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和他东一言西一语的，话题聊得比较乱。我的身体在座位上滑来滑去，几乎把什么事都聊完，想请他帮忙的想法还是没能说出口。最后他好象听得很累了，便起身走到门口和我分了手。看见他搀扶着妻子往街口拐角蹐蹐而行，我心底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隔着很远的距离，我像孩子似的挥着手给他们送行，心里想着：该结束了，我不该用可怕或污秽的事情再去打搅他们。
四十
我独自一人去了一家规模不大的医院。轮到给我看病，我战战兢兢缩在桌子旁边，用微弱的声音说了病情。医生大大咧咧，好像没什么事能叫他真正上心。他要求我自己掰开裤子给他看，我犹豫地朝后扫了一眼满屋的病人。直到这时，他才觉得有些不妥当，挥手厉声厉气把病人统统撵了出去。在查看的几分钟里，他不动手接触我的患处，倒命令我自己用手把患处掰来掰去给他看。末了他用得意洋洋的目光看着我：“好了，是疣子。”我当然好奇自己得的是什么病，于是问：“疣子是什么东西？”他一边唰唰唰在病历本上写着什么，一边嘲讽地大声强调：“一种性病。”
我一下屏住了气息，嘴唇已经在颤抖，“能告诉我这种病是怎么得的吗？”没想到他转过脸来的表情非常恶毒，“这病怎么得的，你自己应该清楚啊？！反正不是嫖娼就是乱搞男女关系得的。”我的脸马上僵得就像一副面具，而脑子拼命想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会不会还有其他什么途径也能被传染上？”
医生的眼睛瞪得那个大啊，他在椅子上挪了挪肥胖的身子，开始慢吞吞地调侃道：“也有可能啊，比方说，你去别人家坐了刚粘上病毒的马桶，你去旅馆用了刚粘上病毒的浴巾，你穿了人家刚粘上病毒的内裤。你觉得这种可能性大吗？”他虎视眈眈地盯着我，眼神似乎在说：别装蒜了，无论谁想掩饰嫖娼的事，我这双鹰眼都会叫他露出马脚。他的眼睛瞪得叫我受不了，好几次我把处方单掉在了地上。最后我按照要求去了冷冻治疗室。
那里简直像夜阑人静的深夜，病人坐在走廊椅子上都不搭腔说话，不少人紧张得直挺着身子，等着护士叫号进治疗室。很少有病人进去后需要锁上门，不是手上长了瘊子，就是脚板长了鸡眼。偶尔会有病人满脸涨红，慌慌张张地关上门，大家便心领神会病人的患处在哪里。轮到我进了治疗室，顿时脸色大变，迟疑半天才把治疗单递给眼前的女医生。大概她看到了我脸上的羞窘之色，主动起身把其他人撵了出去。没想到她说的话热呼呼的暖人心窝，“没关系，你这个不严重，来冻四次就能好。”
我长叹了一口气，小心问：“能根治吗？”
“能――”她大咧咧地笑着补充道：“你听我的，来冻四次，包你好！”她的话语里始终含着温善和关切，不一会，她的目光就不再使裸露的我尴尬了。她用冷冻器蹭着患处的疣子说，“我尽量给你冻深一点，争取三次就把它治好。”她的话几乎触到了我的泪腺，我感动得差点涌出泪来。看着冷冻器在患处冒着丝丝白雾，我的情绪总算稳定了。刚冷冻完，阵阵巨痛便袭上患处，压得我完全站不起来。女医生把器械收拾停当，连忙过来搀扶我。她身体厚实的感觉完全像我的母亲，连颧骨上两条长长的眼线也像。我一时感慨心善爱笑的女人是分不出高低的，她们彼此都像得很。她把我扶到走廊坐椅上的当口，重力把她的衣领兜开了，叫我无意瞥见在她衣服里晃动的乳房。不知为什么，我感到十分的罪过。以前偶尔瞥见母亲衣服里隐秘浮动的肉体，我的负罪感也相当凶。有人说女人到处都是一个样，我始终懒得反驳。遇到母性十足的女人，我动念想一下性觉得都是罪过。
四十一
我喑喑不语地呆在宿舍不出门，明明听见上课铃声响了，也懒得挪动一下身子。不曾有过的黑暗慢慢涨满了我的心窝。蒋双到底是何许人物，是我在心里反复探讨的。她天真无邪的笑看起来格外的美，举止长相怎么看都像良家闺秀，难以叫人相信她不真挚或轻浮。我该怎么办呢？真希望是宾馆的床单出了问题，只有这个事实才能帮我恢复心里的平衡。我烦得要死，医生把我心里想利用的途径全堵死了。在医生说过的那些话里，我始终找不到能叫怀疑彻底破产的根据。
最后我一人在宿舍里失声痛哭起来。我难受得用指甲在窗框上用力抠，直抠得指甲里满是剥落的漆皮。“她为什么要害我？”“莫非是替陶安洲报复我？”“也许我的罪过太大，她不过替天行道，惩罚我。”从哪里也找不到安慰或答案时，一本在书架上搁了很久的《圣经》对我产生了效力。记得我去保罗堂买这本书时曾怀着娱乐的心情，那天陪我去的陶安洲还痛痛快快诅咒了一通宗教。奇怪得很，此刻我的眼睛比看任何一本书都扫得快，巴不得一口气把书看完。这本书随时唤起的是我的负罪感，让我知道了，老天爷另有惩罚我的理由。就算是圣徒也带着原罪，更何况一直调皮捣蛋的我呢？！一旦掌握了《圣经》的原则，我就不会说“我一点错都没有，都是你们的错！”等这类蠢话了。
我连着几个月躲着蒋双，叫她好不气恼。有一次，她干脆把我堵在宿舍里。我注意到她经过了精心的打扮，气鼓鼓的脸颊就像两爿挂着红日的天际。她还是那么糊里糊涂，不中用地瞎蒙乱猜。“我们不可能再做朋友了。”我的话掷在宿舍里激起了她的愤怒，“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那天，我被她骂成了忘恩负义的人，直到她失态地哭了，我还是硬挺着脖子没说出隐在心里的那团黑暗。她的痛苦给我留下强烈印象，叫我差点把那个乱子归咎于宾馆的床单。最后她直愣愣地望着我，陡然说：“我遇到你真是活见鬼。我恨你！”然后转身踉踉跄跄沿走廊冲了出去。她的话令我在心里不停地嘀咕：“是，是活见鬼……”
一想到陶安洲，我不免在心里对自己狠狠咒骂一句：“活该！”才短短几个月，我仿佛成了被关在牢里的人，再也没有知心朋友可以陪着出去溜达。就算是德望昭昭的樊老师或颜玉老师家里，我也不去露面了。樊老师急得一个劲在电话里激将我：“你刚有起色，就准备打退堂鼓了？这可不是我想象中的你啊。”“请老师原谅，我可能以后……不写了。”我的话想必令樊老师深感失望，话筒里出现了一片寂静，接着嘎嗒一声那边挂了电话。我对自己写诗以来的表现深感厌恶，第一次产生了要学好自己专业课的愿望。
我探着上身给颜玉老师打了电话，她的反应出乎我的预料，“噢，你想退出？嗯，这样也好。你这方面确实有些先天不足。再说你都这么大了，别再叫你妈操心了。”我愣愣地听着话筒那边的声音，有点不心甘地问：“老师是不是觉得我再怎么努力也没用？”吱吱呃呃的话筒里终于飘来一声叹气，“是的。文学才能是天生的。不像工程师可以培养出来。”我像一只泄了气的轮胎，举着话筒的手马上软了下去。
四十二
说来也怪，专业课老师大多不修边幅，按一些同学恶毒的说法，“他们穿得都像打渔的。”许多老师看上去还病恹恹的。但他们写在黑板上的字体实在漂亮，与他们蹩脚的着装和脸色极不相称。上起专业课来我也规规矩矩地坐着，思绪却无法挽留在课堂上。有的人一口气听完会低声感叹：“讲得真好，真有意思！”我即便耐着性子听了半天，心里还是直犯愁：“唉，太费劲了！”我只感到黑板前的老师哇啦哇啦不知在说什么，有时我把话听错了，倒生出别样的情趣来。有一次我把“行列式”听成了“海蛎子”，于是心里勾出了那次母亲在酒店请客时吃的海鲜。抬头一看，连黑板上好像也起伏着一片海水，满黑板的公式变成了横行的海蟹啦海螺啦海蛎子啦。
教工程数学的老师很年轻，是个准备大显身手的新人，可是面对上课睡觉的风气，他也变得手足无措。有一天，他啪啪拍了无数次黑板擦还是没见效，索性擦掉了满黑板的公式。他说，“随你们听不听，反正我的薪水不会减。吃亏的是你们自己。”一片阴云浮上了他的脸，他把黑板擦“扑哝嗵”一声准确扔到一个睡着的同学身上，引来一阵哄堂大笑。那时离下课还有一段时间，他镇定地观览了一会台下，然后讲起数学家图灵的奇闻逸事。我发现，这样的话题在我心里是渴盼已久的。他讲的时候，我的椅子没有嘎吱响一下，听专业课我从来没有这样聚精会神过。听罢我非常激动，一种诗意的情感开始在胸中不停涌动。明明知道是做白日梦，心里还是奢望自己能当一名数学家。
我没有仔细统计过，那一周大概发疯地读了十来本数学家的传记。读这种书的唯一危险，就是心里老会有个声音响起：“我要干大事，我要跳出生活的牢笼。”我欣喜若狂，仿佛成功的秘密已经手中在握。我坐在教室前排，当教工程数学的老师踱着方步离我很近，我产生了要和他做朋友的冲动。我给他打电话时尽量压住本地腔，据说他最受不了本地人的市侩和小气，很是得意他的朋友无一例外都是外地人。刚开始，他在电话里总是“嗯嗯啊啊”地敷衍我，当我不费劲说出一长串数学家的名字，他便好奇地提出单独会会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