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号汇兑
票号最能体现晋商的经济活动。票号是近代银行产生之前的重要金融机构，在我国金融发展史上曾经起重要作用。事实上，票号就是晋商发明的金融货币。
在山西商人从事对外贸易的过程中，票号无疑起了巨大作用。可以说，山西票号是我国最早进入国际金融市场，并把分支机构直接设在国外的金融机构。
晋商还通过在国内各大商埠如广州、上海等地设立分支机构，直接为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中外商人提供金融汇兑服务，大大促进了国内外贸易的发展。
票号是山西商人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又叫“票庄”或“汇兑庄”。因晋商所创办经营，所以也叫“山西票号”。山西票号是当时国内国际贸易发展的产物，是善于抓住商机的山西商人的独特创举。山西票号产生的历史背景，源于当时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早期金融组织账局、钱庄的出现，以及镖局运现的风险。当然，富于开拓精神的晋商，本身也需要更为灵活的资金链。正是这些背景，催生了票号这一撬动整个金融体系的行业的诞生。
山西票号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我国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山西票号诞生的根本原因。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
我国的封建社会经济，至明代中期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国外白银流入的刺激，商品货币经济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
这种发展延续至清代前期，特别是康熙、乾隆时期，国内政治安定，农业生产发展，商品货币经济较前更为活跃。国内市场扩展，不但有众多地方性市场兴起，而且全国的大市场也在逐步形成之中。
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为商品的转轨开辟了广阔的流通幅度，自然地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促使封建金融机构开始突破单纯兑换范围，逐步过渡到信贷阶段；另一方面，埠际贸易开展，使商品流通幅度扩大，出现了不同地区债务清算和现金平衡等新问题，于是需要汇兑专业化。
银币的广泛使用，大致是从明英宗时田赋折收金花银开始。至万历年间，由于实行一条鞭法，规定向政府交纳的田赋、徭役、土贡、杂役等按人丁土地的一定比例全部并入地亩，折银征收。
清初，对赋役规定银米兼收，后来除了部分清银粮外，几乎全部征收银两和钱。后来清政府的征收赋役和发放薪饷一律用银。
此外，由于商品货币交换的日趋频繁，民间为了交换方便，除了用银外，还在一些地方出现了用钱和纸币的现象。当时的用钱是买卖时付给中间人的报酬，可见用钱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调节供需矛盾的性质。
早期金融组织账局、钱庄的出现，为山西票号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清雍正时，我国北方已出现与商业发生借贷关系的金融组织，称“账局”，又称“账庄”。账局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张家口、太原等商埠，经营者多为晋人。
雍正时期，中俄恰克图贸易开始，乾隆时期成为中俄两国通商的咽喉，而内地商民到恰克图贸易，一半以上都是山西人，由张家口贩运这些绸缎布杂货等，易换各色皮张、毡毛等物。
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周期长，每周转一次，有时需一年，需社会信贷的融通与支持，以完成长途贩运，所以晋商最早设立账局在太原、纷州、库伦。比如张家口的祥发永账局，就是山西商人王庭荣经营。由于贸易的扩大和交换的需要，乾隆时已出现经营兑换银钱业的钱庄，如北京在几十年间先后开设钱铺数百家。除了北京以外，由民间钱庄签发的钱票，已在一些地区使用和流通。当时，钱票已在北方山西、直隶、陕西、山东等省流行。
在商品交易过程中，由于商人异地采购业务的不断扩大，现银调动额数越来越大，次数越来越多，因此既安全又快速运现就成为一个突出问题。镖局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应运而生的专门运现机构。
镖局运现一般是按季起运。以归化城镖局为例，凡运往直隶的白银，路线是经平型关、骆驼峪，达平山、唐县；运往山西的白银，由杀虎口，往雁门关，达祁县、太谷。
靠镖局运现，随着社会的动荡已不安全。因此，山西商人随着商业贸易的扩大，靠镖局运现确已远远不能适应业务发展要求，更何况镖局运现时间长、费用高，安全系数低。在这种情况下，以经营汇兑为主的票号自然就应运而生了。票号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为晋商提供了便利，使运输成本降低，也较之前更加安全，各商号间的资金周转更为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