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问题的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一面旗帜，我国的土地公有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石之一。我国的土地制度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同时它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规则系统。说它独特和复杂，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中国全面实行土地公有制，包括土地国家所有制和土地集体所有制。土地公有制在法律上的表达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尚未形成统一的立法例，迄今为止在中国同样也没有达成社会共识。也就是说，土地公有制在法律上还是一个很难清晰表达的范畴，尤其是我国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更是难以从人类社会已有的法制资源中找到与之对应的法律概念。在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地权形式中，私有地权已经成功地被法律清晰勾画出来。很显然，不能被法律表达的制度，就无法给当事人提供稳定的预期和激励。当代中国正在走入法治社会，把政治经济学或政策意义上的土地公有制在法律上表达出来，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工作之一。但这项工作，我们才刚刚开始。
二是当代中国仍然正处于社会大变革中，制度变迁是社会变革的显著特征，而土地制度变革又首当其冲。可以说，从新中国成立到今天为止，中国土地制度的调整、改革和演变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今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和调整还将继续下去。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这样一个正在变迁中的规则系统，必然是一个复杂而难以把握的东西。
在世界一体化潮流中，这样一套独特的土地制度对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产生了深刻的、辩证的影响，形成了当代中国的独特的国家、产权和市场（社会）关系。从微观经济层面观察，由于土地公有制以及与之配套和适应的政府管理体制的存在，中国的地方政府不单在提供区域性公共物品和社会服务，而且本身还以“企业”的身份在行动。当前，中国地方政府还是一个经济活动主体，是农用地非农化开发的第一行动团体，是第一序位的“土地开发商”。因此，只要土地公有制存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就必定有别于典型意义的市场经济，市场在中国经济社会资源配置中的机制和作用也必定具有中国特色。从宏观经济层面看，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必然由于土地公有制而有别于典型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2003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提出并实践了“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这样一种探索正是国家和市场关系的中国特色的表现之一。
既然土地公有制这样一套规则系统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如此深入和广泛，那么，不管土地制度这套规则系统怎么复杂，我们都要尽可能地把握它、认识它，在此基础上去驾驭、改造和完善它。这里绕不开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可不可以搞土地私有化而一劳永逸地解决土地公有制存在的诸多问题呢？对此，当然会有多种答案。
土地公有制是一个利弊共生的制度安排，它的弊端这里不赘述。其实，土地公有制提供的产权关系的“模糊空间”，恰恰应该是土地公有制的特色和生命力之所在。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这一“模糊空间”提供了政府在经济超赶中发挥主导作用并促进后发性优势转化为现实的博弈平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如大规模的征地、工业园区的开发、超常规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近年来房地产业的崛起和辉煌，等等，无疑都与土地公有制提供的“模糊空间”有很大的关联。
应该承认，土地制度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杠杆之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在赶超世界先进并和平崛起过程中，政府势必要发挥动员和集中社会资源的优势，而政府得以发挥这一优势的基石就是土地公有制。未来中国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变迁，就连对地权的物权法保护，都不能轻易丢掉这一基石。在这一逻辑之下，从现在起到21世纪中叶，中国的土地公有制度，从而中国的地权，恐怕要在坚持土地公有制原则的前提下，沿着一个兴利除弊的独特的路径持续而缓慢地发展着、演变着。
基于上述视角，本书拟在中国转型发展的宏观背景下，着眼于土地公有制及相关政策和法律制度安排对当代中国发展的深入、广泛影响，提出和论证地根经济这一研究范式，探索当代中国转型发展进入地根经济特殊阶段的规律和特征，在此基础上，将这一研究范式初步应用与土地宏观调控分析，试图对土地宏观调控的性质、原理、机制、政策体系，以及土地宏观调控在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全局中的地位、发展趋势等，进行总体的、框架性、概念化的梳理、把握和评价。
1.2转型发展中的宏观调控
1.2.1当代中国的转型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新一轮的现代化强行军。与当代发达国家在经济史上曾经走过的发展道路不同的是，中国这一轮强行军走的是一条渐进式的转型发展道路，即：一方面要渐进地实现体制转型，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促进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另一方面，要实现现代化，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变到现代工业社会、城市社会和信息社会，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法制、文化等的全面进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最核心的特征是体制改革与社会转型互为条件地交织在一起，要在推进体制变革的过程中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在发展中推进和深化改革，实现从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向市场主导型经济发展发展模式的转换。
从体制转型的角度看，经过29年市场取向改革，中国已经成功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创建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到目前，虽然国际上主要发达国家大都还未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国地位，但已经有50多个国家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国地位，而且这一数字在不断增长中。不过，也应该看到，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是不平衡的。从市场体系的发育和成长看，在产品市场领域，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等问题已基本上不再由政府直接规定，而是由各类企业根据市场供求变化自主决策。然而，在要素市场领域，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的发育却明显滞后于产品市场。
在要素市场上，政府仍然集规则制定者、执行者、市场参与者和仲裁者于一身，还充当着要素资源的重要配置主体。从中国各地区市场发育和成长的进程看，根据樊纲、王小鲁（2004）等人的研究，2002年市场化总体评分全国平均水平为5.98分，东部地区为7.72分，中部地区为5.38分，西部为4.68分，东部沿海地区市场化进程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中部、西部地区。
相对于产品市场而言，转型期要素市场的培育和建设受到更为深刻的“路径依赖”的制约。资本市场化改革面临的是国有资本的转型及市场化难题，劳动力市场化改革遭遇的则是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的制约，而土地市场化改革碰到的是公有土地（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的市场化交易难题。由此看来，中国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发育的不平衡性具有制度变迁上的必然性。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发展中大国，其发展过程只能是梯度推进的，也因此，中国各地区市场发育和成长的不平衡性就具有发展上的必然性。
从现代化进程看，经过29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3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2005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明显提高。
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接近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水平，2005年世界银行按汇率法对世界各国人均收入进行分类，其中偏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国民人均收入为1746美元，而我国2005年已经达到1740美元（刘伟，2007）。
从发展阶段看，呈现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当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中后期，中国正在成为制造业大国和“世界工厂”，居民的消费结构也正在从以衣、食为主升级为以住、行为主；二是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3％，乡村社会正急剧地向城市社会变迁。对于一个13亿人口大国，这两个结构性变化，必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领域带来深刻变化和复杂矛盾。
1.2.2当代中国转型发展的超常规特殊复杂性
一个有着悠久农耕文明的13亿人口大国，急剧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一过程必然有其独特复杂性。准确勾勒中国转型发展的核心特征及其引致的特殊矛盾，全面把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的超越常规的特殊复杂性，是中国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当代中国转型发展的超常规特殊复杂性首先体现在中国现行经济形态的特殊规定性上。中国的现行经济形态已经不再是西方教科书上所讲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也不是西方典型的市场经济，它是建立在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之上的政府主导与资本自治相结合的混合经济。这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还是空白，它与西方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苏联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明显不同，它是在中国的孔孟文化、政党文化和商品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政治和经济融合为一体的一种新的独立经济形态。这样一种独特的经济形态，它究竟是一种过渡的、暂时的历史形式，假以时日它终将按照西方的理论框架和发展逻辑前进，还是一种相对独立、持久的形式，并最终将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文明演化路径，恐怕在短期内还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和预测。
已经明朗的一个态势是，在中国的整个改革过程中，在政府与社会的力量对比格局中，政府虽然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但是今天它不再全面控制经济活动，不再插手公民的个人经济决策。从政府的角色定位看，中国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逐渐消解政府对经济社会资源的超强控制和动员力，实现从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向市场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什么时候政府把先前享有的对经济社会资源的超强控制和动员力让渡给社会，中国经济驶入市场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轨道上，中国的转型发展任务就完成了一大半。
不过，政府对经济社会资源的超强控制和动员力以及竖立其上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出双刃剑效应，它既有促进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加快中国从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转变的积极一面，也蕴藏着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质量，甚至违背自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可能性。也因此，中国的转型发展只能是渐进的，如果政府骤然放弃对经济社会资源的超强控制和动员力，激进地转向市场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对于我们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农业大国、农民大国，可能会产生灾难性后果。其实，政府对经济社会资源的超强控制和动员力以及竖立其上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也正是中国转型发展的后发性优势之所在。
除了中国现行经济形态的独特规定性之外，中国转型发展的另一个深刻特征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异质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我国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也在令人触目地扩大。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不到0.2，经过近30年改革开放到今天这一系数已经超过0.45。
1978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2.5∶1，而到目前这个比例却扩大3.2∶1。若考虑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性补贴，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可能达到6∶1。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公益设施、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则更大。如果我们不果断遏制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的状况，不仅农村9亿人口实现全面小康的宏伟目标可能落空，而且整个国民经济与社会持续快速稳定发展也将受到严峻挑战。
在中国辽阔的幅员中，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差异巨大，发展水平和所处发展阶段也迥然不同。2005年全国各省区人均GDP最高的是上海市，人均GDP达到51474元，而同年全国人均GDP最低的省份为贵州省，人均GDP仅5052元，前者高出后者10倍还多。
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异质性，有学者形象地将中国按东、中、西分为三个世界，也有人将中国现代化描述为欧洲加非洲的一个梯度推进过程。国际上不时泛起的中国威胁论、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粮食危机、能源危机等，抛开其中可能的反华情结，恐怕主要还是缘于对中国转型发展特殊复杂性的不解、疑虑或者责难。事实上，西方的发展理论已经难以解释和预测中国的转型发展了，比如，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贫富分化必然导致社会动荡，如果一个社会的基尼系数超过0.4，社会的动荡就进入临界点，但是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5的今天，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总体上仍然处于一种基本有序、相对稳定状态。
经验事实表明，中国没有按照西方理论家的预言出现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工农暴动、政权垮台和国家分裂，相反却是经济超常发展，社会相对稳定，政权更加巩固。这表明，中国转型发展的超常规特殊复杂性尚未被国内外理论界全面认识和准确揭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