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诗的自由，值得特别重视，它可以长，也可以短，正因为抒情诗最容易创作，所以，抒情诗也是最泛滥的。中国抒情诗，在自己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另一方面遵从民族语言的天性，一方面遵从民族文化的天性，形成了自身的基本特点。从语言上说，诗歌形成了整齐的三言诗、四言诗、五言诗、六言诗、七言诗、杂言诗等，与此同时，诗歌强调意象与意境，形成了中国诗歌对诗的“绘画性效果”的特别要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成了中国诗歌的最佳形式典范。从思想意义上说，中国诗歌强调“诗言志”和“诗缘情”，诗言志，乃中国诗歌的主导思想与精神，因而，诗歌成了中国人思想自由的最基本的表达形式，它可以通过直白的方式表达，也可以用隐晦的方式来表达。诗歌的仪式化，特别体现在对联之上，“对联”是中国人诗意生活或节日生活的文化装饰品，它呈现在客厅和门廊之上，也装饰在庙宇和庭堂之上。人们因为赏诗而聚会，赏诗与赏花和品酒一起，诗意地交游，诗意地娱乐，诗意地享受生活，诗意地想象生命的美好，诗歌构成了中国诗意生活的精神本质。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在中国文化中极有道理，当然，在现代中国生活中，这种诗意风范早就荡然无存！诗的文化，构成了抒情诗在中国的过分实用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抒情诗的自由精神表达。其实，抒情诗不适合过分的交际，但在中国文化中，抒情诗成了交际的产物，结果，中国抒情诗的志向太多，而自由精神的抒发，特别是思想自由和生命自由的神话想象和探索，就显得非常不足。另外，中国诗歌的多元化道路，因为诗歌的功能性要求受到了限制，当然，民族的精神生活和英雄精神崇拜，在早期诗歌中也得到了自由表达。在我看来，中国的《尚书》和《史记》，可以称之为“民族的早期史诗”，而《西游记》则可以称为“民族的后期史诗”，因为这些作品具有史诗的独特品质，但是，这些作品，从诗歌的形式本性上说，相差太远，尽管精神本性有其一致性。
中国诗歌的创作谱系，已经形成了确定性认识，即“诗经”与“楚辞”是中国诗歌的两大经典源泉，由此而下，魏晋诗歌的玄学之思与山水之思，唐诗的山水田园与边塞之思，宋词的清歌小调，元曲的剧诗趣味，还有中国民歌的古老传统与独特文化精神，一贯而下，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浪漫洪流。与此同时，伟大的诗人也灿若星辰。屈原、曹操、陶潜、张若虚、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辛弃疾、关汉卿、汤显祖、龚自珍、郭沫若、闻一多、艾青、顾城、海子，等等，构成了中国诗歌史上的璀灿明星。中国诗歌的特殊地位，是由诗歌的吟诵性决定的，必须承认，中国是诗歌的国度，但并不是具有无数伟大诗人的国度，这是因为诗人们并没有创造出伟大的生命象征形象和自由的生命精神，许多诗歌还是停留在“诗言志”的基础上。我们的诗人所言的“志”，缺乏广阔而自由的生命内容，特别是缺少自由的哲学深度。从思想意义上说，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是老聃，他的《道德经》，以五千言构造了伟大的生命宇宙和独特的精神哲学，这是中国诗歌的巅峰。但是，后来的诗歌并没有继承“老聃传统”，也没有继承屈原的“诗歌神话传统”，更没有坚守屈原的“美政思想传统”，结果，诗歌多有忧患意识而少有自由意识。诗歌是民族精神的独特表达，诗歌就是要创造伟大而自由的生命形象，应该说，它是民族精神的积极表达，是民族精神的最自由的象征。
西方诗歌的道路与我们不一样，他们的诗歌与宗教文化生活紧密相联。早期的诗歌，具有强烈的神话文化精神；后期的诗歌，则与生命的自由息息相关。西方诗歌较少文化交际功能，特别是抒情诗，只是自由精神者的语言游戏，所以，它永远保持着自身的生命自由本性与神话精神本性。西方抒情诗更为个性化，尽管有的诗歌也与歌唱有关，并且对音乐作曲产生影响，但诗歌本质上是为了音乐的自由，而不是为了生活的交际。西方诗歌史，既可进行生命精神或哲学精神的整体概观，又可以从国别语言来理解，希腊语、拉丁语、德语、法语、英语、俄语、西班牙语史上，皆有无数杰出的诗人，伟大的诗人诗作，构成了西方诗歌的“精神谱系”。西方诗歌的独特而自由的道路，有其民族特性，因此，他们的诗歌并不总是伟大的，每个民族的诗歌皆有自己的曲折道路，但是，在认识一民族的诗歌时，我们需要理解他们的伟大而自由的传统。正是通过诗歌的神秘而自由的传统，诗歌的自由而神秘的想象才能将诗歌的丰富思想内涵进行生动呈现。
中外诗歌，在诗歌的本质理解上有着根本区别，这是我们需要加以留意的。西方诗歌更为哲学化，更为音乐化，更为宗教化，更为浪漫化，他们的诗通过宗教保留。真正的诗歌精神也是通过宗教保留，他们服务于公共的文化仪式，而不是人际间的生命仪式。当然，他们的诗歌创作与我们也有共同之处，例如，作为歌唱的诗歌创作，与中国诗歌一样，具有自由的精神快乐，具有绮丽的生命想象，具有音乐与绘画的质感。
4.1.3诗歌的话语理解与诗歌评论的诗学或美学立法
诗歌批评，就是要反思诗歌、理解诗歌、创造诗歌、发现诗歌。诗歌批评，在所有的文学批评样式中是最艰难的，因而，也给所有的批评者提出了深刻的思想挑战。诗歌批评之难，不是难在对诗歌形式的理解上，而是难在对诗歌的思想把握上。更为重要的是，诗歌批评如何在批评的过程中融入对诗歌历史和时代价值的清醒认知，从而不仅能给人们以思想与美感启示，而且能给人们以创作自由的启示。创作决定了诗歌的精神特征，诗歌批评，就是要正视诗歌的创作特性。诗歌文体的自由力量离不开它的思想和形式，诗的形式带有韵律节奏，具有意象和神话性，具有象征和自然之思。诗歌批评，可以从形式入手，因为诗的形式研究离不开语言，正是通过语言的诗性传达，诗歌文体呈现出自由多样性，如颂歌、挽歌、史诗、剧诗，作用各不相同。诗歌批评解释，自然要对诗与非诗进行判断。意象与意境，是判断诗与非诗的最重要手段。韵律形式与思想意味，也是有效的诗歌审美判断形式。所以，席勒指出：“诗人在任何地方都是自然的卫士，他们的名称就说明了这一点。在他们再也不能完全充当这一角色而且已经在自己身上感受到随心所欲的、不自然的形式的破坏性影响，或者曾经与这种影响进行过斗争的时候，他们将作为自然的证人、作为为自然进行报复的人出现。他们要么自己会成为自然，要么会去寻觅已失去的自然，从中产生出两个迥异的诗作方式，把诗的整个领域包容其中。所有真正的诗人，视其所活跃的时代之不同，或视各种偶然的因素对其一般的教育、对其一时的心态所施加的影响之不同，将会要么属于天真派，要么属于感伤派。”诗歌批评，必须考虑诗歌的文体诸多变化以及各种功能价值。诗歌文体，可以在韵律上求变，也可以在抒情效果和抒情目的上求变，还可以在文体交叉上求变，这是诗歌批评的文体和功能定性。通过诗歌文体的认知，应解决诗歌的功能定性问题，因为颂歌与哀歌，情诗与理诗有着根本不同的功能。诗歌批评，要通过语言进入诗的精神内部，即通过语言意义呈现进入诗歌的思想中去。
这是最难的，即由诗之言进入诗之思。诗歌理解，当然需要回到诗，即追问诗是什么与诗歌何为，因为在现代视野中，人们恰恰遗忘了诗歌曾经是什么。从另一方面来说，人们对诗的理解太多元，使得诗歌的本质遮蔽，反而使诗歌失去了独有的生命力。诗人到底怎么理解诗歌，这是诗歌批评的关键，因为诗歌评论毕竟代替不了诗歌创作。对于中国诗人来说，诗歌首先是激情表达，即无论诗人的思想是平凡还是激进，激情是第一位的，只要是通过直率的激情吟出韵律的诗篇，即可称之为诗。我们所见过的一些诗人，虽然平庸，但是，他们所具有的激情则为普通人所不具备。诗人皆有激情，诗人能用韵律词句表达激情，这就是诗歌才能的表象特征。最初的诗人，就是唱，唱情与唱事，是诗人的两种形式。唱情依赖的是声音之美和情调之美，即能够通过词语的韵律回环，将人带入声音的生命享受之中。唱事则依赖故事性，歌唱本来就需要激情，诗歌在歌唱的意义上是真实的激情表达。
自由的诗人把诗歌理解成“言志”的手段，即诗人内心的渴望直接变成了诗句。诗人的“志”不外乎内心之志与外在之志：前者服务于个体，后者服务于社会。诗人之志，从总体上说受制于社会思想水平，即时尚观念和意识形态理想很容易成为诗人的外在之志。个人内心的志向，往往让位于外在的志向，因为发表决定了这种志向表达的外在化与虚假化。诗人本应致力于内心自由的表达，这才是诗歌的正途，但是，许多诗人恰恰满足于干预社会表达的外在之志，这使得诗歌走向空洞。当诗人之志向表达虚假化时，人们力图回归诗歌语言艺术自身，所以，诗人把诗歌理解成语言和韵律的艺术。诗歌语言确实最关键，由于诗歌源于歌唱，因而，诗歌语言处于韵律性与非韵律性之间。由于中国诗歌直接从歌唱发展而来，因而，中国诗人始终坚守此道，以为诗歌即抒情诗，这从根本上限制了中国诗歌的自由发展。
什么是真正的诗歌？这是现代汉语诗歌赖以发展的根本前提。应该承认，诗歌应该成为激情的艺术，“激情”，是对生命难得的永远的热情。诗歌，应该成为自由与神圣的表达。现代诗歌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与诗歌过于干预社会有关。诗歌太关注现实生活自身，太关注现实生活情绪，结果，诗歌与生命的原初表达形成了内在的背离。诗歌与歌唱的命运，可能是发人深省的，歌唱的生命力在于它永远是人们的内心激情的表达。真正有生命力的诗歌，必定是自由抒情的诗歌，它不是现实情绪的表达，现实情绪的表达，可以让诗歌流行，但不能让诗歌长驻心灵。歌唱的永恒在于：它表达了人们的自由的情绪与内心的神圣渴望。诗歌可能更多地应与自由、情感和幻想有关，不能太多地与世俗生活相关。人们可能会说，脱离生活实际的诗歌是没有生命力的，其实，诗歌是心灵神圣的产物，它不需要与人贴得太近，因为过于亲热反而使诗歌没有了神圣的力量。走向世俗的诗歌意味着死亡，走向心灵神圣的诗歌意味着永恒，这是由诗歌的本质所决定的。
诗歌批评的本体要求，实际上，就是要求批评家能够真正地理解诗歌，即理解诗歌的本性并理解诗歌的独特精神本质。诗歌批评自然不能完全离开诗歌语言自身，离开了诗歌自身，诗歌批评就可能走向歧路，但又不可完全拘泥于诗歌语言自身，否则，就没有诗歌解释的自由方向。诗歌批评自然离不开语言，但诗歌批评用不着过多地考虑诗歌韵律自身，这是诗人的事，而不是批评家的事。诗歌语言的意义或思想，是诗歌批评需要特别关注的。诗歌的叙事职能，决定诗歌批评必须关注叙事的英雄性或神话性。象征理解是诗歌解释与批评的关键，形象理解也是诗歌解释与批评的方向。中国诗歌重视意境理解，西方诗歌重神境理解，前者是自然之境，故诗歌与绘画相通，后者是神秘之境，故诗歌与宗教相通。虽然诗歌批评必须通过诗的语言自身进入诗的内部，但是，诗歌批评不必过于关注韵律与句法形式。诗歌批评的思想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应该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予以认识。诗歌就是思想，不过，应该看到，诗歌在许多时候恰好不能承担思想性要求，或者说，许多诗歌恰好没有思想，它只是事件的叙述，或只是意象的组合，或只是感情的直接宣泄。在许多诗歌中，人们看不到深度，即诗歌缺乏诗性想象应具有的深沉的美学力量或思想力量。尽管诗歌的创作现实无法为人们所满意，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降低对诗歌的思想性要求。诗歌作为情感表达，诗歌作为自然与自由的想象表达，诗歌作为自由思想形式，诗歌作为神秘认知，这一切，皆需要诗歌批评家进行深刻而独特的思想探索，因为诗歌批评不能满足于讲述历史与现实素描，它应该具有某种预见性和思想指导性，即开辟从历史通向未来的思想与艺术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