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一开始就显示出宏大的历史结构，他试图恢复小说历史的本来面目，于是，既作个别作家和个别文本的评论，又作全面的小说历史通观，沉潜到小说历史文本之中，全方位、全面地审视。杨义的小说评论获得了历史真实感，他能在巨大的历史结构中把握错综复杂的现象。杨义在几年的时间内涉及几百位小说作家，阅读了几千部作品，于是，他的小说评论便显得从容自如并且豁然开朗了。有的人总以为“小说评论只针对当代小说而言”，其实并非如此，从广义来说，对古今中外的小说评价，皆可以视为批评活动，或者说，这正是“批评”的含义本身。杨义这种“搜尽奇峰打草稿”的精神，为他的小说评论奠立了扎实的地基，正是有这种宏阔的历史背景，他的小说评论才显得深刻扎实，富有文化历史内涵。杨义直接阅读小说本文，显出严肃的批评态度，他的小说批评解释很重视历史文化阐释，但与古代小说批评有不同。他的小说批评执著于历史文本，但并不繁琐，把文本放在首要位置，这正是杨义与王蒙的共通之处。杨义比王蒙更执著于文本，而王蒙比杨义更善于独创性理解。杨义把阐释看得很重，追求客观地阐释，接近历史真实；王蒙强调阐释的独创性体验，不可避免地融入一些主观性阐释，建立在亲历性阅读获得的审美感受基础上。
亲历性阅读是不可替代的工作，也是小说批评成功的关键，因此，杨义的小说评论显示出良好的本文记忆力。小说本文中的人物、情景、情节、意蕴、艺术特性，皆在他的记忆中产生了积极效果，为他的阐发、归纳、整理提供了真实可靠的依据，不仅显示了批评家的审美敏锐，而且显示了历史学者的良好修养。记忆小说情景，唤起细腻感受，感性和理性的交融和统一，为杨义的小说评论提供了新意，尤其是细致敏锐的感受，这正是独创性和准确性的意义所在。如果仅仅满足于此，杨义是无法达到真正深度的批评的。王蒙从感性出发所达到的深度，与自身的思想指引不无关系。王蒙把思想创作和鉴赏统一在一起，杨义选择了一般批评家的道路：即以人文科学为根基，以小说叙事学、小说形态学、小说修辞学和小说美学为指导，去评价那千奇百怪的小说。杨义建构了中国小说叙事学的现代形态，《中国叙事学》的出版，表明他已从小说文本的历史阐释和叙事学阐释上升到了对中国小说叙事学的理论观照高度，他对中国叙事智慧的特殊关注及其理论建构，可以对未来的汉语小说叙事产生积极性影响。故事形象的真正重建，仅靠形象叙述或故事还原本身是做不到的，它需要有广阔的人文科学思想视野，所以，在杨义最初的小说批评实践中，文化学和审美心理学的方法论据指引极为关键。
正是从文化学和审美心理学出发，他看到了巴金、老舍、茅盾和鲁迅小说所显示的不同特性，从文化学背景去寻找小说批评的生长点，是杨义的批评特色之一。文化学所涵摄的面，相当广阔，宗教的、心理的、社会的、道德的、法律的、经济的因素，皆可能对文学发挥作用。由于以文化学作为背景，杨义重新发现并重新评价了一大批现代作家，对萧乾的小说评论就很有特色，他以乡土情结和生命情感体验相统一的观点去破译萧乾小说的审美心灵。杨义对文化学和美学的研究和接受是潜在的，这一过程并不呈示出来，从这种文本信息中，可以看到，杨义对小说叙事学、小说修辞学和小说美学很有研究，而从这些小说理论学科出发去批评小说，就会获得新的认识。批评的内涵和心迹，批评的语言以及批评的效果，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小说批评，不会同于张竹坡、脂砚斋的小说批评，那种从人物和小说的几个要素出发，以人物形象为核心的评论方法，甚至那种社会学批评，毕竟已成为定式。杨义从新的视角去批评小说，就会具有陌生感，从而引起人们新的兴趣，这有力地证实了小说的生命力和批评的叙事学智慧。在《阅微草堂笔记的叙事智慧》一文，他以本文阅读的心理体验为根本，贯通小说叙事性理论，评价纪昀小说的独创性，给现代读者以许多新的启发，这从另一方面证实，现代小说理论对古代小说的分析是有效的，叙事学理论和美学、心理学以及生命哲学的融合，显示了杨义开阔和深入的思想视野。杨义的批评，逐渐显得完美而成熟，他善于分析大问题，做出宏观总体的评价，微观的深入洞察，所以，他的小说评论，既是微观评论，又是宏观评论。
故事形象的丰富性展开或思想性认识，文化心理的分析与哲学思想的把握显得极其重要，只有真正还原为思想的人，而不只是感性的人，小说批评才能由单纯的故事形象走向丰富性历史文化形象。杨义的小说评论，之所以能够纵横捭阖，与他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创造力有关，他不只局限于中国现代小说评论，而且对中国小说史进行宏观和微观相统一的考察。他系统地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史，这是现代小说评论家们所忽视的或不愿涉足的，正是如此，在古今之间纵横，显示出小说评论家的宏大气魄。大气魄必定会形成大境界，有影响力的评论正是这种气氛才能酝酿，只有穿透历史和现代文化的批评，才会具有普遍性意义并能指导未来。杨义关于古代小说的研究，是对鲁迅的小说叙事智慧和古典小说叙事学研究的推进，他减去了“繁琐”的小说之外的考证，而直指小说本身。这种直指，又是以文化学和心理学为前导，所以，他以现代叙事策略去分析古代小说，等于重新阐释古代小说，给古代小说以新的生命力。
以现代眼光去看古代小说，杨义和王蒙皆能看出新意，展示出了古代文化的深度意蕴和生命活力。杨义由文本出发，从历史学和文化学角度去阐释，恢复了小说叙事文本的生命意义和现代价值，有利于小说叙事的文学价值和美学价值的确证。王蒙的小说阐释，其目的是为了指导创作，杨义则是为了证实小说叙事智慧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这与王蒙的现代化倾向和杨义的历史化倾向有关，正是在现代化和历史化这两个方向上，显示出二者的差异和个性。显然，由杨义的路子走下去，他面前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当他把中国小说史系统清理完毕之后，直接面临着中国文化史的研究问题，唯有如此，才能更加深入地证实中国小说在世界文学中的价值。面对纷杂的小说文本，个人已经显得无能为力，要恢复小说的历史，也要从小说中得到生命的答案。杨义似乎显得有些迷惑，在处理历史问题时显得相当轻松和自信，但是，一旦处理小说家的生命处境与创作之关系时，就会不知所措。杨义的小说批评指向历史，却并不指向未来；王蒙的小说批评指向创作，却并未指向社会批判。他们的批评因固有的缺陷，还不能具有真正普遍性的理论价值，或许，鲁迅所进行的小说评论和他所进行的杂文创作，才是解决这一矛盾的真正方式。批评的道路，永远需要先锋者的探索。
6.1.5文化心理学与美学批评及小说文体个性的自由张扬
应该说，80年代的小说批评，有关小说叙事智慧和小说叙事精神的现代探索，已构成了中国现代小说叙事学的观测点。王蒙和杨义，是当代小说批评网络中的两个重要人物，他们与一大批学院派批评家共同致力于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学革命。正是这个现代批评家群落的共同努力，中国现代小说批评具有了真正的生命力量，80年代的中国小说批评，确实取得了较高成就，而这种成就的总体特征，仍可以用王蒙和杨义的批评主题来概括，即“文化和生命”。一方面，批评从总体上构成了当代文化的景观，也对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评判，同时，批评也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事实上，有关小说叙事本身和文化价值的种种讨论，就已经把文学阐释引向了深入，他们不仅讨论了小说的生命力，而且讨论了人的生命问题，因此，文学批评虽然是局部的文化思想活动，但对社会构成了刺激力，推动着社会的进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不能忽视一些有代表性的批评家的探索。
小说批评的文化还原与叙述学观念更新，在现实主义创作一统天下时，给予了人们许多新鲜感乃至新奇感。思想突然产生了巨大的胜利，于是，通过小说故事形象发挥个体的时代生活想象与反思，就成了特别流行且通俗易懂的方式。众多的小说批评家在此时活跃起来，事实上，确实富有一定的思想新鲜感，尽管在今天看来是那么简陋。在80年代的小说批评中，南帆以批评王蒙的小说起家，他的小说批评之个性在于：有着较清醒的理论训练，思考清醒而细腻，拒绝晦涩，所以，他的小说批评清丽可读。他不是哲学研究者，但是，对人文科学显然具有较好的理解，总是把人和自然联系起来，把艺术和文化联系起来，把美学和心理学阐释方法运用到小说批评中去。与之相比，黄子平很重视诗的激情，所以，黄子平的小说评论影响较大，他的理论思考力不如南帆那么清晰完整，但善于捕捉形象去概括和抽象小说家的创作特质，具有画魂的本领。在评价林斤澜的小说时，他用了“沉思的老树的精灵”这一形象来还原小说的思想与文化。黄子平的批评不分离文本，也不拘泥于文本，明显地具有批评综合力，他善于进行艺术的综合和思想的综合，以机智和幽默形象见长。
他在评价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时，已经预见到了“伪现代派与现代派”之间的分裂和冲突。南帆的批评执著于主体性审美观念，不动摇自己确立的审美信念，以宽容和潇洒去对待文学的一切变化。黄子平的批评有些鬼气，或者说，反仙风道骨，由于执著于鬼气，所以，他喜欢神秘和晦涩、凝重的美学风格。特别值得重提的是：赵园和王晓明的小说评论，雍容大方，细腻深入，前者在80年代的小说评论群落中很有个性，很有魅力，她一方面保持知识女性的细腻、温和、纯情，一方面又追求男性的凝重思索，尤其是对西方人文主义美学家极为热情。正因为如此，赵园的批评本文，既充满诗的韵味，又充满抒情的智趣，她的批评语言，富有女性特有的审美感知力以及光洁照人的奇采，又充满对生活和生命的文化智慧。就批评文本自身看来，她的小说批评比王蒙和杨义的小说批评更受人欢迎，她的《张承志的自由长旅》、《回归与飘泊》、《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等论文，皆具有奇异的风采。她很少就事论事，也很少就小说论小说，总是从一点扩大开去。在研讨张承志的小说时，她把张承志当作完整的生命体，寻着张承志的探索轨迹和心灵过程前行，正是从生命和灵魂的考察中，她才洞察到张承志经历了“骑手母亲”、“孤独歌王”、“无言大坂”、“自由长旅”和雄性男心的心灵探索，这种概括，富有启迪性，也富有艺术概括力。
她是深入作家的心中去评论，而不是从先验观念出发去评论，她的评论与感受极其细腻，只要看一看她的《地之子》和《北京：城与人》，就会强烈地领悟到。赵园关于乡土文学的审美历史阐释很有价值和意义，她善于阐发一些有意义的文化命题，在德国美学和法国美学以及新儒家的精神网络中，得到了丰厚的馈赠。她喜欢以大命题去贯穿生命的探索，就知识分子专题，她完成了《艰难的探索》，就城市文化主题，她完成了《北京：城与人》，就历史美学主题，她完成了《论小说十家》，农村文化主题，她写出了《地之子》。赵园能够对小说做出细腻的文化心理分析，契合严肃的现代主义的生命主题和社会文化主题，她那细腻的分析，浸透了她的一颗善良的心灵，她为知识分子、农民的苦难所倾注的泪滴。她那美丽的文学表述，夹杂的喜悦和忧伤，浸透了对未来生活的憧憬，确立了幸福的审美意境，在分析沈从文时，她可以说一片痴情，痴情于那片山水，那种山水境致，那种自由和平人格。她对妇女具有天然的同情心，能从自由女性的角度去真正思考，并重新发现知识分子的真正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