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者如何面对孤独，如何战胜孤独，这是极大的思想挑战。作为孤独者，战胜孤独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自我，即只有当自我的生命创造力量具有超越性价值时才能发自内心深处地战胜孤独。战胜孤独，就是战胜他者，就是为世界树立自我价值，就是引领后来者，所以，孤独者永远是暂时的过客。孤独者，并不是真正的孤独无靠，相反，孤独者的思想最终可能被许多人所追随，孤独者可能是在他所处时代不被人理解而形成的痛苦。人在孤独中如何评价自己十分关键，它不仅影响到个人的现实行为，而且影响到个体的生存原则、生存意志和创造力。顾城和尼采，在孤独处境中对自我的评价很不相同，体现了弱者原则与强者原则、弱者选择与强者选择的差异。尼采的孤独，是傲视他人的孤独，其实，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皆存在这种孤独，这是对他人无法理解自己的反抗。在孤独者看来，他那无法表达、甚至无法表现出来的巨大精神创造潜能，不可能被世俗社会所理解，普通人可能认可的外在力量，孤独者往往不能直接表现出来。也有可能是，孤独者所表现出来的强大的精神创造力被他人误解了。
无论怎么说，孤独者内心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个体创造才能的自信，这种孤独，需要才能、意志和强力作为支撑。不具备强大的意志力和创造力而过高地评价自己会被人看作是笑话，其实，这种笑话，在生活中大量存在。如果疯狂地膜拜自我，而且，确实创造出了常人无可比拟的奇迹，那么，这种夸张和自信往往能给予人心以真正的促进，所以，一方面，人们特别忌恨尼采的疯狂，另一方面，又非常欣赏尼采的疯狂。忌恨源于弱者对强者的抗争，又源于强者与强者的较量；欣赏则源于弱者对强者的崇拜，又源于强者与强者的共鸣。尼采的思想，往往被独裁者和艺术家崇拜，就说明了这一问题。尼采并未特别表明自己的反犹情绪，相反，他对瓦格纳作品所充斥的那种民族情绪有着本能的反感。尼采是彻底的德国文化的批判者，他的思想被希特勒误导，则是别有用心的利用。尼采的自我评价，优越而又疯狂，给予人们以某种鼓舞感，尽管尼采思想曾引起人们特别的忌恨，但是，在潜意识中，人们却渴望实现尼采式个人意志。尼采说：“我的使命的恢宏与同时代人的渺小形成鲜明对照，因此，人们既不相信我的话，又对我不屑一顾。”尽管如此，这并没有影响尼采的自我评价，尼采坚信：“凡是善于发现我的著作散发出来的气息的人，就会知道这是高空之气，振奋之气。”“在我的著作中，《查拉图斯特拉》占有特殊的地位。它是我给予人类的前所未有的馈赠。”尼采的这种自信，从未受到过个人的内省式怀疑，尽管他无法实现其超人理想，但是，这绝对没有动摇他的个人主观想法。他在执著中坚持着个人的思想主张，维护着个人的思想尊严，一点也不在乎他人的抨击和反对，因此，他在孤独处境中，不愿接受任何回声。他早年关于希腊语言和文化的研究以及全部学术生涯给他带来了太多的荣耀，因而，他从小就有特别的自信心。尼采关于自我的评价，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仅仅提到他的自传中的几个标题，就足以证明这一问题。请看：“我为什么这样智慧？”“我为什么这样聪明？”“我为什么写出了这样的好书？”“一本写给所有人的书，也是无人能读的书。”“怎样用锤子进行哲学阐述？”“为什么我是命运？”如果在常人的书中见到这样的标题，一定会笑掉大牙。尼采的思想，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并未失去其创新价值，可见，尼采思想的深刻性和影响力是无法否认的。因此，他的自我评价，逐渐为人所认同，尼采就是热爱用这种惊世骇俗的语言表达他的思想。
在顾城的自我评价性话语中，找不到这样的话语痕迹，与尼采相比，顾城的自我评价和顾城的思想本身要比尼采温和得多。作为诗人，顾城说：“我觉得诗简直不是我能做好的一件事情，对自己没信心。”他不断地认同古典、哲人、自然，领悟着生的秘密，把个体视作宇宙万象中微不足道的一分子。在《请听我们的声音》中，顾城说：“他具有无穷无尽的形态和活力。伤痕和幻想使他燃烧，使他渴望进击和复仇，使他成为战士。而现实中，一些无法攀援的绝壁，又使他徘徊和沉思，低吟着只有深谷才能回响的歌。”“他爱自己，爱成为自我，成为人的自己，因而也就爱上了所有的人、民族、生命、大自然。”在《学诗笔记》中，顾城写道：“我生命的价值，就在于行走。我要用心中的纯银，铸一把钥匙，去开启那天国的门，向着人类。”顾城对自我的评价，总是潜隐着的内敛的，与尼采的绝对孤独相比，顾城始终生活在朋友之中，他喜欢演讲。尼采很早就从大学退职，失去了与人直接交流的兴趣；顾城更像诗人，而不像思想家，因而，顾城少有那种疯狂的自信。只是相信诗的力量，只是关心诗的事业，对于改变和影响他人，他没有这样的思想意志，也从不把自己的诗看得高于一切，诗只是他的内心表现。在顾城的诗思中，充满了灵慧与自卑混合的语言色调，这在《简历》一诗有具体表达。“我是悲哀的孩子/始终没有长大。”“我相信我的听众/———天空，还有/海上迸溅的水滴/它们将覆盖我的一切/覆盖那无法寻找的坟墓。”在顾城的诗中，充满了这样怨艾和悲哀的色调，根本就没有强大的自信。在顾城那里，诗歌，说到底就是为了建立真实的自我形象，建立人对自然和世界的独特想象和解释的自由语言关系。有人为情而愁苦，有人为身世而愁怨，有人为生命的欢乐而歌唱，有人为民众的悲哀而呐喊，“一切的一切”，都显示出诗人自身的人格形象。顾城以卑怯而又聪慧，受伤而又敏感的姿态观察着世界，并向这世界控诉。顾城传达了弱者内心深处的声音，而尼采则传达了强者内心深处的歌声，从这个意义上说，顾城与尼采的孤独哲学是尖锐对抗的。
在孤独处境中发出的两种迥然不同的自我评价，实质上，有着深刻的家庭与社会原因，尼采自述道：“我既是颓废者，也是其对立物。”“就总体而言，我是健全的，就局部而言，我才是颓废者。”尼采对他孤独性格的形成，以及在孤独中他生发的自豪感的解释，充分考虑到了家庭的因素，所以，遗传论的观念，尼采不自觉地加以表述。他认为他出身高贵，才能超群。“就我的本性来说，我是好战的。进攻，这是我的本能之一。”“凡是强大的天性都具有这种能力。这种天性离不开反抗，因而它寻求反抗。侵略性的激情同样属于强者，正如复仇感和怨恨感必然是弱者的属性一样。”此外，尼采对洁净本能有完全不可思议的敏感。“我靠了这种敏感性生出了心理学的触角，借以探知和掌握一切秘密。”“我离不开孤独，我要说的是康复，返回自我，呼吸自由的、轻松的、令人振奋的空气。”他甚至说，《查拉图斯特拉》就是一首盛赞孤独的酒后狂歌，是一首赞美洁净的歌。尼采之所以如此珍惜孤独之境，不仅因为他有优越的遗传因素，而且因为他奇异的创造力。他的思想风格，确实是充满激情的紧张，他那奔突呼啸的思想裹挟着言词滚滚向前，不像诗人那样精雕细刻地寻找意象和意境。这种自我评价，也与尼采所处的社会有关，个性的放纵、思想的自由，使尼采在孤独中进行思想表达时毫无任何妨碍，没有受到任何来自社会方面的压制，因此，尼采可以尽情地表述他的新思想。个体的激情与敏锐，社会的放纵和自由，是尼采能够高唱孤独者之歌的根本原因。与之相比，顾城则痛苦得多。虽然他出身于诗人之家，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诗的才能，但未能充分享受到尼采式教育，过早“断奶”的孩子不可能有强大的创造力，所以，他完全是依赖个体的灵心自觉发掘个体的潜在创造力。家庭的不幸，社会的强制，根本没有提供顾城自傲自豪的可能性，因此，他只能代表弱者而歌唱。尼采之成为尼采，不仅与时代、个人、社会相关，而且与文化、心理、历史相关，一切皆是时代社会和文明的产物。顾城之成为顾城，也与时代、家庭、文化、社会相关。尼采是幸运的，他能自由歌唱，唱出了强者之歌；顾城是不幸的幸运者，他能传达弱者的内在呼声。
尼采看到这个世界必然是强者生存，所以，他蔑视弱者，崇拜强者原则，他的理想人格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偏断性。顾城则以弱者的眼光去感受世界，唱出了孤独者和弱者之歌，弱者，并不是自然形成的精神现象。弱者有个人心理的疾患，有体能方面的虚弱，有智能方面的低劣，有意志和胆略方面的怯懦，有特殊的处世哲学。弱者是不幸，是社会和文化压迫的必然产物，弱者承受着社会的灾难和文化的悲剧，因而，可以鄙弃怯懦，但不必蔑视弱者，为弱者呼喊和歌唱是必要的。顾城关于弱者的独特经验，具有特别的现代文化价值，因而，在孤独状态中的情感体验和价值选择，在诗人与哲人之间，在尼采与顾城之间构成了互补的经验，它有助于形成完满健全的人格精神。
4.3.2像孩子一样言说：孤独作为诗歌深沉体验的意义
孤独者之所以成为孤独者，一方面与个人气质相关，另一方面则与社会境遇相关。个人与体制相适应，孤独的体验就有不同程度的消解，个人与体制不相适应，则必然导致孤独者的焦虑体验。孤独者是以冷眼看世界的人，正因为孤独者保持着一双警惕的冷眼，所以，孤独者比世人能更清楚地看待个人的处境，其生存观念与价值观念与世人有所不同。
在世人看来，孤独者都是一些疯子或怪人，他们是一批自愿担任悲剧角色的人，因而，世人不免生出某种忌恨或同情。孤独者宁可接受世人的忌恨，却决不接受世人的同情，在孤独者看来，世人实在可鄙而且可怜。出自个体的欲望，为了这种欲望，不惜委曲求全，扭曲人格，背弃信念，牺牲生命，结果，不但没有明白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而且陷于个体的盲目之中并接受宿命论的支配。孤独者以一双醒着的冷眼和独异的热心肠观察着世人，思索着人生的意义，作为这样的孤独者，顾城与尼采的价值判断原则充分体现了生命的理想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