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6月，在中共敦煌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把陈兆祥批判斗争一个多月后，宣布陈兆祥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遣送黄墩子农场监督劳动改造。
敦煌县委认为陈兆祥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有典型意义。同年8月5日，敦煌人民公社党委整风办公室报送张掖地委的《敦煌人民公社整风运动总结报告》中说：“反右派在我们党内也有深刻意义，我们清除了党内的一批右派分子。党内的右派分子，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他们在党内极端地发展个人主义，进行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的活动，同党外的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共同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前县委财贸部副部长陈兆祥对党心怀不满，到处散布不满言论，向党进攻。他说‘敦煌以党代政很严重，县委黑暗”并企图在党内制造分裂。又说‘河南党和敦煌党不一样’等流言烂语。”
陈兆祥的妻子也受到株连，被敦煌食品公司开除公职。
黄墩子农场每月发给陈兆祥21．73元工资。这点工资，陈兆祥吃饭之后，所剩无几，6口之家没有了糊口的来源。陈兆祥请求敦煌县长张福生允许他自谋生路，获准，他即在敦煌城里找些出苦力的活，挣几个钱，维持全家6口人的生活。
1962年初，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后，对1959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打成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甄别”。陈兆祥的右派分子“帽子”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批判斗争后戴上的，极不正常。故陈兆祥的右派问题也有幸属于甄别范畴。
1963年4月，中共敦煌县委在一次扩大会议上宣布陈兆祥的右派分子问题平反，摘去右派分子“帽子”，恢复党籍，恢复公职，恢复原工资级别。但陈兆祥仍有“错误”，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陈兆祥恢复工作后，中共敦煌县委任命他为县财办副主任。
1964年冬至1966年夏，陈兆祥参加了甘肃省在山丹县和酒泉县的“四清”试点。两次“四清”试点，陈兆祥都任工作组组长。
1966年4月，陈兆祥代表敦煌去兰州参加全省公交、财贸系统“五好”、“六好”代表会议，受到邓小平、薄一波、李富春等中央领导接见并合影留念。此后，陈兆祥又去西安参加了西北财贸工作会议。
陈兆祥在兰州、西安参加会议期间，敦煌县委的扩大会议上又有人向他发难，揭发他家是“漏网地主”。
1966年10月，敦煌“四清工作团”党委任命陈兆祥为县委财贸党总支书记、县商业局长。
1966年下半年，奉上级命令，敦煌县“四清”运动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到1967年春，阵线已经分明，敦煌群众分成“保卫四清运动的伟大成果”与“彻底批判四清运动执行的极左路线”的两大派。此时，陈兆祥（县商业局局长）、王爱（县水利局局长）、尚齐（中共敦煌县委宣传部部长）3名科级干部“亮相”支持“彻底批判四清运动执行的极左路线”一派。
此时，某些敦煌人的“政治智慧”发挥到了极致，他们认为只要打倒、搞臭那一派的“亮相”干部，那一派必垮无疑。一时，“打倒王、陈、尚”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打倒王、陈、尚”的口号喊得震天响。
1968年3月，敦煌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旋即，“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建立。这个后来被人称为“棒棒队”的所谓“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无恶不作。他们私设公堂，私设监狱，把县上一些领导及王爱、陈兆祥关在指挥部，肆无忌惮地抓人、打人、搜身、抄家、铐人。
陈兆祥在“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被关押8个月之后，敦煌县革命委员会又命令他去“五·七干校”。动辄毒打，动辄捆绑、罚跪、架“飞机”，成了陈兆祥的家常饭。他在干校一待4年多。
1973年12月，经陈兆祥几年求告，他终于落叶归根调回老家灵宝。此时，敦煌有人无可奈何地说：“打不倒却打跑了，真让人笑话。”
陈兆祥在敦煌18年，一会儿天堂，一会儿地狱，总是有那么多的戏剧性，总是有那么大的落差。这里，我们似乎觉得有一只无形的手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以自己的私欲搅弄着陈兆祥的一切。
陈兆祥回到灵宝后，先后任灵宝县农机局副局长、卫生局局长和商业局局长。
王爱、陈兆祥、尚齐在敦煌的那个年代，以他们光明磊落、走端行正、嫉恶如仇、诚直热情的品格，以他们在恶势力面前决不低头、极力抗争的气概而闻达于敦煌百姓，受到敦煌百姓的尊重。
“王、陈、尚”已成为敦煌的历史人物，他们的名字犹如铁铸铜镂，赫然入目。
1973年冬，陈兆祥被调回河南灵宝的临行前，挚友们设宴为他饯行。席上人们总结他在敦煌的18年说：“第一，你太直。你秉性刚毅，生性豪爽，说话直来直去，实话实说。你自以为对党赤胆忠心，为民请命，遇有不平拔刀相助。你自以为自己浩浩正气，铮铮铁骨，不会人前人话、鬼前鬼话、巧言媚色、拐弯抹角、八面玲珑。事实上，你常常授人以柄，为人家所不容。第二，你太傲。你自以为自己出身贫苦，根正苗红，1952年入党，1953年提拔，少年得志，一路顺风，不结帮拉派，不低三下四，洁身自好，孤芳自赏。这都造成你每有风吹草动即陷重围，孤军作战……”
有的中国人没记性。“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的警告，他总不相信。然而，如果相信了这些警告，陈兆祥还是陈兆祥吗？
2004年7月，陈兆祥在敦煌与老乡李增茂相晤，一见如故。当陈兆祥得知李增茂有意钩沉“王、陈、尚”史迹时，遂为李增茂具备历史眼光感慨万端，赋诗以赠：
先生风高节又亮，
你敢写我王、陈、尚。
如椽大笔秉直书，
千秋功罪任评讲。
我们三人品若何，
百姓心中有秤量。
王、尚已作盖棺论，
唯陈还是少张扬。
作于2005年2月3日
毕可
1
毕可，生于1932年，山东省荣成人，家庭中农成分，学生出身，共青团员。1946年14岁时参加革命工作，是新四军的“红小鬼”。新中国成立后，毕可进入东北沈阳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56年10月由中央戏剧学院调入敦煌文物研究所，任实习研究员。
经过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到1958年6月20日，由敦煌县委研究，认定毕可为坏分子。同年10月8日经张掖专署批准开除毕可公职并劳动教养，送酒泉夹边沟农场执行。毕可年轻体壮，总算熬过了在那夹边沟盐碱滩上繁重的体力劳动的折磨和饥饿。然而，死亡已在向他招手。1960年秋天，夹边沟农场把饿得骨瘦如柴但还能走动的1000多名右派分子、坏分子驱赶到高台县明水河开荒、挖渠、挖地窝子、盖房子，另建新场。此时，毕可就在其中。同年12月18日，毕可死亡。根据笔者见到的中共敦煌县委整风领导小组于1963年9月10日下发的“关于毕可的清理结论”文件，毕可死亡的年、月、日是1960年12月18日。对于毕可的死亡月日，笔者生疑。据和凤鸣所著《经历——我的1957年》一书记载，中央发现甘肃省委的极左错误导致夹边沟右派分子大量死亡以后，曾命令对于1960年12月在夹边沟尚存的右派分子，不管是摘了“帽子”的或没有摘掉“帽子”的，一律返回原单位休养，抢救人命。根据此命令，毕可为什么不返回原单位而在高台县明水村等死呢？笔者对此问题有多种假设：一是此时毕可已被长达三年的饥饿折磨得奄奄一息，无法上路，在得到“大赦令”的兴奋中死去；二是此时毕可在等敦煌文物研究所的领导派人接他回所，然而长等短等，望眼欲穿，他在希望中死去；三是此时毕可戴的是“坏分子”的“帽子”，不属返回原单位的右派分子之列，他在绝望中死去。当然，也可能毕可在1960年12月18日之前早已死去。
毕可死后3年，即1963年12月30日，中共酒泉地委以地委发（63）574号红头文件下达《关于劳教人员毕可清理结论的批复》。此批复说：“敦煌县委：报来夹边沟农场劳教人员的清理结论，经地委1963年11月18日常委会议对其复查的情况，讨论同意你县对毕可不定坏分子、不开除公职、不劳动教养，应恢复名誉、恢复团籍。但对毕可的错误言论应指出，给予批评教育。酒泉地委，1963年12月30日（公章）。”在此批复后附的《关于毕可的清理结论》中已说明毕可“因病于1960年12月18日死亡”。但在批复中又说还要“给予批评教育”。批评教育谁呢？批评教育已经殁了的毕可吗？人都已经死了还不让他在那个没有烦扰、没有饥饿的另一个世界安安静静地休息吗？“鞭尸扬灰”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无聊透顶的行为，而我们毕竟是信奉唯物主义的共产党人！
2
毕可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坏分子”？在敦煌市档案馆笔者没找到他被定为坏分子的单行材料。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是中共敦煌县委反右领导小组在1963年9月10日撰写的《关于毕可的清理结论》。
该结论说毕可在沈阳鲁迅艺术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为没能评上调干助学金发牢骚，闹个人主义，看到反动标语也不汇报。对毕可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后的表现，该结论指控毕可曾说“文物研究所是个研究机构，敦煌县委根本不能领导”。县委书记叫他去，他说“我对这种人根本不感兴趣”。对工资制度，他说：“千年的媳妇熬成婆，万年的大道走成河。”一次与所长×××吵架时，毕可说：“说老实话，我干革命的时候，你还跟国民党跑着呢！不过是吃了几年外国饭。”毕可曾说：“有人说我所党团组织有宗派，其实也不用怕，实际上我们就是个宗派。”
此时，我想起了《皇帝的新衣》，在那则寓言故事里，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反被骗子指控为愚蠢的人。而在堂堂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和敦煌县委面前说出事实，说出某些人真面目的毕可却要被开除团籍、开除公职、定为坏分子，送入人间地狱——夹边沟去“劳动教养”，最后把命送在那里！
一切都说明了，在那个单位领导就是党的化身、批评党的领导就是反党的思维模式被一些人视为天条的时代，没给你毕可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就算便宜你了，而毕可的“坏分子”则与右派分子有着同样的下场。
有人说：“教训是要用血来换的。”经历了三年的饥饿、流离、死亡之后，敦煌县委在《关于毕可的清理结论》中说：“对照政策界限的有关规定精神，1963年10月5日经县常委71次会议研究认为原定性处理不够妥当，其所犯错误属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应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处理，不应采取专政的手段。”
3
2002年9月，笔者在省城公干时，购得原《甘肃日报》记者和风鸣所著的《经历——我的1957》一书。此书有一段写到毕可在酒泉夹边沟和高台明水河那令人读后刻骨铭心的悲惨情景。现将其照录于后，以慰忠魂：
王志（原为西北军区战斗文工团编导）在明水分站期间，认识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画家毕可。此人毕业于东北鲁迅文艺研究院，对于绘画艺术的热爱，胜过对自己生命的热爱。在他们从夹边沟农场搬迁到明水河前，领导上布置，要大家精简行装，只许带上铺盖及随身穿的用的物品，其他一概不许带走。毕可违犯规定，硬是把几大本世界名画画册又带到了明水河，硬是在狭窄的地窖里为他心爱的画找到了容身之地。尽管腹内空空，在有暇之时，毕可仍翻出大画册，神游在名画的艺术殿堂里，大享精神会餐，直至忘记了一切。毕可告诉王志，他当右派，是因为自己高傲，看不起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所长XXX（笔者注：“xxx”为原作原有，下同）。XXX在1957年已入了党，毕可对XXX常顶撞，出言不逊，说什么：“我参加革命时，你还不知道干什么着呢！”到反右派斗争时，毕可被以反对党员领导的罪名，早早就送到了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他内心当然不服，但无可奈何。在死人大量增加的日子里，有一天晚上，王志有事到办公室里去，看见几个干部在火炉上搭锅煮着什么吃的，又见几个人从几本厚厚的画上不断撕下画页塞入炉膛充当燃料。王志一眼就认出撕扯的正是毕可心爱的画册，他立即断定毕可已不在人世。听他们撕扯画页发出清脆的“嘶嘶”声，王志的心被震颤了，他觉得那“嘶嘶”的声音是那样的尖锐刺耳，以至于他看到那几个干部冷漠无情继续撕扯画页的动作，竟突然萌发了一种应把那几只手砍断的奇想。毕可是他内心非常敬重的难友，在艰苦的劳教生涯中经历了各种难以想像的磨难，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依然执著于他热爱的绘画艺术。这种人格的力量超凡脱俗，可他的血肉之躯无法超越人类的生命极限，他依然只能饮恨离去。那被视为比生命更为珍贵的艺术瑰宝，在失去了他的生命的护卫后，就成为管教人员煮食羹汤时的燃料，灰飞烟灭，变作了灰烬。
二十多年以后，王志以自由之身去敦煌文物研究所参观，见到了此时的所长段文杰。在此时期，全国经过拨乱反正，全国原划右派分子99．98％以上都已‘改正’平反。王志不能忘记早已离世的难友毕可，便向段文杰问起他的情况。段文杰的回答使他大为吃惊。段文杰沉重地说：‘毕可根本不是右派分子，我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原来，当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将毕可定为右派分子并经过批判之后，便急不可待地宣布了开除公职的处分，将他作为极右分子送往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也按规定将其材料报送省上有关领导部门去审批。过了些日子，送往省上的材料发还回来，批文认为毕可只是对×××个人有严重的不满情绪，其言论尚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故不能定为右派分子。批文到达所里时，所里对毕可的处分决定早已宣布，毕可早已在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多日了。为了维护所长×××的面子，所里将错就错，将批文压下，对毕可不予召回平反，直到毕可历经磨难含冤离世，他自己还并不知道省上的批文早已给他平反昭雪了。xxx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创建者，早已是世界文化名人，功不可没。可当他登上了权力的宝座后，就容不得一个对他出言不逊、态度不恭的后辈——论年龄、论艺术资历，毕可都不及他。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使私欲膨胀的他有了充分发泄和报复的机会。作为所长，他又是党的领导的化身，按照当时的思维模式，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社会主义。他稍加引导，就将自己视为眼中钉的毕可打翻在地，使革命资历比他更早的毕可成为阶级敌人。即使后来未得到上级领导的批准，他仍一不做二不休，将发落在酒泉夹边沟农场的毕可钉死在那里。如果不是20年后中国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对55万多含冤受屈的右派分子甄别改正的话，省上未批准毕可为右派分子的材料依然沉睡在档案袋里。几经人事变动，一般人不知道还有一纸对毕可的批文躺在档案袋里。此时的所长更迭为段文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深受迫害，复查1957年的右派冤案也特别认真，所以才出现了毕可的沉冤大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