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创造了辉煌的历史之后，如果再回眸历史，我们才能深深懂得历史赋予我们的深意，这就犹如每当一场大战胜利之后，幸存者和创造胜利者常常感叹胜利来之不易。今天，我们回忆2001年至2003年在敦煌进行的一场历时3年的防治棉铃虫的人民战争，我们将会对昨日那指挥若定，万众一心，不夺取防治棉铃虫的胜利决不罢休的情景感慨万端。
棉花是敦煌市最大的支柱产业。棉花是敦煌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上世纪70年代前后，敦煌棉花总产量占甘肃省棉花总产量的70％。改革开放以后，敦煌顺应市场需求，棉花种植面积逐年扩大，近年来植棉面积一直稳定在20万亩以上。敦煌农民，就是靠种植棉花，在全省率先实现小康标准的。要建成富裕小康社会，敦煌农民指望的仍是棉花。然而，2001年在敦煌的一个村的几块棉田里突然发现了棉铃虫。当农技人员还在认识它的时候，时过1年，2002年棉铃虫就蔓延到敦煌全市9个乡镇（敦煌全市共11个乡镇）。棉铃虫在敦煌蔓延之快，危害之猖獗，是农业部门和农技人员闻所未闻的，他们不知所措。联想到上世纪90年代我国华北棉区因棉铃虫肆虐，棉花经济损失数十亿元，致使许多地方种不成棉花的惨景，他们深为担心：今日敦煌难道也要遭此厄运？敦煌棉区也要因此毁掉？
（一）
棉铃虫是世界性的害虫之一，是各产棉国的主要威胁。1958年出版的《甘肃省农作物病虫害调查》一书中记载了敦煌有棉铃虫。但由于小麦、棉花、玉米等作物轮作倒茬，伏翻、秧翻、冬灌等耕作措施的连年实行，棉铃虫一直未能发作，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有的敦煌农技人员根本不认识棉铃虫。1997年，敦煌市农技中心技术员王海在阳关黄水坝的一块玉米田里发现了一种昆虫的幼虫，他怀疑那是棉铃虫。1998年，敦煌市农技中心病虫测报员、农艺师巩玉芳在七里镇的棉桃里掏出了棉铃虫的幼虫，当时，她还不认识棉铃虫，只是怀疑那是棉铃虫。1999年，巩玉芳又诱捕到了棉铃虫的成虫。她将这种昆虫的成虫与图谱对照后断定，棉铃虫在华北棉区肆虐后终于来到了敦煌。此刻，她仍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遂与敦煌市农技中心植保站站长、高级农艺师祁昌芳将诱捕到的成虫标本寄往甘肃省农科院植保所和甘肃省植保植检站，请专家鉴定。
2000年，敦煌棉花平安无事。
2001年7月15日，七里镇杜家墩村农民邱旭渠来到市农技中心反映，他的棉田里发现了一种虫钻食棉桃。7月18日，市农技中心主任姜生林，高级农艺师祁昌芳，农艺师巩玉芳、魏天福，技术员王海、张凤花，一起来到那位农民的地里。他们看了虫子和对棉花的危害情况，不约而同地认定是棉铃虫来到了敦煌。旋即，祁昌芳与几位植保技术干部对七里镇一些村的棉田里的棉铃虫危害进行了调查。
8月7日，市农技中心即向敦煌市主管农业的张平副市长汇报了在七里镇杜家墩村发现棉铃虫的事。张平1987年毕业于甘肃省农业大学植保系，在防治植赈虫方面是内行。对于上世纪90年代初棉铃虫在华北棉区猖獗危害，惊动中央、国务院成立防治棉铃虫领导小组，国务委员陈俊生亲自出马督战的历史，张平记忆犹新。今日棉铃虫来到自己的管区，无疑是对自己的智慧和施政能力的挑战。张平听了汇报后，立即召开各乡镇农技站站长会议，要求各站对所在乡镇的棉铃虫危害情况进行调查。此次调查，市农技中心植保植检站抓住重灾区七里镇不放，高级农艺师祁昌芳率领农艺师巩玉芳、魏天福及技术员王海、裴海东、王喜军，下到七里镇，与该镇农技站配合，对全镇10个村28个组的140块共492亩棉花田中的棉铃虫数量及危害情况进行了调查。此次调查的结果是98％的棉田都发现了棉铃虫危害，其中零星危害的（百株棉花有5只以下）136亩，危害较轻的（百株棉花有虫6只至15只）300亩，危害较重的（百株棉花有虫16只以上）44亩。危害较重的棉田都集中在杜家墩村。调查的结果惊人，全市除郭家堡、黄渠两个乡之外，其他9个乡镇均有不同程度的棉铃虫发生。
当年，七里镇种植棉花22350亩。
同年8月9日，副市长张平去杜家墩村察看了被棉铃虫危害较重的棉田。他断定，如此危害状况的棉田减产30％不成问题。他当即决定让市农技中心立即开展对棉铃虫在敦煌发生规律和防治方法的研究，引进抗菌素、抗虫棉品种，同时组织农技人员赴新疆考察。旋即，市农技中心与七里镇人民政府在该镇习滩村召开了棉铃虫防治会议，与会人员察看了杜家墩二组农民王生祥棉田里的棉铃虫的严重危害，此棉田每百株棉花有虫94只。当时，鉴于还没筛选出有效药物进行防治，只得提出在棉铃虫发生的田块，发动农户下田捉虫。
农技人员提出让农民下田捉虫实出于无奈。棉铃虫在敦煌出现突然，而药剂防治试验和品种选择却都需要时间。
2002年9月，敦煌市农牧局局长贾瑞刚、市农技中心主任姜生林、七里镇主管农业的副镇长朱彦光及技术人员魏天福、王海，赴新疆对棉铃虫防治进行了考察后，又赴河北、山东进行考察。在安阳的国家农科院棉花研究所，那些老专家、老教授提起上世纪90年代那场棉铃虫灾害时，还心有余悸。他们都说除了使用抗虫品种，棉铃虫的防治没有好办法——你消灭成虫，它飞了；你消灭幼虫，它钻在花和棉桃里。
经过考察，结合敦煌实际分析，新疆应用抗虫棉品种解决问题的路子走不通。因为敦煌的无霜期比新疆少40天，把新疆的品种拿来在敦煌种植将不能成熟。他们种植玉米诱集带，用杨树枝诱杀棉铃虫成虫等办法，都需和棉铃虫在敦煌的生活史、消长规律结合起来考虑。而当时，敦煌市植保植检站对棉铃虫的测报工作才刚刚开始，他们对棉铃虫还知之甚少。多年科学技术的实践，使敦煌市农技中心的工作人员养成了严谨不苟、实事求是的作风。他们认为一项防治方法的提出，没有试验数据做依据是对人民事业不负责任的表现。
看来，在防治棉铃虫方法的试验研究上，没有捷径可走。他们要想在防治棉铃虫这个问题上使自己有更多的发言权，使自己的腰杆子硬起来，就必须流汗，让事实说话。因为科学技术只承认事实，不承认权威。
（二）
军情似火，责任如山。2001年调查，全市除郭家堡、黄渠两个乡外，其余9个乡镇都已发现棉铃虫的事实，使敦煌市农牧局局长贾瑞刚、市农技中心主任姜生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食不甘味，席不暇暖。棉铃虫在全市大蔓延、大暴发、猖獗危害，看来就是眼前的事。而作为业务部门至今束手无策，一旦棉铃虫在全市不可收拾，造成巨大损失，敦煌棉区毁在自己手里，该将如何向市委交代，如何面对“江东父老”？……这使他们日夜不宁，坐卧不安。
研究和找出防治棉铃虫的切实可行的方法，成了敦煌市农牧局、敦煌市农技中心2002年工作的重中之重。而这些方法的取得，需要试验，需要时间，绝不可能一蹴而就。
2002年春，敦煌市农技中心即将棉铃虫综合防治研究列为全中心工作重点，确定了工作人员，制定了研究方案，确定了防治试验示范点。该中心主任姜生林，项目负责人祁昌芳、巩玉芳、王海、张凤花全力以赴，披挂上阵，试验、示范、调查项目齐头并进，全面展开。
——不同作物诱集棉铃虫效果调查：他们在试验地里以不同方式种上玉米、豌豆、小麦等诱集作物，定株、定时调查棉铃虫的落卵量。调查结果表明，虽然玉米上诱集到的棉铃虫卵的数量少于豌豆，但玉米的诱集时间长，6、7月份棉铃虫产卵高峰时，正值玉米开花，诱集效果好。诱集作物从此确定。
——趋性诱测观察：通过黑光灯、性诱剂、杨树枝把诱测观察，证明棉铃虫趋光性较强。黑光灯、性诱剂、杨树枝把等都有较好的诱集效果。但考虑到杨树枝资源有限，性引诱剂价格昂贵，推广使用时都有限制因素，农技人员便把趋性诱杀棉铃虫的希望寄予能尽快找到一种物美价廉、诱杀效果好的黑光灯。
——棉铃虫消长动态观测：棉铃虫在敦煌从春到秋，一年发生4代，每代都有成虫、卵、幼虫、蛹4个虫态。危害棉花的是幼虫，它啃食棉花的花器、蕾，钻食棉桃，造成花蕾脱落，使棉桃成为无效桃。棉铃虫危害严重时，往往造成棉花空秆。所以，弄清棉铃虫各代经历的时间，弄清各个虫态发生的时间、发生的高峰，就成为制定防治方法的关键。他们定点对棉铃虫进行观测，在每块地里定点观测棉花50株，又随机观测50株。这种观测从5月中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6月25日前，每5天观测一次，6月25日后每3天观测一次，在发生危害关键时期，每2～3天观测一次。每次观测都要分别记载棉铃虫的幼虫数量、卵的数量、有虫卵的株数、天敌的数量。每次观测时，对每株棉花的全部叶片、全部花蕾都要剥开，记载棉铃虫的幼虫或卵数。每逢观测的那一天，植保植检站从站长到站员全部出动，不停地干一整天，才能完成预定的观测项目。与此同时，他们于10月底和3月上旬并着手调查棉铃虫越冬基数和越冬成活率。他们对棉铃虫孵化情况也进行观测。所有这些观测，都是为了找出棉铃虫生活史中的薄弱环节，给寻找防治方法提供依据。
——药剂防治试验：他们引进新农药23种，每种新农药3个浓度，50多个处理，每个处理3次重复，每个重复调查10株棉花。施药前进行基数调查，药后第1天、第3天、第5天、第10天、第15天调查5次防治效果，其工作量之大使人难以想像。何以如此？无非是想在棉铃虫泛滥之前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有效防治办法来。
事业心，责任心，农技人员的荣誉感，促使敦煌市农技中心的技术人员拼上命与棉铃虫赛跑！
为了赶在棉铃虫猖獗危害之前拿出消灭它的办法，他们连轴转，早出晚归，披星戴月，废寝忘食。每逢规定的测报日，他们雷打不动，风雨无阻，准时前往测报点。他们没有双休日，没有节假日。在测报地点，长时间的工作，累得他们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完成了一天的测报任务后，他们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到家里，连饭都不想吃了，他们只想静静地躺下。他们顾不了家，他们的娃娃常常以方便面充饥。但他们一想到通过自己辛勤工作，提出切实有效的防治棉铃虫办法，把棉铃虫消灭在它的危害之前，使全市农民减少损失时，农技人员的那种自豪感充满心头。想到这些，他们又给藏在自己心中的“钟”拧紧了“发条”，给装在自己腿上的“发动机”加满了“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