德国人站在街头，用牙签扎着肉肠或烤鱼，喝着啤酒或甜酒就把一餐饭解决了，然后一转身进了歌剧院。美国人更干脆，一只巨无霸加麦当劳一杯可乐完事，一头扎进了“超级碗”赛场。中国人呢，会把一晚上花在一桌酒菜上或某个夜场里，边吃边喝边搞关系。
中国人的快乐表达只有“吃喝玩乐”四个字，吃字当头。我们没有上帝罩着，没有等待拯救的焦虑，自然就没有被拯救的快乐。食物就是我们的救赎之道。就现阶段而言，中国人的快乐来自折腾，无穷无尽的折腾。刺激吧？男人vs女人
痛苦和焦虑是进化过程的激励机制。
人类的焦虑千千万万，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工作焦虑，一个是性焦虑。难道焦虑进化了物种？
他们工作压力大，睡眠不足，三餐不定，缺乏运动，依赖咖啡、香烟、浓茶和“红牛”，来保持头脑清醒。他们出现疲劳、焦虑、失眠、健忘、肩颈不适、胃肠疾病、脱发、性欲减退等身体症状。相关调查显示，他们中的53.3%对自己的身心状况感到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他们是中国中产，且主要以中国男性为主。
当下中国是男人的战场，无论是职场、官场、情场。假如你不能垄断资源，假如你无爹可拼，你就必须为票子、养老、医疗、子女教育去拼搏，焦虑就会接踵而来。假如你再上上新浪微博，再患上一种叫“忧国忧民”的病，焦虑就会无穷无尽。
近些年有几位过去搞体改的精英英年早逝，朋友评说这叫体改基因，忧国忧民，临了把自己先忧死了。有一位曾经的少壮派经济学家，曾经意气风发、指点江山，可到最后他只希望能把中国这出连续剧看完，却未能如愿……
女人的思维要简单得多，她们只计划把这份日子过下去就得了，生活目标很具体，也很实在。抱怨归抱怨，可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她们绝不会到忧国忧民把自己先忧死的份儿。
3天不上网、不看报、不看电视，你发现也没什么，跟亲朋好友在一起就够了。假如不看新闻、不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你有了内疚感，我告诉你：你已被现代传媒绑架。
过几天远离电脑、远离网络、远离电视的日子，过几天和朋友一起吃吃小饭，喝喝小酒，打打小牌，搓搓小麻将的生活，足矣。时尚杂志vs时政杂志
机场书店是杂志分类最清晰的地方。一边是（2011年）时政期刊：“美债危机预示经济拐点”、“渤海漏油，无人负责”、“武汉副市长被告”等，一派苦逼相。另一边是时尚期刊：秋季大赏、派对必备、男女八卦，一派喜气洋洋。
广告不会青睐苦逼相，都青睐叉腰撇腿的自信派，只要不是傻乐傻乐的。
我总结了一个悲观/乐观定律：人们总是对自己够得着的事乐观，比如今天穿什么，明天去哪儿旅行，后天跟谁谁吃饭；人们总是对自己够不着或控制不了的事悲观，比如国家、人类、腐败、全球变暖。故此，我们对社区比对城市乐观，对城市比对国家乐观，对国家比对世界乐观。
我们是不是真得学学时尚杂志了，关心一下今天穿什么，明天去哪儿旅行，后天跟谁谁吃饭？
以上两相对照其实还有很多。比如北大的山鹰队，不再追求征服登顶、极限体验了，80后、90后的队员只求快乐登山就好。若非世道所迫，新世代理应更快乐一些。
当时代进入低波段，你穷焦虑也没用。宋朝是个被低估了的朝代，大宋并不只有梁山泊。还有晚明、晚清，也被低估了，否则就不会留下那些堪可玩味的器物，这些什物如明清家具、瓷器、字画如今在拍卖行屡屡拍出高价。我相信那些都是过小日子的人为同样想过小日子的大户人家所造。中国人热爱生活，这造就了国人特有的韧劲儿。
国学也好，中庸也好，都是生存智慧，就是强大的心理调节机制。
我们希望，过大日子的人别去折腾过小日子的人。什么浩大工程、丰功伟业，别以他人的小日子为代价。一句话，别折腾老百姓的小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