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后的数日，敦煌县人民政府大院里已是大字报铺天盖地，昨天点名他，今天又揪出你，人人自危，一片肃杀。范积本此时正筹备下乡搞农村土地综合利用规划试点工作，对暴风雨将临时的种种不祥之兆全然没去深想，似乎他早已置身于这场是非之外。他与同学何志一门心思地去党河乡白马塔农业社做着规划试点的社界勾绘。
一天下午，有两个在敦煌县人民政府工作的同事，突然来到范积本工作的野外现场，向他们传达县上命令：“立即停止工作，捆上行李回县政府。”于是，范积本、何志犹如囚徒，被来人押解回县政府。回来后，双脚还没站稳，一位科长就责令范积本老老实实地向群众交代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老老实实地向群众交代同马秉华等人的关系以及密谋策划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行动计划。突如其来从天而降的“罪行”，犹如晴天霹雳，把范积本击懵了。
那是一个多么令人恐怖的时代！古人所谓“无事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感叹竟成了随时都可能有的家常便饭。与同学朋友的一次闲谈，竟会被视为对敌人的同情，甚至会被视为是在缔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同盟。
此刻，范积本想起了在他被停职囚禁之前，敦煌县人民政府大院里那张“沉睡在美梦中的范右先生”的大字报，竟成了毁灭自己的咒符。
范积本与后来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并判了徒刑的董家勤、韩廷玮以及最后死在黄墩子农场的王振华，还有后来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赵显庭，同囚禁于一室。屋内烟雾弥漫，被囚禁的几个人互相戒备，极少言谈。范积本辗转反侧，坐卧不安，冥思苦想，怎么也想不出自己何时何地向何人说过什么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同马秉华、何志的关系不就是正常的同学同志关系吗？何曾有过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密谋策划”？然而，眼下自己失去了行动自由，连吃饭、睡觉、上厕所都有人监视的严峻处境，使他忐忑不安。
一天晚上，范积本被带到批斗会场。会场上，人们个个正襟危坐，剑拔弩张，如I临大敌。批斗会的主持人命令范积本老老实实向群众交代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以及他同马秉华、何志等人的关系。范积本涉世不深，他深信共产党历来讲究实事求是，决不会把无说成有，把有说成无。他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不知道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内涵实质是什么？我没有反过党反过人民，也不敢反党反人民，更没有做过反党、反人民的事情。至于我同马秉华、何志、平正祥之间纯粹是同志同学关系，没有什么反党、反人民的活动。”范积本平静的回答，使会场内响起桌凳的撞击声和人的吼声，坐在前排的早有准备的几个人立即扑过来，一阵雨点般的拳打脚踢落到范积本的身上，使他东倒西歪站不稳。围打他的人比肩接踵，把他团团围住，范积本才没有倒地。县农技站那几个转业军人的拳头，他觉得最重、最狠，似乎他们与范积本有杀父之仇。有人挥臂声嘶力竭地呼着口号，不停地鼓噪，接连不断地打骂，使范积本晕头转向，昏然不知东西。主持批斗会的人骂范积本是“茅圈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高声说：“范积本不向人民低头认罪，只有死路一条！”主持人的话音刚落，那几个人又扑上来一顿拳打脚踢。范积本被打得喊叫呻吟，人群中有人喊他是“装死”。
骂声在耳，疼痛在身。第一次批斗会刚刚过去两天，规模更大、参加人数更多的第二次批斗会又开始了。这次的批斗会以群众揭发为主。主持批斗会的人说再给范积本一个机会。说只有主动坦白交代，才能得到从宽处理。范基本如不老实交代，等群众揭发出来，他得到的就是从严处理的下场。对主持人的话，范积本不以为然。他心中有数，依旧平静地回答：“我没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问题。”范积本的话音刚落，会场里顿时又爆起一阵狂吼辱骂。一群人围上来对范积本又是一顿拳打脚踢，致使他前俯后仰，站立不住，连打趔趄。
与会者费尽心思，“揭发”出如下问题：
1．以范积本为首的反党集团形成已久。早在张掖农校上学时，范积本就拉拢马秉华、何志、吴国璧等人组成小集团，打击进步教师和进步同学，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的政策，围攻学校伙食管理员，煽动学生闹学潮。
2．范积本分配来敦煌工作之后，又发展了平正祥、王秦鲁、王永钧，计划拉拢陈学禹、刘延福等人，密谋策划篡夺敦煌农林牧系统的领导权。
3．以范积本、平正祥为首的反党集团，包藏着险恶的政治祸心。他们曾密谋策划以剧毒农药杀害敦煌人畜，引起社会动乱，引起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
在善良的人们看来，“煽动学潮”，“密谋策划篡夺敦煌农林牧系统的领导权”，“以剧毒农药杀害敦煌人畜，以引起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这是多么骇人听闻的罪恶！范积本一伙简直就是明火执仗、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分子！尽管揭发者表演得是那样绘声绘色，挖空心思，然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所揭发出的几条都言之无物，没有多少有价值的货色，只是把满天飞的大“帽子”拾来戴到范积本的头上而已。
那是一个谎言就是真理的时代，一个人们最容易被蛊惑的时代！那是一个只要煽风就能起火的时代，一个一犬吠影、十大吠声的时代！此刻，只要揭发者揭发出一条，与会者就会扑上来将范积本拳打脚踢一顿。到揭发会快收场时，范积本已是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了。批斗会主持者又严令范积本按照群众揭发的问题，写出书面交代材料。
想到将来的后果，范积本觉得不能按会上揭发的问题写交代材料，即便写，也委实无事实可写。别人编造虚构，难道我也编造虚构？如果人家穷追不舍咋办？万般无奈，范积本只得推诿，拖延。对此，领导认为范积本对抗运动。于是又组织了对范积本的一次更为残酷的批斗。这次批斗的办法是群众当场揭发，逐条逐句现场对质，专人笔录。一时，批斗会上形成了揭发一否定一再揭发的拉锯场面。与会的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对范积本拳脚相加，更有甚者有人将唾液唾到他的脸上。因反复殴打，范积本的前胸衣襟、口袋被撕破，绒衣的麻绒衣领被扯豁后甩在背上。当批斗会结束，喊他“滚蛋”时，范积本已被打得晕头转向，不知东南西北，竟连哪儿是门，都找不着了。
一次次的辱骂、毒打、一次次的逼供交代，一举一动的被监视，失去人身自由，使范积本悲愤至极，他觉得自己的前面是无尽的黑暗。在走投无路之际，范积本去找敦煌县长张福生。范积本进到县长办公室里刚要开口说话，几个早已在监视他的同事就扑了进来。他们把范积本拉到院子里，七手八脚一顿饱打，还骂他右派分子竟敢到县长办公室喊冤叫屈。
范积本前思后想，觉得自己已无路可走。他想，与其天天在辱骂、毒打的屈辱中苟活，还不如一死了之，得到永远的解脱。他趁夜深上厕所之际，到后院树上上吊。但这举动又被监视他的人发现，把他赶回房子。他求死不得。
辱骂、毒打、批斗、威胁，无所不用其极，范积本仍至死否认给他臆造的“以范积本为首的反党集团”的所谓罪恶。硬的不行，便来软的。最先找范积本谈话的是那几个每次批斗会上殴打他出手最硬最狠的转业军人。他们威胁范积本说：“你再不低头认罪，就要把你依法惩办”。整风领导小组的头头则说：“你们的问题，马秉华、何志、王秦鲁都已交代了，你还顶着干什么？你顶到底，到头来吃亏的还是你自己。早日交代早日了结，争取从宽处理。”
一阵是威胁恐吓，一阵又是诱供欺骗，这使范积本，如坠入到云雾中。此时，发生在县政府大院的吴国泰、董家勤被敦煌县公安局正式逮捕入狱的事，使范积本坚守的“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最后防线彻底崩溃。那是一天中午开饭的时候，与范积本囚禁一室的一个人从食堂打饭回来，惊恐万状地说：“今天不对，院里各处都是拿枪的军人。”范积本性急，拿起饭碗以打饭为由出门窥探。他四处一望，县政府大院里果然站着拿枪的公安战士，他们个个目不斜视，如临大敌。不一会，与范积本同囚一室的干部整队出门入场，与那天被逮捕的吴国泰、董家勤同站一列。此时，各单位群众都已站端立正，一言不发。会场外各处都有公安战士，气氛格外紧张。这次，东街小学教务主任吴国泰、县政府财政科干部董家勤被五花大绑，宣布正式逮捕。此后，范积本天天处于魂不守舍、惶惶不可终日之中。他想，可能人家说的如再不低头认罪就要对自己从严惩处的话，未必就是威胁、恐吓。兴许按照他们揭发的口径和编造的事实承认下来，就可以使自己脱离眼前的苦海并得到宽大处理了吧。眼前的现实，已使范积本对“党从来不冤枉一个好人”的教导不敢相信了。
在此之后的大会小会批斗中，群众揭发什么，范积本就承认什么，群众要什么，范积本就给什么。范积本依照群众揭发出的“葫芦”，画出自己的“瓢”。此法倒也灵验，使他免受了许多皮肉之苦。
真做假时假亦真。岁月荏苒，还真有这么一天，逼人说假话，说假话者竟能得道升天，说真话者反而遭殃下地狱。诚信的沦丧，恐怕就是从那个年代开始的。
范积本琢磨着对自己的批斗已经接近尾声时，有一天，他又被带到批斗会场。批斗会主持者命令他按照以往群众揭发的问题作一次全面系统的交代，大有让他对逼供承认的问题最后签字画押的味道。此时，范积本突然意识到如果按照他们的命令办将导致严重后果。不能上他们请君入瓮的当！他于是不顾一切地急忙辩解说：“为了少挨批斗，少挨打，我以前所有交代的、承认的问题都是违心的，得出的结论是照葫芦画瓢，都是假的。”范积本的翻供，使会场一下鼎沸了。在“谁叫你编假”的怒吼声中，在场的人蜂拥而上，对范积本没头没脑地拳打脚踢。批斗会主持人因出手太猛，自己的手竟疼痛难忍，揉搓不止。此时，正值隆冬天气，西风凛冽，层层叠叠的大字报有的已从墙壁上剥落，纸片在寒风中摇曳作响，五光十色的大字报像一个个光怪陆离的小丑在做着鬼脸。被批斗者张仲、平正祥住室门上张贴着的如同死了人贴的白纸对联，更使人胆寒。上联是“右派不平向党进攻”，下联是“右派不祥落入法网”，横额是“不平不正不祥”。庄严的敦煌县人民政府大院，竟是一派怵目惊心的景象。
1958年春节刚过，范积本与一伙被揪斗待处理的人先后被送到黄墩农场监督劳动。他们到达后被编入“基建连”，干着散沙丘、挖红柳根、打地埂、挖渠、打土坯、盖房子的重体力活。因为他们是有问题的人，干活时间长，两头不见天日。
同年5月，范积本回到敦煌县城听候处理。敦煌县农林整风小组负责人向范积本宣布了对他的处理决定：“范积本在反右斗争中有严重的右派言论，经敦煌县整风领导小组研究决定，给予开除公职留用察看处分。留用期间停发工资，每月发32元生活费。”
谢天谢地，范积本庆幸自己终于没有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然而后来他经受的坎坷磨难证明，对他来说，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和没戴上右派分子“帽子”都是一样的。
1959年春节过后，敦煌县农牧科长常永贵通知范积本与他同去农村创办肥料厂。这个所谓肥料厂，其实是一处农家大院，既无设备也无厂房，只有划拨的5亩耕地。工人是收容的十余个盲流人员。说是肥料厂，其实只是种地种菜以图自养而已。在这个厂里，范积本的主要工作是到县委、县政府的厕所里担粪挑尿，积攒肥料。除此之外，就与盲流人员一同参加田间劳动，夜晚操心看管着盲流人员别让逃跑。
同年10月，常永贵通知范积本说：“县上领导决定叫你回原籍，接受当地政府监督改造。”范积本含着眼泪，怀着满腔冤屈和悲愤离开了敦煌。时年他24岁。
走在回故乡张掖的路上，范积本望着茫茫无垠的沙漠戈壁，望着高耸入云的祁连山，他想，大地如此之大，何能没有我的立足之地？但审视着眼前萧条的村庄，他又陷入茫然。回张掖后，范积本四处奔波，寻找职业，寻找生路。然而，无论他磨破了嘴，还是跑断了腿，仍然是处处碰壁，徒劳无益——社会不接纳他。无奈之下，范积本又回到敦煌。他找到当时主管敦煌农林系统的副县长，那位副县长说研究后答复。但当他第二天又找到其人时，其人竟横眉冷眼，以范积本已定为右派，作了处理，不再安置为由把他逐出门外。他求告无望，仍回张掖，游荡于市街之中。在此期间，有很多单位招工，均因范积本政审不合格或街道政府不给介绍信而告吹。
上世纪60年代，国家缺少有文化的人，尤缺像范积本这样受过专门技术训练的人。但那是一个形而上学猖獗的时代，因一言一行、一时一事就可否定一个人的时代！何况像范积本这样一个本已被打入另册的人。范积本穷苦潦倒，一筹莫展，生计一天比一天困难。在此困苦之时，他的一位小学同学拉了他一把。那位同学给他筹集了一点本钱，让他跻身于当时被称为“黑市”的“自由市场”摆了一个烟摊维持生计，混口饭吃。范积本靠当小烟贩渡过了失业、贫困和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的难关。1962年，范积本与一位出身于城市贫民、没有职业的姑娘结了婚。1963年，随着濒临于崩溃的国民经济形势的好转，人为的阶级斗争弓弦的绷紧，范积本赖以生存的小烟摊歇业了。
后来范积本的生活更难了。他到建筑工地干小工，到市场上打短工，拉架子车，到煤场打煤砖。冬季，到黑河滩上风餐露宿地筛石头。范积本全家不时有断炊绝粮之虑。
1965年，范积本被张掖专署水利电力局录用为临时工。从此每月有45元的固定收入，使他的心情稍稍有了点慰藉。他努力工作，盼望以后有机会能转个固定工。谁料好景不长，1966年“文革”风暴乍起。有人指控范积本是混入革命队伍的右派分子，要把他揪出来批斗。好心的领导以范积本的“右派分子”问题没有根据为由，多方遮掩保护。后军宣队进驻水利电力局，揪斗范积本的风波又起，而且来势更猛。专署水利电力局革命委员会主任唐笃庆，因阻止对范积本的揪斗，被军宣队宣布停职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