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二十二年不正确的处理，《改选》作为“重放的鲜花”取得了她正确的位置。这之后，原曾打算继《改选》后“成组发出”的另外几篇，才得初次问世。《改选》等1957年所写七个短篇，跟1980年以获奖作《月食》领衔的八个短篇一起，于1982年结集出版，名为《第一杯苦酒》。其中，《第一杯苦酒》亦即《初恋》。《初恋》改名，一语双关，既更切合该篇题旨，又透露出这本选集的特殊滋味。正如该集之序所言：“李国文同志的集子，固展示了他从事创作以来的劳绩，他的才华，他对生活的理解，却也留下了文祸黑黑的印痕。”“从《改选》到《月食》，年代标志是1957到1980年，前者是致祸之作，后者是获奖之作，悲喜融汇，不免令人有点沧桑之慨。中间这二十二年眼睁睁都被埋葬掉了！”为这本别有意义的选集作序的，自然是当年“互为致祸之出”的难友李清泉，他引述1979年有人为《改选》鸣不平时发表的见解：“现在回想，这短篇实在是一个天才的预告。‘样板’这个词可以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成为一根棍棒，起杀人的凶恶作用。历史辉煌地、毫不走样地证实了这个预告。”而后剀切地指出：“若论它的社会意义，我认为却不在于‘天才的预告’。像《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等被列为‘毒草’的作品一样，其基本之点，在于揭示了我们在当时还萌发未久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状况。”“《改选》作为作者二十多岁时的出手之作，至今读来也是无愧的。只是许多年来，官僚主义积习日深，现在的事情更其复杂了，不是彼时的《改选》所概括得了的。”
李清泉同志十六年前所说的话，今天看来倒确实是一个“天才的预告”。“现在的事情更其复杂了”，有些早已不是“官僚主义”概括得了的。甚而首善之区个别党的领导，不是堕落成为罪犯了吗？权欲之痛迅猛扩散，几近形成无官不僚。乃至有些厕所所长，也要利用手中屁大之权，以一己之方便为尺度，予夺群众屎尿之事的方便与否。相比之下，《改选》的结局，就很理想了：“按照工会法的规定，改选是在超过人数三分之二的会员中进行的。这次选举是有效的。”那位工会主席最终毕竟因应世情，公开承认：“这个会开得成功，这是一次发扬民主的样板……”
“样板”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根棍棒”，根源在于文化领域缺乏民主。文化专制达到独裁，终至酿成“文革”浩劫，“样板”作为“四人帮”手中的一根权杖，遂“起杀人的凶恶作用”。幸喜历史进入新的时期，民主逐渐缓过气来。而若真个发扬民主，还要看能不能按章程选举出老郝那样的大好人来。从这一方位谛听，四十年前“改选”之心，至今仍在怦然跳动。
《月食》之后
黑影开始浸入了那晶莹玉洁的月亮，顿时间，群山暗淡了。
好了，到了七点一刻，虽然有点云彩遮住，月亮开始摆脱那些黑影。
八点半钟，一轮更加明净，更加皎洁，更加娇俏动人的月亮，悬在半天。似水的月光，泻满了整个大地，整个山林……
这是李国文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月食》结尾。
太行山的那次月食，历时不过两个钟点，李国文所经受的“日全食”，长达二十二年。这二十二年是怎么熬过来的？他至今未曾向人倾诉，我只能从旁暗自推测。
1986年李国文出任《小说选刊》主编，邀请各地期刊编辑旅游。同行者都兴致勃勃登峨眉山，他却稳坐山下宾馆不为所动。我是个旅游爱好者，对他这种淡然态度大惑不解。为了促这位仁者与我同去乐山，我曾故意用话激他，身为文人岂能面对名山大川不屑一顾！请问你那《月食》里的太行山是怎么写出来的？他淡然婉谢说：“劳改期间早已钻够了山，山消耗了我生命的一大半。”这使我联想到他的小传，多年劳改只化作了一句交代：“长期在铁路战线工地劳动。”那小传又使我曾联想自己在干校时的劳动体验——头顶烈日脚陷水田，弓身插秧，腰痛难耐。军宣队长田埂监视，厉声训斥：不许直腰！正宗“五七战士”处境尚且如此，1957年右派的劳改之苦可想而知。后来听到名人趣闻，说李国文来到了黄山脚下却不上去！我便默然，不觉有趣，反而心里生些酸楚。
但李国文在那不幸的二十二年里，所受痛苦不仅在于皮肉。一次给初学作者讲课，他曾透露：“《改选》八千多字，二十二年七千多天，每一个字几乎付出了一天的痛苦代价。现在提起来似乎轻快，当时却是异常痛苦的。一些人整起人来很恶，尤其整五类分子制度全面，工地食堂竖个牌子，标明‘右派分子李国文吃饭处’，众目睽睽之下在那儿吃饭，那滋味比挨打还难受。”可见他是属于那一类硬骨头文人，心灵高贵重于生命，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写此稿前我刚参观山东临淄一处景点：孔子闻韶处。传说当年孔子就在此处闻韶从而三月不知肉味，于是古人因之立碑。不禁联想倘使“李国文吃饭处”那块牌子还在，或能为这一类历史之泪留个印痕，是不是也可以算一处借古鉴今的人文景观呢？
直到这回《如此这般》，他略加简要剖白：“这二十多年，一言以蔽之，便是幸而不死。”“山之高，水之深，暑之热，冬之冷，加上比这一切总和还要苦痛的人间滋味，全领受个遍。”“想到这些一生中最好的岁月，最精华的、最能干出些事情的年代，就这样被强制着虚度过去，是不大容易笑得起来。这也是我不大愿意回过头去看的缘故，也是在我的作品里，不大愿意把结痂的创口再撕裂一次的原因。”我明白了：“一个死过不止一次的人，他会津津乐道，像逮住一个有把的烧饼，说个没完没了吗？”同时也明白了，为什么有些人津津乐道，“当年本人曾被内定‘中右’”云云，没完没了诉说自己的“不幸”命运。原来国人世情大抵“咸与维新”：何物时髦走俏，便都争相效仿，从而使那正宗的淹没其间，于是彼此不相上下，无所谓好，无所谓孬，也就统统一概拉倒。“如此这般”，夫复何言！
我却要说，我更明白《月食》是如何写出来的了。1979年李国文获平反，《人民文学》又找到他，约请他写一篇右派题材小说，让人从中可以看到他的影子。他说这很难写，因为别人多已写过，他不愿意跟任何人有所雷同。然而冤案起自《人民文学》，如今平反也须于此昭示。他还是应下来，但不写右派受难，就从平反开篇：右派“伊汝”平反了，回到故乡太行山，他要“寻找那些失去的东西”，“失去的东西”是什么呢……显然，从“伊汝”这人物，也能得窥作者身影。可是，李国文着意奉献给读者的，不是他自身的命运，而是“妞妞”“郭大娘”“心心”这些老百姓的心。她们是“右派”的“妻子、女儿、母亲”，她们是养育了我们、珍惜着我们、对我们忠贞因而我们该永远跟她们在一起、一心为她们做贡献、一刻也不可疏离她们的伟大的、崇高的、至亲的人民。
这题旨来自真实的生活。李国文获改正，回工地迁户口，“那天正巧赶上月食，一路想起二十多年的艰难历程，感慨系之。如今这些都过去了，似月食一样黑了又亮了。对我这个人是如此，进一步想，对国家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于是恍然大悟，个人的恩怨在整个社会中不过是沧海一粟。我在铁路工地劳改多年是流动性的，到过许多地方见过许多老乡，饿死在三年灾荒岁月里，全体中国人所承受的苦远比右派多得多。所以，我把《月食》的基点移到民族的灾难、人民的灾难上，努力和以前别人写的不同。”（李国文《讲讲小说创作》）
这题旨来自赤诚之心灵。还是与李国文共患难的李清泉最了解他的心：“《月食》本身证明，把‘右派’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相联系，立志高远，见识拔群；此外，还有不可小视之处，作者自己就是错划的右派，历经人间艰辛，甘苦备尝，屈辱难计，在以‘右派’伊汝为轴的《月食》里，却完全略去二十二年不写，专写他去寻求失掉的人民。作者倘若私念缠身，作品就难以摆脱个人的狭隘界限，就会借作品来宣泄私愤……可见从个人的局限中跳出来，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观察生活，是一个作家的关键课题，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文艺之精义所在。”（李清泉《第一杯苦酒序》）
或以为星移斗转、事过境迁，如今已是商品时代，还在大谈什么四十年前的《改选》、十八年前的《月食》，这有什么实用价值？或以为我翻箱倒柜、东摘西引，是想给作家写传，是要对作品评点？须知黄金有价玉无价，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从《改选》到《月食》，我敢肯定作者那时毫无商品意识，国文之文，为国立文，不是为卖钱的，化人生一瞬为传世永恒，其艺术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而我只是一名编辑，我的职责只在先于读者认识作家并把他们推介于世，无意也无力对之进行全面理论研究。将来总会有人给李国文写评传的，我在这里仅仅提供一些我所知的信息、表述一点我个人的心得，如此而已。
在我心目中，李国文是一位真正纯粹的作家，卓尔不群的作家，学识渊博的作家，德高望重的作家，人如其文的作家。
真正纯粹的作家，无不禀赋超凡素质，具有艺术创造的爆发力、耐久力、开拓力。其灵性、韧性、悟性，或许外在不显、寻常不见，但当风云际遇、水到渠成，便会如泉喷涌、百折不回、活力常新。李国文的爆发力如前所述，又因其闪现于转捩点，已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桩奇案。耐久力可分为承受力与持续力两大方面，李国文的这两方面也都足以载入史册。
四十年前流星一般耀眼升空旋即隐没暗夜之中，此后他艰难里可还曾涉足过险象环生的文学创作吗？1962年“双百”方针重现光明，《人民文学》接受任务：组织刊发一些“摘帽右派”的作品。实施过程中发现，许多打为右派的作家，虽然被迫搁笔，却并未断绝文思。他们戴着镣铐跳舞，身姿依然不失艺术之美。刊物版面又见王蒙等人，但没有李国文。我不敢提出他，因我跟他已断联系，不知他的“帽子”是否摘掉。知道他1962年也曾发表过作品，则是1982年他成为作家协会会员之后了。不过，那一篇当年受著名的评论家颇赞赏的小说《银花嫂》，发表时既未用本名，也未用化名（李国文从未用过笔名），而是用了他人真名。这是何苦来呢？只能证明：中国文人那颗艺术创造之心，犹如关汉卿笔下的铜豌豆，是煮不熟、砸不烂的；使人想到“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棒打出孝子”“诗穷而后工”等等古训和俗语。这件事“文革”中被揭发，多亏了那位评论家站得住，要不然李国文就得交代“是何居心”了。现在来看这件事，作为文学史上“右派”作家苦难历程之例证，也可算是一桩奇案的。
1977年，政治之冬刚刚解冻，文艺之春尚未到来，他已经趴在缝纫机上开始创作六十万字的鸿篇巨制《冬天里的春天》。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进行两届，1982年，长篇小说茅盾文学奖才新设立，他都相继获奖并名列前茅。若将改革题材单列，并按时间先后排行，他于1984年推出的《花园街五号》，当之无愧居于榜首。《月食》之后，直到如今，他的创作不仅从未间断，而且日益蓬勃。每一年度每一季度各种报刊重要版面都可见李国文。他的书，自20世纪90年代起，平均每年出版两部，平均每部三十万字，也就是说，平均每天至少会有一千五百多字精美艺术产品从他笔下源源出世。关键还不在于数量。另有写作能手一天能写一万五的，写完之后看也不看就交出去，此类产品往往需经有经验并负责任的编辑下功夫为他们“做嫁衣”，否则便难“嫁”得出去。有时大加压缩也无伤大体，或许使之更显体面。李国文的文字，则轻易动不得，这一点在他出山时我就已经感觉到了。《改选》校样来不及送他看，发稿后我马上通知他：“《改选》的校样是我看的，个别字句和标点改动了一点点，会不会遭到你的责备呢？”我当年的倍加小心，也可反衬他初创的惜墨如金。近十几年，二十二部，四百万字，他的作品，总体厚重，堪称一流。当有些新秀也以含作文在内所写全部文字结为“文集”刊行于世时，李国文仍未肯出“文集”。他以他的自重，履行着他制定的格言——“自信与自审，是为作家的起码的条件”（1997年4月号《作家》杂志封面题词），从而显示了他在作家群中的卓尔不群。
从本质看，文学最是个性因而也就最是独特的。若以这一标准要求，既然取得作家称号，就该力求卓尔不群。只是有些流行作家，成群搭伙批量问世。又总也摆不脱规范产品的统一模式，有的人一辈子也没能卓然独立，其作品若隐去作者姓名，便难分辨出于谁人手笔。而能卓立者，都具备锐利的开拓力，既开风气之先，又常别开生面，无不各有风格。例如在创新这一点上，如果说王蒙以1980年获奖短篇《春之声》，领导了意识流新潮流，那么李国文早于1977年就以他后来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冬天里的春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被视为现代的“打破时空限制”写法上，遥遥领先了。这两位作家的经历与成就，颇有相似之处。他们同期知名，同时罹难，同案平反，同科中奖，同为长篇、中篇、短篇无所不精的小说大家，同是杂文、散文、论文无所不通的随笔能手，一个曾任《人民文学》主编，一个曾任《小说选刊》主编，一个评点《红楼梦》，一个评点《三国演义》……其相近相通，如双星辉映。然而，仅从评点经典来看，又都各显神通。若把他们掉换过来，请王蒙评点《三国演义》，李国文评点《红楼梦》，则肯定这两部古典名著又该出新评家的新版本了。再以“说红”为例，比对品味李国文的《红楼非梦》与王蒙的《红楼启示录》，便能领会：王蒙就是王蒙，李国文就是李国文。他们的小说艺术创造，更是在语言、结构、取材、立意诸多方面自成一格，各领风骚，都浓浓地、鲜鲜地喷薄飘出彼此不同、与众不同的独家风味。
或许因李国文年轻时就读于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供职于中央戏剧学院研究部，他也确系莎翁专家，写过《莎士比亚传》的，这种自幼的意趣与自然的濡染，使他的戏剧智慧特别灵敏。戏剧化如胎记，成为他的小说创作一大特色。这给他带来了相当的便利与利益：无巧不成书，有戏才得文，读者都想寻幽探秘，看的就是人生如戏。于是，铺展开“一个共产党人四十年遭遇和他家庭之悲欢史的《冬天里的春天》，却以一件扑朔迷离的谋杀疑案贯穿全篇。及时映现现实情态的《花园街五号》，则先把人带进那座弥漫着历史之神秘感的“凶宅”里。他用笔建造的“危楼”系列，埋伏着变化多端的险情悬念。狭窄的“电梯”来到他的笔下，也能发生诡谲莫测的“谋杀案”。他那珍珠项链般璀璨连成串的《没意思的故事》，其实是折子戏，读来如看戏剧小品，让人于津津有味的赏读之中心领神会其内涵的深刻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