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熙元年（公元984年）宋知夏州尹宪偷袭李继迁，杀了他的追随者五百人，烧了四百余座帐篷，俘虏了李继迁的母亲、妻子。不久，李继迁在夏州北招聚蕃众，以恢复故土相号召，势力逐渐扩大。雍熙二年攻占夏州，自奉定难军留后。利用宋与辽的矛盾，联辽反宋，向辽圣宗耶律隆绪称臣请婚。淳化元年（公元990年），辽册奉李继迁为夏国王。宋太宗因屡次出兵征讨无效，任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赐姓名赵保忠，派他回镇夏州。又任李继迁为银州观察使，赐姓名赵保吉。但继迁因已先受辽的册封，不肯接受宋的招抚。
宋朝为迫使他就范，禁绝夏地土产的青盐贩运汉界；同时封锁汉界禁断粮食出口。但事与愿建，蕃族因缺乏粮食，相继扰边；关陇百姓因缺盐，骚乱群起。宋朝被迫撤销这项禁令。
由于政策不当，宋在夏州地区更加困难。本来与宋合作的李继捧也发生动摇，暗中与李继迁勾结。于是李继迁连续攻掠环州、绥州、灵州。形势紧迫，宋太宗于淳化五年（公元994年）派李继隆为河西都部署，进驻夏州，将李继捧捕送回朝，又平毁夏州城，改授李继迁为鄜州（今陕西富县）节度使。李继迁拒不受官，继续对宋朝边境发动攻击。至道二年（公元996年），宋太宗派人押运四十万石粮草赴灵州（今宁夏灵武县），途中为李继迁所劫夺。宋太宗亲作部署，分五路想直捣李继迁盘踞的据点平夏，一因五路统帅互不协调，二因李继迁熟悉地形，灵活游击，宋兵无功而回。
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宋太宗死，其子赵恒立，是为宋真宗。李继迁又派使者来同宋讲和，要求宋承认他的割据政权。刚即位的宋真宗答应李继迁的要求，授予他定难节度使，把已经归宋朝版图的夏、银、绥、宥（今陕西靖边境）等州划归李继迁管辖。后又把灵州（今宁夏灵武）也交给李继迁。李继迁战死后，宋真宗又于景德三年（1006年）授李继迁之子李德明定难节度使，封西平王，给予内地节度使的薪俸，每年赠予金、帛、缗钱各四万，茶二万斤。宋朝正式承认西夏的割据政权。
北宋初，太祖、太宗进行了将近二十年的统一战争，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这是件有益于历史，有益于人民的好事。但是，人民也为统一战争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宋太祖为安抚那些被迫交出兵权的功臣，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纵容他们去兼并良田美宅。到宋太宗时，已经是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了。贫富对立异常尖锐。
蜀地自两汉至唐代，一直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但也是封建统治极为残酷、阶级矛盾极为尖锐的地区。在后蜀，一些豪民往往有三五百家旁户。旁户实际上是一种投靠户，世代相承，被豪民役使之如奴隶。旁户除向豪民纳租外，还要承担赋税徭役。
宋灭后蜀，以旁户为主的农民根本没有得到好处，相反，却遭受到残酷的多方掠夺。首先是入蜀的宋兵大肆抢掠和地方官搜刮。其次宋朝既保留了五代十国的搜括名目，又新增各种名目，********。后蜀原有的赋税剥削之外，又以日进、上供为名，勒索倍于常数（规定数额）。蜀民所交两税，以布帛折算。商人乘机抬高市价，农民交税仍按旧定低价折合，凭空增加了负担。农民耕作难以维持生计，多经营纺织、采茶等副业。宋王朝又死死盯住蜀地的丝织品和茶叶，在四川设置博买务，先是垄断布帛的买卖，后又对茶叶实行专卖。博买务官员，比商人的敲榨更加苛刻。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丧失了家园田产。耕作以外的生路，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最终，一场以均贫富为口号的农民大起义在四川境内爆发了。
王小波原是永康军青城县的农民。这一带，地主对农民的压榨很残酷。
青城的珠江是著名的产茶区，茶农与种田的农民一样交税。宋太宗时，实行榷茶法，由博买务强行收购，大批采茶货卖，以充衣食的茶农失业。
宋朝的官员借机大肆贪污勒索，地主商人又从中投机取利。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二月，遭受残酷压迫的旁户、破户的农民、失业的茶农等约一百人，以王小波为首在青城发动起义。王小波对起义农民说：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王小波提出的这个战斗目标，反映了广大贫苦农民的要求，立刻获得广泛的响应，不少贫苦大众参加起义。起义军攻占青城，转战邛州（今四川邛崃）、蜀州（今四川崇庆）各县，进而攻打眉州的彭山。王小波打到彭山后，从被宋王朝表彰为清廉的彭山县令齐元振家搜出来大批金帛，散发给贫民，并当即把齐元振处死。起义军威信更高，吸引更多的群众参加起义。
攻下彭山，起义军已达一万余人。此后，继续转战于邛州、蜀州。所到之处，令乡里富人大姓，具报其家所有财粟，除留其家用外，一切调发给穷苦百姓，群众更为拥护，队伍增至数万人。十二月，起义军在江原县（今四川崇庆县东南）与官军激战，王小波被西川都巡检使张玘射伤，仍奋力杀死张玘，攻克江原。王小波终因伤重牺牲，其妻弟李顺被推为领袖。
李顺率领起义大军出江原，继续战斗，攻克蜀州，又克邛州，杀知州，灭通判，都巡检使郭允能逃到新津。起义军在新津猛攻官军，打死郭允能，占领新津县。然后兵分两路，一路迂回攻克双流、温江、郫县和永康军（今四川灌县）；一路由李顺率主力攻成都，在成都西郭门失利，转而攻克汉州（今四川广汉）、彭州（今四川彭县）。起义军已壮大到数十万人。
起义爆发后，宋太宗将知成都府吴元载革职，派郭载知成都府，并委任知梓州（今四川三台）樊知古为西川转运使、郭延濬为西川都巡检使，共同加强成都府的防御，镇压起义军。这些宋军将领，有的狂妄自大、麻痹轻敌，有的老于世故、退缩不战。淳化五年（公元994年）正月十六日，起义军大败官军，一举攻克成都，郭载等逃走。
起义军在成都建立大蜀政权，李顺为大蜀王，年号应运，任用有才能的人，以吴蕴为中书令，计词、吴文赏为枢密使。并铸造铜钱、铁钱发行。又派兵征战，攻占州县，控制了北到剑州（今四川剑阁），东到夔峡的川陕大部地区。
起义军攻占成都，建立大蜀政权，使宋太宗极为震惊，急令亲信宦官王继恩为西川招安使，统军从剑门入川；又增派雷有终、裴庄、尹元等率兵自湖北入夔门，进行镇压，并一再下诏招抚，命张咏知成都府，伺机入川。王继恩分兵两路，扑向剑州、阆州（今四川苍溪东南）。这时，起义军战线长，兵力分散，又将主力长期围攻城防坚固的梓州，另一部胶着在眉州（今四川眉山）城外。四月，王继恩军破剑州、绵州，阆州、巴州（今四川巴中）；东路官军亦进入夔门，攻战涪江流域。
在优势于起义军的官军面前，起义军英勇抵抗。王继恩率兵猛攻成都，十多万起义军依城拒守，展开缴战。五月六日，成都失陷，李顺被杀害；计词、吴文赏等十二名起义军首领被俘，后在凤朔府被杀。官军入城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起义军的残部被迫继续反抗，在陵州（今四川仁寿）、阆州、蓬州（今四川仪陇东南）、合州（今四川合川）都有激战。其中张余率领一支起义军发展到十多万人，拥有一千多只战船，沿长江东下，连克嘉（今四川乐山）、戎（今四川宜宾东）、泸、渝、涪（今四川涪陵）、忠（今四川忠县）、万、开等八州和云安军（今四川云阳），兵锋直指夔州（今四川奉节白帝城），施州（今湖北恩施）数千农民起而响应。宋太宗又增派峡路都大巡检白继赟率官军入夔门进川镇压起义军。五月下旬，张余起义军在夔州西津口迎击官军，不料受到白继赟军和夔州宋军的两面夹击，损失严重，起义军二万余人牺牲，损失舟船千余艘。《续通鉴长编》记载，农民军的尸骸在江上漂流，长江流水都被起义军的鲜血染红。张余率部西退。十一月，吴蕴在眉州牺牲。十二月，大蜀政权知嘉州王文操叛降。嘉州失陷，张余被捕，至道元年（公元995年）二月在嘉州就义。至道二年五月，李顺余部王鸬鹚在邛蜀山区继续抗宋，称邛南王，攻打邛州、蜀州，不久亦被宋军镇压。
自公元993年初，王小波率民起义，到张余在嘉州兵败，前后两年之间，西起蜀州，东至夔州，燃遍了农民起义的烈火。在宋朝建国后不久就爆发了这样规模宏大的农民革命战争，沉重地打击了赵宋王朝的统治。王小波提出的均贫富口号，标志着中国农民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宋朝被迫取消了成都的博买务，川陕地区的封建生产关系得到一些新的调整。
宋太宗继位后，是很想有一番大的作为的。他迫使吴越王献土降宋，出兵灭北汉，又乘胜向幽州进军，首战失利，又第二次进军幽州，应该说，确实表现了锐意进取的精神。但第二次征辽失败后，宋太宗完全丧失了锐气，对辽的策略是由攻转守。他曾对大臣们说：国家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是边事，可以预先防备。而奸邪却难以觉察，若为内患，深为可怕。帝王合当用心于此。这一席话充分表明，防内患是宋代统治政策的首位。宋太宗所说的奸邪，主要是指统治集团内部阴谋篡位夺权的人。强化皇权，加强对官吏的选用与监察，就是为了防范内部的奸邪。随后，王小波、李顺率起义军攻占成都，建立大蜀政权，使宋太宗极为震惊、恐惧。他曾惊恐地说：岂料贼势猖獗如此！自此，对内防范的重点也就转到防范农民起义、反抗的方面。
这种在边境只消极防御，而以主要力量防范和镇压内部的篡权夺位，尤其是农民起义的政策，就是后人形象概括的守内虚外。在宋采取守势后，辽朝对宋却展开步步紧逼的攻势。从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冬到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宋太宗逝世，辽朝对宋发动过三次大规模攻势。
第一次是雍熙三年冬。辽统治者耶律隆绪和萧太后趁宋军刚从燕云地区溃退，士气低落，率大军南下，在瀛州的君子馆（今河北河间北）歼灭宋军数万，后又长驱直入，攻占了深州（今河北深县）、祁州（今河北安国）、易州（今河北易县），大肆烧杀抢掠后，满载战利品返回。
第二次是在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冬，辽兵攻陷定州的满城、新乐和祁州。次年又攻占易州，后遭宋尹继伦的抗击，辽将耶律休哥受伤先逃，辽兵大败。
第三次是在至道元年（公元995年）正月，契丹大将韩德威率骑一万余人，入侵府州（今陕西府谷），被宋将打败。辽兵于四月向雄州进犯，又败。
十二月，韩德威再次入侵府州。宋守将折御卿抱病指挥抗击，辽兵退守。
至道三年，真宗即位，辽兵又乘机加强对北宋的军事攻击。
咸平二年（公元999年），辽承天皇太后萧氏、辽圣宗耶律隆绪率兵南下，宋将傅潜率军驻兖州，闭门自守，不敢出战。次年三月，辽兵到瀛州（今河北河间）大败宋军，擒宋将康保裔。咸平六年（1003）四月，辽将耶律奴瓜、萧挞凛攻高阳关，宋将王继忠兵败降辽。景德元年（1004年）辽承天皇太后、圣宗再度领兵南下，号二十万，经保、定二州，直趋黄河边的澶州（今河南濮阳附近），严重威胁宋的都城开封。
宋朝廷慌乱无措，以宰相和副相为代表，主战与主和的两种主张，展开了争论。参知政事王钦若，主张放弃东京，迁都金陵（今江苏南京）。参知政事陈尧叟主张迁都益州（今四川成都）。新任宰相寇准力请真宗亲自领兵前往澶州抗辽。宋真宗被迫北上。这时寇准倚重的将领是在多次抗辽战斗中屡立战功的杨嗣和杨延朗（杨业之子，后改名杨延昭）等人。辽兵十月间自定州到达瀛州城下，四面猛攻。知州李延渥率州兵坚守，死伤数万人。辽兵攻瀛州不克，转道进攻天雄军，败天雄宋兵，陷德清军，再次包围澶州。十一月，辽统军萧挞凛率先锋军攻城，宋威虎军张瓌发弩射敌，萧挞凛中矢死，辽兵败退。宋真宗在寇准一再催促下，登上澶州北城门楼以示督战，宋军士气大振。宋、辽两军处于相峙局面。
辽军这次南侵，原是以掠夺财物和政治讹诈为目的，但侵入宋朝后，因屡次挫败，就示意与宋议和。这恰好符合宋真宗的意愿。他只盼辽军能尽快地北撤，不惜代价，于是派使臣向辽求和。十二月，宋、辽商定和议，交换誓书，约定：①宋朝每年交给辽朝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②沿边州军各守边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不得收容对方逃亡盗贼；③双方不得创筑城堡、改移河道。此外，还约定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这就是澶渊之盟。澶渊之盟后，曾主张逃跑的王钦若转而在宋真宗面前攻击寇准，说寇准把真宗当作孤注一掷，订立城下之盟是大耻辱。真宗罢免寇准的相位，出知陕州。任儒臣王旦为相。此后，宋朝即大事裁减边防。罢河北诸路行营，合镇、定两路为一。省减军官二百九十余员，河北戎兵减一半，沿边减三分之一，从此不再作抗辽的准备。
澶渊之盟对辽朝来说得到了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好处。对宋朝来说，是屈辱妥协的和约，也是宋朝守内虚外政策的必然产物。
但是，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史看，澶渊之盟的订立，结束了宋、辽间连续数十年的战争，使得宋、辽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局面。在澶渊之盟订立后两年，即景德三年（1006年），宋册封西夏李继迁之子李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每年赐银一万两、绢一万匹、钱三万贯、茶二万斤，并重开榷场进行经济交流和商贸活动。宋、辽、西夏进入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
史书上记载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太宗亲征太原时，一夜偶发的事情惊扰军营，军士到处寻找太宗却不知其踪影，传说中有人提出立德昭为帝。
赵光义得知，更为不满。按宋规得胜很快就要犒赏，可赵光义却因嫉恨德昭威名迟迟不颁嘉奖。当德昭询问赵光义几时论功行赏时，赵光义以羞辱、忌恨的口吻说：“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你当皇帝时，再赏还不迟）德昭闻言愤恨不已，退而自刎。德昭死后，赵光义又跑到德昭府里面假惺惺哭道：“傻侄儿，我不过一句气话，你怎会走这条路！”
许多史学家认为，这是宋朝以司马光为首的御用史家在为赵光义逼死德昭的罪行做掩饰美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