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在批斗张仲时，有的人已丧失了良心，失去了良知。良心是什么？良心是天赋的道德观念，是内心的是非标准。孟子日：“人之所以不学即能者，其良能也；所以不虑而知者，其良能也。”某些人在掌握着生杀予夺权力的敦煌党政领导面前战栗着、抽搐着，但他们在张仲面前却怒吼着、辱骂着。在他们心里唯一存在的是对权力的恐惧。不知有多少人都被那个在难忘的1957年里能颠倒黑白的权力征服了。
从同年9月12日到10月29日，张仲向敦煌县人委整风领导小组写出了5份长达2万多字的“我的检讨”、“张仲补充交代”。在这些“检讨”和交代里，张仲为了求得宽恕，求得还能在革命队伍里重新做人的一线希望，整风领导小组要什么他就给什么，屎盆子、尿盆子他都往自己头上扣，大“帽子”、小“帽子”甚至多么骇人听闻的“帽子”他都往自己头上戴。什么“不要党的领导，梦想资本主义复辟，企图在中国爆发‘匈牙利事件’”，什么“挑拨党群关系”，什么“站在反党反人民立场上的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等种种能置他于死地的罪名，他都认了。
同年11月2日，张仲怀着极端悲愤的心情给中共敦煌县委书记及几位县长写信：“我已经堕落为人民的罪人”，“不过我认为我还是个人”，“我再一次坦白，在解放前我没有干过杀人放火、伤天害理的事情，也没有参加过任何不可告人的秘密集团或特务组织”。“我在西安经历过两个多月的整风和反右斗争，如果我是一个蓄谋已久、别有用心的阴谋家，那么这次回到县上整风我就不敢明目张胆地贴有毒的大字报和在大会发言中对县上领导提那么多的意见了。”“我衷心要求能早日给个实事求是的‘右派分子’的结论，使我继续立功赎罪也就够我的了。因为今天我的孩子流着眼泪前来告诉我，母亲病在炕上，命在旦夕。而我在这五十多天里还交代不清问题，内心实在有些沉痛。我想，人非草木，谁无父母？谁无子女？我今年28岁，就是将来让我在劳动中去改造，也还能顶个全劳动力。我不能就那么思想硬化，甘愿与人民为敌到底。我虽然犯了罪，但是我没有完全丧尽天良。解放前和解放后，我都是靠双手维持生活的。尤其参加革命后党对我的培养，领导对我的关怀，我没有忘记。对革命工作，我自信没有二心。因此我绝没有推翻党的政治阴谋。我想，事情总有个水落石出。”
这是张仲向党最后的表白。一切都听候党的处置！一切都听天由命！在这封信中，张仲说“反右派斗争是轰动世界的一场政治运动”。这场政治运动至今令人惊心动魄，发人深省。它对以后几十年中国走过的曲折的道路的影响，对中国几代人的道德、操守、灵魂及信仰的影响，是完善还是缺失，至今还令一些正直的中国人在沉重地思考。
让张仲失去自由，尤其在五十多天的大会小会挨批挨斗收场之后，张仲平静地向世人宣告：“我想事情总有个水落石出。”这是自信，这是令人不可思议的自信。
3
1957年11月21日，张仲被敦煌县公安局逮捕并搜查了他的家。从此以后，他面对的是没完没了的审讯，翻来覆去的审讯，其实还是批斗会的简单的重复。
1958年1月，敦煌县人委支部以张仲“一贯坚持反动立场，经常散布反动言论，在整风运动中谩骂共产党六亲不认，革命阵营冷若冰霜，反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反右斗争中态度死硬”的罪名，定张仲为“极右分子”。同年3月20日，张掖地委整风领导小组研究批准，定张仲为右派分子。
1958年12月26日，敦煌县人民法院以“梦想反动政府复活，不满选举制度，寻找个别党员错误，大肆攻击党的领导，丑化、渲染党委政府有宗派，挑拨党群关系，恶毒降低党的领导威信，反攻‘三反’是整人，对审干和肃反抱着仇视敌意之态度，大鸣大放中以《无题》大字报等手段进行恶毒攻击，并企图将财政科几个右派纠合一起，作为进攻据点，对全国右派恶毒攻击我党幸灾乐祸，对反动论点特别赏识，同情赞扬右派论点”的罪名，给张仲判处10年徒刑。此年他29岁。
现在谁能想像，这就是1958年的堂堂的敦煌县人民法院——他们维护的是“言者有罪”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律条！
本来是小心翼翼的几条意见或批评，本来是婉转谨慎的几条意见或批评，到头来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名，进而挨批斗，失去自由五十多天，进而被戴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进而被逮捕入狱并判10年徒刑。这一切，都是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
1959年9月，张仲被遣送甘肃水利建设二支队，到民勤县红崖山水库服刑。不久，犯人管理部门让他当管领300名劳改犯人的大组长，每月给他发3元钱。这是犯人补助的最高标准。1960年3月，甘肃水利建设二支队解散，张仲到张掖新华农场医院当杂工服刑。在此期间他给毛主席、给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给敦煌县委书记写去的申诉信，均石沉大海。
1962年4月，敦煌县人民法院派人将张仲接回敦煌并告诉他：“你给毛主席、给甘肃高院写的申诉信已转回敦煌，你就等待甄别吧。”之后，张仲去敦煌县公安局的秦安农场服刑。
1964年4月，敦煌县人民法院撤销该院（58）刑字132号判决书对张仲判处10徒刑的判决，并将张仲释放，安置于南湖林场当工人，每月工资33元。1965年7月，酒泉地区中级法院又根据法院组织法的程序重新审理了“张仲反革命案”。最后竟荒唐地决定：“敦煌县人民法院将张仲不按反革命罪名论处的决定是错误的。撤销敦煌县人民法院对张仲反革命案的复查判决，维持1958年原判，10年徒刑改为提前释放。”
噩梦般的5年多劳改生活终于成为过去。然而当张仲回到现实社会时，他已家破人亡，孑然一身。
1978年7月，张仲的右派分子问题经中共敦煌县委给予改正并安置在县文化馆工作。当敦煌县委根据中共中央11号文件精神给他摘去“右派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两顶“帽子”时，他说“这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他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他报国之志不渝，报国痴心不改。他给中共敦煌县委常委写信说：“我以万分感激的心情，感谢党和政府给了我第二次政治生命，使我这个改造了二十多年的‘分子’又回到人民的行列。今后报答的方向只有一条，就是尽我的全力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做出一点微小的贡献。”
在敦煌县文化馆，他深感重新为祖国人民效力的机会来之不易。他努力宣传敦煌，在定期出刊的板报上开辟了《敦煌名胜》、《敦煌史迹》、《敦煌人物》等专栏，精心撰写文稿。他独具匠心的宣传，使读者耳目一新。1985年4月，张仲奉命到《敦煌县志》编纂委员会工作，执笔《敦煌县志》的修撰。他搜集、阅读、抄录那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查找历史档案，确定主导思想，制定编写大纲，排列条目，可谓一丝不苟，呕心沥血。
1989年3月，就在《敦煌市志》即将稿竣之际，张仲退休。此后两年，他老而弥笃、老而弥坚，伏案疾书，不舍昼夜，写成《敦煌简史》并出版。他的这本书开了宣传敦煌之先河，成为后人了解敦煌、热爱敦煌、宣传敦煌之蓝本。时任中共敦煌市委书记的杨利民为此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肯定。
1998年春，吕钟于1940年受敦煌县政府委托编纂的《重修敦煌县志》原稿在敦煌市档案馆发现，敦煌市人民政府即成立《敦煌县志》出版领导小组，聘请张仲等人从事《敦煌县志（道光志）》、《重修敦煌县志》的标点、校注、注释及补遗工作。他不慕荣利，耐得寂寞，夜以继日地工作，使两志在3年之中先后出版问世。为此，中共敦煌市委、敦煌县市人民政府颁发给他奖金和奖状，称赞他在标点、核对、注释及补遗两志工作中“殚精竭虑。孜孜不倦，成绩卓著”。
表面看，那场史无前例的颠倒黑白的所谓“反右派运动”使我们失去了千千万万忠实的革命同志和诤诤谔谔的志士仁人，而实际上使我们失去更多的是人心，尤其使我们的民族的思想戴上了沉重的桎梏。自那以后，大跃进的盲目、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馑、庐山会议反右倾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灾难接踵而来……
作于2003年6月
韦其双
1
韦其双，生于1928年，广东省中山县人。中学毕业后，曾在东吴大学医学院学习2年，又转入中山医科大学学习1年。1948年，他辍学移居香港，在《香港商务报》任校对1年。
1949年春，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此时，韦其双的父母哥姐转道香港去了台湾。何去何从的选择摆在了韦其双的面前。其父韦应时早年在上海做国际广告商多年，积累颇丰。如果韦其双随其父前往台湾，一方面衣食无虑，另一方面报考大学出国留洋，锦绣前程是明摆着的。然而，多年的耳闻目睹，使他觉得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他向往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坚决不去台湾流亡。他盼望中国人民的胜利早日到来。
1950年春，韦其双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外科系，受业于中国现代医学泰斗黄家驷、沈克非、奢者元、姜春华门下。黄家驷曾对韦其双耳提面命，带他做手术。韦其双时任外科系团支部书记。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到处是鲜花、红旗、歌声、笑脸，到处充满希望。他们豪情满怀，意气风发，刻苦攻读，通宵达旦。他们歌唱祖国，歌唱理想：“新中国的一切，要我们安排，做主人。我们，新中国的青年战士们，为人民服务，勇敢向前进！毛泽东是胜利的太阳，照耀我们前进。新中国的青年战士们，永远永远向前进！”这歌声响彻东海之滨，催动了黄浦江的春水。
1956年春，韦其双在华东医院实习后，从上海第一医学院外科系毕业。此时，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召集他们到康平路招待所座谈。座谈会上，柯庆施号召他们到祖国的大西北去，支援西北建设。这时的韦其双已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共产主义、祖国富强、人民幸福就是他的理想。他要用知行合一的行动去实践自己的理想，毅然决然报名来到贫穷落后的甘肃，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工作。
韦其双到达兰州后在等候分配处期间，受到甘肃省省长邓宝珊、省委书记张仲良的接见。其时，邓宝珊有一处旧伤复发，还请韦其双给做了手术，效果极好，给邓宝珊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邓即要求韦其双留在兰州，担任自己的保健医生。韦其双婉言谢绝，执意要下基层给劳苦大众看病。适逢敦煌县副县长许清波去兰州开会，许对韦其双说，敦煌地处边塞，十分苦寒，缺医少药，欢迎他去敦煌工作。韦其双欣然同意。
2
韦其双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到敦煌工作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当时的敦煌县卫生院设在秦州户市场的一所私人的院子里，缺医生，缺药品，缺设备。韦其双见此困难情况，即向他实习过的华东医院求援，争取到了一批急需的医疗设备。韦其双到敦煌县卫生院后，朝气蓬勃，工作认真，学习积极，担任县卫生院团支部委员。那时，团支部经常定期组织政治业务学习。每学一段，就进行书面考试。韦的答卷常常使主考者或不知所以或瞠目而惊。人们认为韦其双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他不但在医术上有扎实的功底，在思想上也是一个很有进取心很有政治热情的人。他到县卫生院工作不久，鉴于敦煌地处边远，防疫、公共卫生设施还处于空白，即与先他而来的辽宁卫生学校毕业的邓福仁商量设立卫生组。韦其双自视受过完整的医学教育，对一些眼低手低，耽误病人的人多有微词。这就给自己种下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祸根。
1957年春天，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风雨如晦的春天。到了夏天，敦煌县委号召人们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此时，县卫生院一兰州卫校毕业的青年人董正堂急不可耐，贴出一幅题目为“众生相”的漫画，矛头直指县卫生院党支部、院长及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韦其双是一个坦诚厚道的老实人。他理想中的政治一定是纯正透明而毫无污垢的。他怀着非常善良的愿望写了一张字条贴在那张漫画的边上。纸条上写着：希望整风按党的方针办，不要讽刺挖苦。然而，他哪里知道因他不能选择的出身和海外关系，县卫生院党支部及卫生系统“五人小组”已把他划入了阶级敌人的行列，韦其双在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时被揪出来示众，勒令交代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行”。
在批斗韦其双的会上，有人质问他：“你来甘肃后，省人民医院要留你，你不留；专区医院要留你，你也不留。你偏要到敦煌，你是啥目的？”人们指控他吃馒头剥皮是迷恋资产阶级生活。他父亲给他寄来钱，他不敢要。在台历上写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成了他妄想变天，推翻共产党，推翻人民政权的证据。他随手在一张纸上画的类似心脏的图，有人说他画的是两个原子弹，大的是美国的，小的是中国的，美国的原子弹能打到中国，中国的原子弹小，打不到美国。对这些荒谬的分析，他只有沉默，他觉得无知比无理更可怕。
忠而被谤，信而见疑。1957年底，韦其双被开除团籍。1958年3月20日，张掖地委整风领导小组批准将韦其双定为右派分子。随后，韦其双被开除公职。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后，敦煌县委的一些人执意要送韦其双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对于此议，许清波副县长坚决反对。事过多年后，韦其双常对人说，许清波县长是个好人。如果不是许县长，我到夹边沟必死无疑。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给韦其双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就是上个世纪50年代时人们在这条古训指导下的“杰作”。其实不难看出，你韦其双鸣也好，不鸣也好，放也好，不放也好，给你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早已内定好了。一切都似乎顺理成章，天衣无缝。但实际上这不过是某些人大搞政治阴谋，发泄他们所握生杀予夺大权的淫威而已。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每一次政治运动的结果之所以往往与发动运动者的愿望相反，就是因为这些运动成了一些搞阴谋的头头脑脑们排除异己的绝好时机。
韦其双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后，敦煌县委决定仍留他在县医院工作，工资降三级。从此，在政治上，他似乎是异教徒，人们一直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在日常生活中，他似乎又是麻风病患者，人们都不敢接近他。然而，当遇到危重病人需要抢救，每当遇到疑难手术需要冒风险时，人们就想到了韦其双，就如为了打鬼必须抬出钟馗一样。日子久了，韦其双的人品、医德、医术在敦煌老百姓中口碑渐高。有时候，普通老百姓并不看重你头上戴的那顶政治“帽子”，看重的是你的德行和对老百姓事业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