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和观察1999-2006年八年间土地投放情况，可以看到投放新增建设用地的出让、划拨、租赁和入股作价等其他方式这四条途径的消长趋势截然不同。在2001年以前，以划拨方式投放新增建设用地处于主导地位；2001年之后，以出让方式投放新增建设用地逐渐成为主流。2001年以前，租赁方式是投放新增建设用地的重要渠道，但2001年以后这一渠道趋于式微。以入股作价等其他方式投放新增建设用地，始终处于枝叶的位置，而且目前更趋式微。在以上四种方式中，目前出让已经居于支配地位。
1999年划拨所占比重为40.6％，到2006年下降到26.5％。1999年出让所占比重为34％，而到2006年出让所占比重则已经上升到71.5％。
1999-2006年八年中以出让和划拨两种方式向经济体系中投放的新增建设用地年度总量变动情况。2003年下半年以来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宏观调控政策成效显著。
2.新增建设用地的宏观利用效率
本节选择固定资产投资、国内生产总值、就业人员、城镇人口、经济增长率、人口城市化率等指标描述中国转型发展的进程和宏观数量特征。
前面讨论了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总量调控的直接政策效果，本部分试图用新增建设用地的宏观利用效率指标来评判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总量调控的后续、间接的效果。本节所谓新增建设用地的宏观利用效率，特指单位新增建设用地带来的转型发展宏观指标的变动，包括：每公顷新增建设用地承载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每公顷新增建设用地创造的新增GDP、每公顷新增建设用地创造的新增就业人员、每公顷新增建设用地创造的新增城镇人口等。
1998-2006年中国转型发展的几个关键宏观指标。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突然加速，连续四年经济增长率都在10％以上，在1998-2002年五年扩张性宏观调控的基础上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
1999-2006年单位面积新增建设用地承载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变动趋势。1999年每公顷新增建设用地承载的固定资产投资为0.010865亿元，2002年为0.026701亿元，2003年为0.042127亿元，到2006年上升到0.104103亿元。从固定资产投资角度看，2003年以来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总量产出效应明显，土地投资强度大幅度提高，这一期间的土地投资强度增长幅度高于1999-2002年期间。
1999-2006年单位面积新增建设用地创造的新增GDP的变动趋势。1999年每公顷新增建设用地创造的GDP为0.039566亿元，2002年为0.045352亿元，2003年为0.054079亿元，2006年达到了0.128855亿元。在1999-2002年期间，单位面积新增建设用地创造的新增GDP徘徊不前，而在2003-2006年期间，单位面积新增建设用地创造的新增GDP则大幅度增长，彰显土地宏观调控成效卓著。
1999-2006年单位面积新增建设用地创造的新增就业人员的变动情况。分析结果表明，1999-2002年期间每公顷新增建设用地创造的新增就业人员要高于2003-2006年这一期间。1999年每公顷新增建设用地创造的新增就业人员为57人，2000年为28人，2001年为52人，2002年为30人，2003年则下降到24人，2003年30人，2005年为26人，2006年为28人。近年来新增建设用地的就业效应不断下降。
1999-2006年单位新增建设用地创造的新增城镇人口变动趋势。分析结果显示，近年来新增建设用地的人口城市化效应不断下降。1999年每公顷新增建设用地吸纳的新增城镇人口为161人，2000年为89人，2001年为120人，2002年为91人，到2003年则下降到76人，2004年为74人，2005年为79人，2006年为73人。
9.3简要的结论
通过上面的梳理和分析，关于近年来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总量调控的政策过程及其效果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1）目前土地政策已经成为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比肩的总量调控工具，这是中国转型发展进入地根经济特殊阶段的必然选择。与中国转型发展的渐进性亦步亦趋，现阶段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总量调控的着力点是基于数量的土地公共干预，是以行政管制的手段直接决定土地资源配置的数量和空间配置，基于价格的土地宏观调控则处于辅助的地位。今后，随着中国转型发展逐渐扬弃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总量调控的直接性、行政性将逐渐让位于间接性、经济性。
2003年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土地宏观调控政策，隐藏在这些纷繁复杂的政策措施中的一条逻辑主线就是从严从紧控制新增建设用地。在当前中国的政府管理激励和约束体制下，这些措施对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经济安全，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中央政府必须长期坚持并应始终保持控制新增建设用地的高压状态。
（2）从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总量调控的直接政策效果看，2003年以来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实现了从严从紧控制新增建设用地的预期目标。
1999年我国投放到经济体系中的新增建设用地133318公顷，到2003年达到286436.7公顷，之后国家实施收紧土地供应“闸门”，新增建设用地投放量呈逐年下降趋势，到2006年下降到204254.6公顷。同时，在出让、划拨、租赁和其他方式这四条投放新增建设用地途径中，1999年划拨所占比重为40.6％，到2006年下降到26.5％；1999年出让所占比重为34％，而到2006年出让所占比重则已经上升到71.5％。
（3）从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总量调控的间接政策效果看，2003年以来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在提高新增建设用地的宏观利用效率方面也实现了很大突破。从固定资产投资角度看，2003年以来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总量产出效应明显，土地投资强度大幅度提高，2003年每公顷新增建设用地承载的固定资产投资为0.042127亿元，到2006年上升到0.104103亿元。
从单位面积新增建设用地创造的新增GDP看，在2003-2006年期间，单位面积新增建设用地创造的新增GDP大幅度增长，2003年每公顷新增建设用地创造的新增GDP为0.054079亿元，2006年达到了0.128855亿元，彰显土地宏观调控成效卓著。
但是，分析结果表明，1999-2002年期间单位面积新增建设用地创造的新增就业人员要高于2003-2006年这一期间，1999年每公顷新增建设用地吸纳的新增就业人员为57人，2006年为28人。同时，2003-2006年期间新增建设用地的人口城市化效应也呈下降趋势，1999年每公顷新增建设用地吸纳的新增城镇人口为161人，2006年为73人。把就业人员从农业中移转出来，把农村人口吸纳到城镇中来，恰恰是中国转型发展的关键方面，应该引起警惕并在今后的土地宏观调控政策调整中有所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