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退休以后，于兴文抚今忆昔，回首自己在敦煌度过的大半辈子，可以说是坎坎坷坷，时有伤神。尽管两次戴上右派分子“帽子”，被视为阶级敌人，但他感到欣慰的是他始终没有远离自己的病人，而是一直用自己的医术为老百姓医病施药，解除病痛。于兴文觉得自己在敦煌的大半辈子没有白吃老百姓的饭，行止可对大地，褒贬自有春秋。
严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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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显1921年9月生于敦煌县城一个经营小典当的王姓人家。他原籍山西省曲沃县高显镇。其父本姓严，早年家境贫寒，在老家无法生活，便一路讨饭、流浪，西行至敦煌，投靠到远方亲戚王天寿家。王无子，遂收其父为养子。其父成家娶妻，生严显兄妹六人。严显排行老二。因当时敦煌缺医少药，大妹、四妹、五妹患病早夭，仅存严显等兄妹三人。严显8岁时，入敦煌县文庙小学就学，起名王晋和。他的启蒙老师为当时的“敦煌才子”王用权。其时敦煌小学教育始行六年制的新学制。严显没读过“四书”、“五经”。他七岁时，父亲代王家管理小当铺，并代王家在南台村耕种田地。他常和母亲去南台看望父亲。他九岁时，王姓养祖父娶妻生子，将他们一家撵出。此时，他们兄妹三人复姓严，王晋和改名严显。
1929年，严显从文庙小学初小（四年级）毕业后，转入东街小学就读。其时，敦煌巨变，灾祸连年。1929年5月，敦煌防兵连长张国民率众哗变，将敦煌城洗劫一空。同年，肃州防兵排长吴廷章率众哗变，领一千二百余众火攻、水淹敦煌城两月，百姓深受其害。那时，其父日夜守城，严显常上城给父亲送饭。1931年，自称“甘青宁联军总司令”的马仲英将敦煌划为他的“防区”，抓丁、要粮、要款，敲骨吸髓，无所不为。此时的敦煌，人祸未了，天灾又至。先是白喉漫延，又是阴黄症肆虐，致使有的人家死亡殆尽，十室九空。地无人耕，大多荒芜。第二年开春，幸存的人只得以草根树皮果腹，市场小麦涨到一斗四块半大洋。贫苦农民没钱买粮，或借地主高利贷或逃荒，以保活命。严显家经营小磨坊，吃糠咽菜，没有饿死。其父仁侠好义，常以薄麸面周济邻里。在此期间，严显又染伤寒病，停学一年。1934年夏，他从东街小学毕业。同年冬，他考入敦煌师资培训班。第二年他从该班毕业，去肃州庙小学任教员两月后，又考入酒泉师范学校简师班。此时，从靖远渡过黄河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已打到高台，他即辍学回家。其时，父亲亡故，他再也无力复学，只得在家闲住。为减轻家庭负担，他去帮一张姓山西老乡收大烟（鸦片），以能有一口饭吃。那时，敦煌全县仅有3万多人，有耕地13万亩左右，且多荒芜。农民种够口粮后即种大烟。每到大烟收获季节，很多人都在城门口摆开小摊，将农民一年辛苦所得的大烟低价收购，然后高价卖出或贩往新疆，牟取暴利。此后几年，他曾去敦煌三多堂商号当学徒，饱受人间辛酸。他为逃避马匪军抓、世丁，曾去敦煌北湖给舅父放牧牛羊，还曾去酒泉福太和商号当学徒。
1940年春，严显结束了他东躲西藏的学徒生涯，经当时的敦煌县教育局长樊登云介绍，到漳县坊小学当教员。1941年春，严显又应西云观小学之聘担任教员。在该校期间，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来西云观参观，严显参与了接待工作。于右任鹤发长须，长袍布履，待人和蔼。于右任参观西云观壁画后，又到岷州庙参观了千眼观音菩萨画及六朝婆罗蜜经幢等文物。可惜，于右任参观的次日，那件千眼观音菩萨画就不知去向了。
1942年2月，严显又到敦煌县东街小学当教员。此时，他与老师组织了联友篮球队和剧社。为宣传抗战，振奋民族精神，挽救民族危亡，他们向全县民众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中华民族的子孙》、《野玫瑰》、《国家至上》等剧目。他们的演出活动给当时闭塞的边陲小城——敦煌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给敦煌民众灌输了“抗战救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新观念。四五年的演出宣传活动，锻炼了严显的组织才干。在此期间，他参与了接待蒋经国、蒋纬国弟兄在敦煌的参观活动。1943年9月，严显被任命为渭源庙小学校长。此后几年里，他为养家糊口，挣几斗粮，一直默默坚持在乡村小学的讲台上。
“一失足成千古恨”。无意中一步走错，改变了严显的后半生。他与程晖有一点亲戚关系。1948年9月，任三民主义青年团敦煌分团干事长的程晖推荐严显任三青团敦煌分团宣教股长。其实他对国共两党斗争并没有多么深刻的认识。他只认为在三青团挣的钱比当教员吃粉笔灰挣的多，并非有粘上党团就有出人头地、做官发财的非分之想。此前的严显长年在乡村小学任教，既不懂党派政治，又没有受过国民党的政治灌输，所以他对当三青团的宣教股长，完全是稀里糊涂。宣教股长无所事事，每上报季度总结一次，为例行公事。每逢节日，在街头贴几条标语，组织几场演讲比赛，组织几场同乐晚会，就算他这个股长尽职尽责了。然而，他却觉得没有当年与各位青年教师一起组织剧社和演出喜爱的剧目来得痛快自在。所以，虽然严显当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敦煌三青团的宣教股长，却并没表现出特别的政治热情，也没有学会钻营奔走、溜须拍马的本事。
1947年，国民党、三青团实行党团合并。严显这个无钱无势、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又被戴上国民党敦煌县党部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的头衔。但此刻，严显做人的良心并未泯灭。他从社会底层走来，知道老百姓的艰难，既没有敲诈勒索百姓，也没有干过一件害人的事情。那个监察委员的头衔，不过是个摆设而已。此时，国民党在气数已尽，身为国民党敦煌县党部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的严显，已不能在县党部领到工资，他只得重操旧业，又回教育界，到敦煌中学当总务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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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28日，敦煌解放。为支援解放军进军新疆，敦煌人民组织起支前委员会。目睹解放军对人民群众秋毫无犯，处处以人民利益为重的铁的纪律，严显心中的疑虑烟消云散。他毅然参加了支前委员会的宣传工作。
同年10月7日，敦煌县人民政府成立，严显被留用。一个全新的政权在一个废墟上建立，一切都有困难，一切都得从头开始。然而，人民的死活有人问了，人民的疾苦有人管了，人民的冤屈有地方说了。因为，新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通过1950年敦煌县人民政府认真做的发动群众生产自救、恢复生产、发展生产、减租减息、发展教育，动员贫苦民众的娃娃进学校几件事，严显从心底里认识到，眼前这个新兴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它代表着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也代表着自己的利益。
1950年5月，严显被敦煌县人民政府任命为敦煌县文化馆馆长。党的信任，人民对文化的渴望，使严显感到怎能不为这个政权竭尽全力，献出自己的毕生呢！敦煌县文化馆初建时，一切都须从零开始。中共敦煌县委对建设敦煌新的群众文化的重视，广大群众对代表自己愿望的新文化的渴望，都使严显感到肩上的担子沉重而光荣。所以，虽然群众文化量大面宽、人员少、经费困难，但仍很快形成了人人发动群众，领导组织文化活动，个个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人民群众喜笑颜开，处处热火朝天的新局面。一时，敦煌文化馆成为全县政治宣传的主力军，群众文化活动的司令部。为使广大群众得到精神食粮，他们在文化馆内首先建立起书报阅览室。没有反映新时代的书籍，他们就动员驻军和从老解放区来的干部们捐赠。没有书架、桌椅，就把庙里的供桌、神龛搬来加以改造。没有写标语的厚纸，就在旧报纸上刷一层掺了蓝颜色的土，然后写上当时的政治口号，钉在墙上，使读者赏心悦目。阅览室的建立，使群众既了解了党的方针政策，又增长了文化知识。
鸣沙秦剧团是当时敦煌唯一的民间艺术团体。这个秦剧团是由1946年严显等人发起成立的秦腔科班——塞光学社的几十名学员和一些老艺人组成的。建国后，中共敦煌县委宣传部指定鸣沙秦剧团由县文化馆领导。当时，这个秦剧团为戏装破旧、剧目陈旧、观众甚少、没有饭吃而濒临散伙。为了给敦煌这个历史文化古城保留一点秦腔艺术的种子，保存下来这个敦煌人民世世代代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严显毅然决然接受了这副烂摊子。他首先组织艺人建立起政治学习制度，改变旧观念，树立文艺为人民服务、为新社会服务的新观念，发动全体艺人自己动手打土坯，修剧场。又发动全体艺人去北湖种撞田，以解决吃饭问题。而且发动全体艺人自己动手添置演出设备。不几年，敦煌鸣沙秦剧团便由只管吃饭改为供给制，后又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
敦煌县文化馆初建时，严显就考虑建立文教业余剧团。而后来的实践证明，敦煌文教业余剧团在敦煌活动的几年里，把文艺为人民服务、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表现到极致。严显与张友仁、王振华、童契文等老师发起串联，将敦煌城各学校爱好戏剧艺术的老师、学生组织起来，在中共敦煌县委、敦煌县人民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敦煌县文教业余剧团。为宣传革命，揭露敌人，教育人民，他们演出了秦腔《穷人恨》、《血泪仇》；为宣传镇压反革命分子，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他们演出了歌剧《不拿枪的敌人》、《保卫村政权》；为了宣传伟大的土地改革，他们演出了歌剧《白毛女》；为了宣传发展生产，他们演出了歌剧《王秀鸾》为了宣传新中国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的颁布，他们演出了眉户剧《刘巧儿告状》及话剧《归来》等。
敦煌文教业余剧团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年里的演出宣传活动，至今还留在老一辈人的记忆中。那几年敦煌有口皆碑、家喻户晓、轰轰烈烈的戏剧演出，至今都向人们证明着党在建国初期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力量。宽松的政治环境，自由的思考氛围，让人们释放出的能量往往使那些庸人瞠目结舌。思想的力量、信仰的力量、理想的力量，往往使物质的力量黯然失色。严显等一批建国初期的敦煌文教界的知识分子，在那几年的戏剧演出活动，证明了这一点。自由，思想的自由，不但是创造物质财富的动力，而且也是创造精神财富的动力。严显等一批建国初的敦煌文教界的知识分子坚持几年的戏剧演出活动也证明了这一点。白天，他们认真教书。晚上，他们认真参加戏剧排练。星期六、星期天，他们扛着道具下乡村演出。夜深了，他们扛着道具走在回城的路上。现在想来，最难的是他们一干就是三四年，而且没得一分钱的报酬。他们都耻于说钱。他们认为把他们的演出与钱联系起来，就是对他们的“理想”和“信仰”的极大亵渎。他们谈论最多的，是如何通过自己给新中国的独立、自由、富强添砖加瓦。建国初期，大多数人不识字。敦煌县文化馆想老百姓之所想，急老百姓之所急。他们在馆内设立“代笔处”、“问事处”，代老百姓书写书信、打官司的诉状和楹联。“问事处”听取老百姓的情况反映，解答老百姓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疑问。他们将时事政策绘制成幻灯片，在城乡放映。当时老百姓把这种幻灯放映称为“土电影”。他们随文教业余剧团下乡演出，带上留声机，让老百姓欣赏“洋戏”。他们代销新华书店的图书，送精神食粮到老百姓的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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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3月9日这一天，对严显来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就是这一天，他被敦煌县委宣布定为右派分子。像严显这样对党的事业赤胆忠心、出身贫苦、富有才华的热血青年，为何竟成了右派分子？他有哪些骇人惊世的“右派言论”？笔者就此询问了几位幸存的“右派分子”。他们都回答没听说严显有过哪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右派言论。
在严显临终前两年即1984年3月间写的《严显回忆录》中，他对自己被定为右派分子的自述是：“当时我参加县委的整风学习。自己认为，自解放后，自己兢兢业业，为党的文化事业总还算出了一把力。鸣放时，自己没说过一句过头话。另外，解放后，党对我又非常信任。不论是在政治上生活上都和旧社会无法比拟，自己也确实从内心拥护党，相信党能够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繁荣富强。自己也愿意肝脑涂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但由于运动的扩大化，我也被列入批斗的对象。经过大字报围攻及大小会议批判，将我解放以来的一切都否定了。一切美好的愿望及过去为发展群众文化所做的工作都成了罪恶。”
“无事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严显在鸣放时没有说过一句过头话。为什么会被定为右派分子呢？据从那个时代过来的老人说：“从后来反右派运动的发展和结果看，其实运动开始不久，给你戴的右派分子的‘帽子’已经做好了。这顶铁‘帽子’给谁戴，何时戴，只是个时间和时机的问题，你鸣放不鸣放，鸣放什么，你有无右派言论，并不重要。”现在揣测，严显在1946年糊里糊涂任的那个三青团敦煌分团宣教股长的头衔，在1955年的“肃反”、“审干”中，已经被内定划入“历史反革命分子”的行列了。然而，“历史反革命分子”难道就等于右派分子？从后来的结果看，敦煌县委确实是在二者之间画上了等号。更有甚者，早在1956年前后，敦煌县委及一些急欲用人血染红顶子的人就已经将严显网入那个臆造的“以李森夫为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集团”之中，并且认定严显是其中的骨干分子了。他们甚至认为严显在建国初期满腔热血，激情燃烧，发动敦煌全城的青年教师组建文教业余剧团，进行革命宣传演出活动，都是“骗取党的信任”，“为了夺取对敦煌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权”，都是“假积极”，是“反革命罪恶活动”，而且整顿、挽救敦煌鸣沙秦剧团的工作也是严显“建立反革命活动据点”的罪行。更离奇的是1950年夏，严显与东街小学、南街小学老师们的月牙泉之行竟成了去那里“搞反革命串联，开反革命黑会”。
是非被颠倒到如此程度，后来者还能说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