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们承认党的肃反政策是正确的，但在个别同志的执行中出了偏差，这就是说经是六字真经，让歪嘴的和尚念错了。”
他说：“现在革命虽然成功了，不等于要一党专政。毛主席说的中国革命成功的三件宝（统一战线、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还应该存在。储安平的发言很有道理。我看到储安平提的意见后，也感到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认识有些模糊。1949年到1954年，当时阶级斗争激烈，任务繁重。在镇反、土改中统战工作搞得好，能够广泛听取民主人士的意见。1954年以后，国家形势起了变化，对统战工作打了折扣，很少听取非党团人士的意见了。党外人士对党团员是敬而远之。对上层人士的意见管，对中层人士的意见是半管，对下层人士的意见是不管。”
他说：“在提拔任用干部上，上从中央，下至基层，都是不论质量、年龄、能力，只要是党团员都可以提升。我不同意这种做法。党团员是升官发财的资本了。升了官，可以发财，发了财，可以升官。一些年轻的党团员连升三级，加官进禄，不知革命困苦，没有社会阅历。我认为毛主席批评的有些人不知天高地厚，正是指这些年轻的党团员。”
他说：“连升三级，一步登天，对青年人没有什么好处。趾高气扬，容易形成小集团。20岁左右的人就当科长、部长，对我们这些老人手压力很大。要官、要钱，党员为多。党团员职多官多，而工作不一定比非党员搞得好。”
他说：“肃反政策好，讲的是分清是非，我认为实际做时是混淆是非，把学校工作中的某些错误说成是反革命行为。这对人是极大的侮辱……”
他说：“县委派给我校的辅导员是两个娃娃，自以为是党团员，不知天高地厚，趾高气扬。群众说，这是骑着骆驼吆着鸡——高的高来低的低。”
座谈会后，中央各大报批判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共产党开门整风的形势如此急转直下，使谌国祥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谌国祥贴出大字报进行公开检讨。敦煌的小知识分子们搔破脑袋也想不明白，百花齐放的春天怎么孕育的是一场暴风雨呢？而且这场暴风雨里还弥漫着血腥味！
这年暑假，中共敦煌县委集中全县中小学校教师于东街小学进行整风。不几天，即宣布谌国祥等6人为重点批判对象，展开反右派运动。暑假后，敦煌县委不准谌国祥等人回学校、回家，将他们集中到敦煌县人委交代问题。每逢星期六、星期天就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师对他们进行批判斗争。在这场批判斗争中，给谌国祥赏赐了“李森夫反革命集团”的“军师、参谋、大将”三个头衔。
那时所谓的“说理”斗争，其实是完全不讲理的。你否认他们的莫须有的指控，他们就说你“狡猾抵赖、不老实、顽固到底、坚持反革命立场”；你违心地承认他们的指控，他们又说你“妄图蒙混过关、耍花招、假检讨”。总之，真理永远在批判者手里。
1958年元月18日，中共敦煌县委整风领导小组研究批准谌国祥为极右分子。而在此之前，即1957年12月7日，中共张掖地委整风领导小组已经定谌国祥为极右分子。为何谌国祥的极右分子张掖地委批准在前，敦煌县委批准在后？后人无法猜想。
1957年12月上旬，谌国祥被敦煌县公安局逮捕。
1958年4月9日，敦煌县人民法院以谌国祥“解放前参加特务组织，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参与反革命组织，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继续进行反人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破坏活动。更恶劣的是乘党整风之机，被告大肆向党进攻，诽谤咒骂党的领导及社会主义制度，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妄图资本主义复辟”之罪，判处死刑。谌国祥对敦煌县人民法院的判决不服，上诉张掖地区人民法院。张掖地区人民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后经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敦煌、张掖原判及二审判处谌国祥死刑稍重，改判他为“死缓”，强迫劳动，以观后效。1962年2月，甘肃省人民法院减谌国祥死刑，改为无期徒刑。1968年2月，再减无期徒刑为有期徒刑20年。
臆想，是那个时代某些人的专利。所谓谌国祥“参加特务组织”的唯一根据，可能是他1942年11月至1943年1月在据说是“中统特务组织”的“酒泉缉私所里”当过三个月的雇员。
1975年夏，根据国家特赦在押前国民党县团级军政人员的决定，谌国祥获得特赦出狱，被安置在嘉峪关蔬菜公司工作。
1980年4月27日，中共敦煌县委研究决定，对谌国祥右派分子问题予以改正。批复中说：“因历史问题和右派言行对谌国祥论罪不当，错判谌国祥的徒刑由县人民法院报酒泉地区人民法院审批。”
然而，谌国祥在1979年3月19日给敦煌县文教卫生局的来信中即声言：“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给我定的右派，大会上也没有宣布过，更没有通知我本人。”
1981年3月18日，敦煌县人民法院在《关于谌国祥反革命案的复查报告》中声称：“改判被告谌国祥免于刑事处分。”
谌国祥被安置在嘉峪关市蔬菜公司工作后，曾任政协嘉峪关市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嘉峪关市志》的撰写工作。
（作于2003年7月）
张友仁
张友仁，生于1925年，敦煌沙州镇人。其父张海为鞋匠。1930年前后，他家在杨家桥村种地，有耕地15亩。同时，还在县城开磨房。张友仁少年时代，曾在敦煌同人私立小学（金华庙小学）和东街小学读书。1940年春，他去设在酒泉的中央政治学校肃州分校初中部读书，至1943年毕业。在校期间，还曾在敦煌东街小学任教3个月。在肃州分校，他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1943秋，他又去酒泉师范学校读书。翌年秋，张友仁回到敦煌任第三小学教导主任。此后几年，他又兼任三青团敦煌筹备处、敦煌分团的宣传股员、股长。此时，他20岁出头。
张友仁富有才华，爱好戏剧，擅长绘画，有组织才能。每逢节日，他常发动组织敦煌中小学师生演出话剧，举办歌咏比赛，出刊墙报并推销三青团出的《兰州日报》，管理青年阅览室。1946年秋，他去渊泉小学、安西简易师范当教员并兼安西县三青团总务股长。安西简师只发半薪，张友仁每月能领小麦新市石1石5斗。此后，他又回到敦煌，在县参议会任助理秘书，兼任第三小学教员。那些年。张友仁东奔西跑，低眉弯腰，只是为了有一口饭吃。
1949年9月，敦煌解放了。这一年人民政权建立，张友仁被留用，任第三小学教育主任。他从心底里觉得共产党来了，贫苦大众解放了，他也被解放了。
新中国成立的年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1950年春，张友仁与敦煌的一群向往、追求中国独立、富强、民主、自由的中小学教师在迎接了广大贫苦百姓子弟涌入学校的高潮之后，怀着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怀着为新中国建设添砖加瓦的主人翁之情，集合起来，利用课余、晚间排出了大型秦腔剧《血泪仇》，在全县城乡演出。通过演出，既向广大民众进行了革命教育，又展示了他们的才华和政治热情。
同年7月，在当时的文教科副科长李森夫支持下，经中共敦煌县委批准，成立了“敦煌县文教业余剧团”。此时，张友仁把自己爱好戏剧的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既当演员又当导演，忙里忙外，成了所有演出活动的实际组织者。他们与中共敦煌县委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宣传、配合当时所有的政治运动。人民政权建立初期，为了使人民认识到新旧社会两重天，他们演出了大型秦腔剧《血泪仇》、《穷人恨》。为配合镇压反革命运动，他们演出了话剧《不拿枪的敌人》。为配合土地改革运动，他们演出了歌剧《白毛女》。为宣传婚姻法，他们演出了眉户剧《刘巧儿告状》。为宣传发展生产，他们演出了歌剧《王秀鸾》。1952年冬，张友仁被选为文教剧团唯一的劳动模范。那几年，敦煌文教业余剧团的演出，使敦煌广大群众进一步认识了革命，认识了人民政权，认识了共产党。通过张友仁及许多老师的辛勤栽培、浇灌，使戏剧艺术在敦煌开出了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绚丽之花。
然而，张友仁哪里知道，他在文教剧团几年辛辛苦苦的业余演出，竟为自己种下了祸根。
1952年10月，张友仁被敦煌人民政府调任为建新小学校长。
1954年元月，在以审查干部队伍为主的肃反运动中，张友仁被列为重点对象。经过一年多的内查外调，1956年11月专案组建议将张友仁定为审干对象。他犹如惊弓之鸟，两年来，应不完的肃反干部的传唤，听不完的审干干部的训斥，写不完的交代，使他的历史包袱愈来愈沉重。学校里的党员、团员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他不敢在老师、朋友中走动，不敢训斥学生，甚至不敢多问校长职权范围内应问的事。因为他觉得他是在肃反、审干运动中被那些手持狼牙棒者“打死又拨活”的人。此时，1950年“五四”青年节体育运动会后及暑假后的两次月牙泉之旅，又被人提起并添油加醋地说在那儿开了“月牙泉会议”，并在那次会议上建立了所谓以当时敦煌县人委李森夫为首的“反党小集团”，张友仁竟是这个反党小集团的“骨干”。从1956年2月到1957年元月，张友仁几次如实向审干部门写出了交代材料，审干干部也不说“是”也不说“不是”。
“他们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这个问题，终日困扰着张友仁，使他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百思不得其解。
被扭曲的“肃反”、“审干”造成的时高时低的政治气压，已使张友仁这些沾过国民党、三青团边的从旧社会过来的敦煌县的小知识分子们噤若寒蝉，当“肃反”、“审干”把一些人悬在空中，惶惶不可终日之时，令全国大小知识分子惊心动魄的1957年到来了。
这年早春，张友仁与建新学校教师纪生武对《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甘肃日报》登载的章乃器、罗隆基、章伯钧的言论多次进行议论。
同年5月底，中共敦煌县委在大礼堂召开了号召各界人士帮助党整风的座谈会。张友仁在这个会上一言不发。会后，他回校传达座谈会情况时，有的老师问他发言了没有，他说没有。又问为什么，他回答：“我一旦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同年8月，敦煌中小学放暑假后，中共敦煌县委把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在东街小学。初始，煞有介事地号召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不几天，即点名张友仁等交代问题。张友仁成为重点批判斗争对象。暑假后，敦煌县委不准参加暑假集中的张友仁与其他四五个教师回校，而令他们住在县人委大院交代问题。此后，每逢星期周六、星期天，便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师对他们进行批判斗争。
1957年以来，张友仁守口如瓶，既没有鸣也没有放，批判人家的什么呢？让人家交代什么呢？然而，在那个时代，有那么一些人，虽然做群众工犹如油浮在水面，搞建设一窍不通，但他们在政治运动来临时窥探风向，给人罗织罪名，无限上纲，却是颇为能干的。
1954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张友仁关于：“工作组不看实际情况，把统购任务硬给我家砸”的话以及他拿小米面馍当早点，被人说成是“不满党的各项政策”。
张友仁说，“人了社，分的粮食不够吃”，农业社“财务管理不够清楚，社干部有贪污情况，有些问题不能及时解决”，被说成就是对农业合作化的不满。
1957年5月底，有教员问张友仁为什么不鸣放时，他回答共产党有个打死拨活的狼牙棒，肃反时我是被这狼牙棒打死又拨活的，至今在思想上留下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恐惧。就凭这句话，指控他对肃反诬蔑、不满，甚至对肃反、审干运动中存在的缺点、错误及造成的冤、假、错案根本不屑提起。
张友仁关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及《甘肃日报》登载的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的鸣放发言，有人指控他赞赏这些人的“右派言论”。张友仁说：“革命战争年代是统一战线，现在革命胜利了，不需要他们帮忙了。这些人虽然地位高，处境和我们一样。”
张友仁说：“‘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16字方针是匈牙利事件后提出的，目的是为了缓和人民对党的不满情绪。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也不过是个形式而已。”
这些茶余饭后的议论，一旦被揭发出来，就成了张友仁的“右派言论”。
张友仁钟情于戏剧艺术。工作之余，他常去鸣沙秦剧团帮助演员学文化，说戏，修改剧本，甚至帮助团长写工作总结。但到了1957年，这一切却成为他妄图篡夺鸣沙秦剧团领导权的“罪恶”。
挖空心思的分析、批判、斗争，绞尽脑汁的检讨、交代之后，参与批斗者对他们臆造的“月牙泉会议”及在这个臆造的会议上成立的所谓“以李森夫为首的反党集团”穷追不舍，猛攻不止。其实那是1950年“五四”青年节及同年暑假期间敦煌第三小学、南街小学的师生约东街小学教员、县文化馆等单位的青年干部参加的月牙泉之旅。血气方刚的敦煌青年才俊们可能三杯酒落肚后头脑发昏，口无遮拦地说了些不合时宜的话。他们可能说：“咱们这些敦煌的老人手在今后要互相支持，相互照应。”他们可能说：“共产党打天下行，办教育、搞建设还得靠咱们这些人。”他们可能说：“只要教出了人，我们就能涉足敦煌政治了。”等等。然而到了1957年，这几句似是而非甚至在情理之中的话，却被一些人臆造成在“月牙泉会议”上成立的“以李森夫为首的反党集团”成员们要“隐瞒身份，混入革命阵营，逐渐篡夺教育界的领导权，进而扩大势力，从政治上推翻中国共产党，实现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计划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安插亲信，隐瞒历史，积极工作，取得共产党的信任；第二步，培养骨干，篡夺教育界的领导权；第三步从教育界跨上政治舞台，实现资产阶级专政……”
多么可悲的1957年的敦煌啊！严肃的政治竟成了痴人说梦的胡话！一犬吠影，十犬吠声，我们都虔诚地相信狗咬的是十恶不赦的妖魔。
1957年12月13日，敦煌县公安局将张友仁逮捕。此前，中共张掖地委整风领导小组已批准定张友仁为右派分子。
1958年3月19日，敦煌县人民检察院以张友仁“参加以李森夫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企图恢复旧社会，推翻党的政权，趁整风之机，猖狂向我党进攻”的罪名，“为维护人民新生政权，保卫党的领导，维护社会制度，依法起诉敦煌县人民法院，予以严惩”。
1958年12月26日，敦煌县人民法院以张友仁“1950年积极参与组成以李森夫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夺文教界领导权”，“以文教剧团为掩护，联络旧职员，扩大反革命据点”，“篡夺剧团党的领导”，“整风运动开始后，从多方面向党恶毒进攻，以恢复1日制度为野心，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等罪名，判处张友仁有期徒刑1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