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3心灵的归途：人性深处的野蛮与政治生活的野蛮之间
人类必须拥有庄严的道德法庭，这是人类的灵异之处，也是人的悲哀之处。作为人类，它不可能顺从自然法则和野兽律令，必须拥有社会的规范，但人自身确实具有兽的一面。******，人性与兽性，无疑应该张扬前者而贬抑后者，可实际并不如此简单，在顺从感性和放逐理性，在顺从理性而放逐感性的时刻，都会给人类带来灾难。从这个意义上说，希腊智者之辩在今天依然具有深义，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智者（Sophist）看来，不外乎Physis和Nomos之争斗。Physis乃万事的本性，亦即人的本性，人的本性中带有放纵原欲的因素，因而，需要社会法则加以规范。Nomos作为社会法则和律令，势必又构成对Physis的潜在约束，因而，Physis与Nomos之冲突，永远不会终止。褒Physis而贬Nomos的人，必定走向非理性主义道路，例如，尼采、弗洛伊德；褒Nomos而贬Physis的人，势必走向禁欲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之路，总之，人的问题不会得到合理的解决，即便是卢梭、康德，都只有理想战邦的虚构，乌托邦虽必要，但总是受到现实的抗拒。东方智者莫不如此，所谓人性善、人性恶、人性有善有恶之辩没有终结，智者也无法找到永久和平之路。关于人的困惑，因而也就成为现实的困惑，成为永久的历史困惑，面对困惑，于是，需要无数历史的警觉者，作家当然是这种合法的审判者。唯有审判历史，才能面对未来；唯有审判历史，才能对现实保持警醒。不会反省历史的时代，必定要重演历史的悲剧，张炜是这一意义上的警觉者，也是这一意义上的审判者。审判历史，即审问人性、审问人心、审问自我、审问他人，《柏慧》的无度倾诉，完全可以看作是心灵的审判和历史的审判。作为担负着庄严历史使命的作家，作为既不宽容又不媚俗的当代作家，张炜的全部创作，都可以视作这样心灵的审判。
《古船》对历史的审判，具有现实主义意义，它督促人们重估被政治所歪曲的一段历史。革命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可避免的，但革命并非惨无人道，只有人道才能赋予革命以某种积极意义，这虽带有某种知识者的浅见，但历史本身确应具有这种品格。张炜所重审和重估的一段历史，具有悲旷的现实主义意义，他对赵炳和赵多多、见素与抱朴的审判将会具有持久的意义。如果说，《古船》的审判多少带有阶级论的意味，那么，《九月寓言》的审判本身则具有人性论和存在论意味。****、食欲、统治欲、生存欲，是如此煎熬着鲢鲅村，那是怎样悲剧性灾难或情景！每一位真正的读者，都会感到心惊肉跳，当人的一切面纱被撕去时，赤裸裸的存在确实令人惨不忍睹，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张炜把铁笔由农夫转向知识者。
向来，人们把知识者当作清高、博学、富有牺牲精神的象征，在张炜看来，人们只看到了知识者的一面，或者只接触到其中一类人，类的观念，是张炜进行人性划界的准尺。张炜从这种善良、富有牺牲精神的知识者背后，看到了一群卑鄙之徒，因而，他一面感叹大雪中死去的山地教师，零三所导师、口吃老教授的命运，看到了这些人“都不约而同地追寻自己的信仰，坚信它，依偎它，把终生的幸福寄托给它，抵押给它”所具有的牺牲精神，另一方面，又看到柏老、瓷眼和柳萌所代表的势力所具有的贪婪、阴险和卑劣，这种极具冲突性的审判，在当代小说中应该极具意义。重审知识者，重估知识者，高歌真正的知识者，是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这种对知识者的审判，在乡野村夫、各色人流和自我审问的复杂网络中展开，具有了特别深刻的意义。正如鲁迅所言，历史的审判即心灵的审判和人性的审判，因而，审判本身包含着自审与他审的双重含义。自审是良知的醒觉，是午夜的静思，是生命的回顾，是良心的发现，不会自审的人无权审判他人。正如鲁迅所言：我批判他人、批判社会，“我更无情地审判自己”，审判不是装模作样的忏悔，是庄严的心灵自省。张炜在《柏慧》中，由审问自己，到审问柏老、审问父亲、审问瓷眼、审问导师、审问时代、审问历史的复杂转变，揭示了深度的人性世界。在审度自我，审度父亲，审度导师，审度葡萄园的猎人时，张炜发现了清洁的精神，“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有起码的洁净，首先是心灵的洁净，其次才是专业上的造诣。”
正因为如此，张炜在长篇小说的独白式自语中才悟到：“真正的知识像真理一样，它没有什么形式上的中心。它们中心只存在于人的心灵之中，只有心灵才是它的居所。”唯有这种清醒的审判，作家才认识到：“离开了污浊，才有可能走进清洁。”在审视柏老、审视瓷眼、审视柳萌时，张炜看到了知识者身上的卑污，瓷眼不过是学术骗子，双手沾满学人鲜血的家伙。长篇小说作家，在叙事话语中似乎要告诉人们：这个世界的不正常在于，知识者不是通过创造，通过牺牲而获得敬仰，相反是因为吹捧、地位、权力而猎取功名。真正的学术精神，在追名逐利中沦丧，这正是张炜对知识者的严肃审问，有这类人，有这种存在，中国知识者怎能真正挺立。“在这沉寂的夜晚，在我的葡萄园中，我总是不断地回忆，追溯，我仿佛听到了海潮中传出的隐秘的历史之声。”审度自己与审度他人，生命的本身意义因而澄明，知识者的自审与他审，是知识者的生命选择的必由之路。只有那些坚定的知识者，才大无畏地踏上未来之路，他们不怯于探索真理、不彷徨于歧路、不悲哀于卑微的生存处境，怀着英雄主义的必胜信念。大多数知识者，则在现实法则和理想法则之间挣扎。一方面，知识者不肯彻底抛弃现实法则，蔑视现实法则等于蔑视生命快乐本身；另一方面，知识者又潜在地捍卫理想法则，人类倘若没有理想，必然通向死亡之途。现实法则与理想法则之间，是充满剧烈冲突的，正如《柏慧》的倾诉者所表达的那样：“我忍受着屈辱，一边丢下尊严，另一边去找回尊严。”历史总是以稍稍改变了的形式重演，这一发现非常关键，张炜洞悉了知识者的真正本质。
张炜在《柏慧》中所拟想的父亲和母亲，尤其具有这种悲剧性意义。“父亲注视我的目光是世界上最为奇特的，那眼睛往往半睁半闭。”他那屈辱的命运改变了他的生命本性，他的人性、自由和个性尊严，全部被压抑并产生了变异，只能仇恨地缄默地面对世界上的一切。母亲知道父亲的正义行为，但不得不屈服于现实法则而与父亲离婚，而这种潜在的心理都只是为了维护那虚构已久的人格尊严。生命，就因为这种屈服和反抗屈服充满了奇迹，历史审判的意义在呈现，这种历史审判本身是深刻的。张炜不满足感官快乐和情节叙述，他运用语言的智谋创造驳杂的空间，通过反思强化那种深度叙事效果，通过删节和节制来制造小说的叙事隐喻和叙事法则，于是，这种历史审判本身，不仅具有心灵启示意义，而且具有残酷的诗意，“审美与思想”正是如此夹击着张炜。
6.3.4诗性正义：以保护自然作为生命的诗意抒情动力基础
张炜的作品充满残酷的诗意，是因为他在表现残酷人性时从不忘记对大自然的讴歌、领悟与冥思。他对人性残酷情调的写实表现，因为以生动的自然作为依托而且作为归宿而抹上了粉红色的霞光。人不至于走上绝望之途，人可以投向自然和原野的怀抱，张炜是真正意义上的原野的歌唱者。正因为他是原野的歌唱者和大地的守夜人，他才对人性的残忍有着深刻的透视，他那种毫不留情的冷静至极的描写残酷和玩味残酷的姿态，使人洞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魂。《柏慧》再次证实了张炜对残酷的卓越把握能力，“瓷眼”的威名和风度，来源于内在的残忍。父亲的厄运和非人处境，归因于人心的残忍，导师的沉默和刚强，作为对抗残忍的力量似乎太软弱，葡萄园的倩女逃不脱魔爪，因而，张炜以为人如此对抗与残酷，必定走向死亡的深渊。“人如何得救”，至此，这一问题，再次在张炜的作品中延伸开来，寻求答案。宗教，显然还未进入张炜的精神视野，在他的眼里，有的只是一片原野。这是燃烧的原野，辽阔的原野，充满奇迹的原野，“只有在这片原野上，”“柏慧，这真是个感受和理解秋天、展望原野的大好时刻。”张炜作为原野的歌唱者，抹平了心灵的创伤，隐隐地透出张炜对救渡人生的可能性想象，这里，包含着隐喻。这个“原野的歌唱者”，不只是在作激情式抒发，而且是充满忧伤和悲悯地沉醉到内心去寻找救渡人生的道路。于是，有两条道路在我面前展开：一条是自然隐喻之路，一条是历史隐喻之路。维柯认为，“隐喻”是一切修辞格中最辉煌、最不可缺少的，艾柯也看到，“隐喻”表达着修辞活动的一切复杂性，在叙事话语中，隐喻表明叙事的复杂性和意义的曲折性。许多人都说过，语言都是具有隐喻性的，今天视为非隐喻性的字词，其实是充满隐喻性的，张炜正是借助隐喻而拓展了《柏慧》的叙事空间。这一历史隐喻空间，在《柏慧》的叙事过程中，张炜特意植入秦王东巡和徐芾东渡的古歌和民谣，这一取材于特定地域历史的故事，也就特别具有隐喻意义。徐芾东渡，在古歌片段中，充满传奇性和敬慕气质。徐芾在寻求长生不老的传说中，找到了逃避残酷和理想极境的方略。漂流过海，寻找仙山群岛，可能死亡，更有可能新生，在人们的想象中，这正是救渡苦难，逃避倾轧的策略。也许由于阅历的关系，关于徐芾东渡，关于《桃花源记》，关于道教方略，关于气化之道，多多少少都给予了消极式理解。有人简单地对此视之为乌托邦，有人简单地称之为幻想，其实，这正是人之所以为诗人之处。人是灵智的生物，人自身的困难必须有人性的解决方式，理想因而诞生，理想因而具有神圣的价值。张炜所提供的这一历史隐喻本身，不仅把接受者的想象空间伸向遥远的历史，而且使接受者对生存的体验有了某种现实的决策方式。老子的小国寡民之理想，虽不时受到讥议，但未必就不是人心的某种归向。
即便是孙悟空的水帘洞，其实也沾染了这种生存的想象；陶渊明的诗文，之所以不能视之为某种单纯的抒情作品，就是因为陶渊明对生命的体悟浸染着深刻的哲学或悲怆。他的诗文，是他对生存哲学的某种诗性表达，而绝不是文人雅士为助兴追乐作的语词游戏。他的诗，他的文，就是他人格精神的象征，就是他的审美理想，这样的语词中所包含的启悟空间，是丰富驳杂而又无限开放的。徐芾东渡的历史神话本身，也蕴涵着这样的生存隐喻；人类追求美的天性和追求自由的禀性，使人们勇于牺牲并坚定不移地去寻找这样地场，这一历史隐喻本身，带上了现代人对未来、对乌托邦的合理而又自由的想象。就张炜而言，这一历史隐喻本身，只不过为了撑持《柏慧》的叙事深度。历史话语和文化隐喻的复杂意义，在这一历史传说中获得了深度表现，张炜置身于后现代后工业社会中，是不可能真正虚构这种历史神话的真实性的，因为后工业社会早就使这种历史神话破产了。神话叙事精神，在人们的想象中可能留存，而在现实社会中则无处可寻，因而，张炜很自觉地从这一历史隐喻转向了自然隐喻本身。自然隐喻与历史隐喻相比，它的可靠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张炜看来，自然可能是救渡人生的某种合理方式。把自我融入到原野中，就会抖掉身上的卑污；把自我融入到原野中，就会体悟到生命的博大、神奇与辉煌。
因而，张炜才那么急切地扑向原野，在原野中领悟到“生命的神性”，这一主题多多少少已成为张炜的确定性指向。张炜在《融入野地》中已作了出色的表达，“辽阔的大地，大地边缘是海洋。无数的生命在腾跃、繁衍生长，升起的太阳一次次把它们照亮。”久在都市中，久在人群中的人，面对原野时，心中确实有某种神奇，它是那么博大，它是那么静谧，它是那么充满想象力，它是那么富于生机。物是人非，人会死亡，而自然却会流衍不息，有限的个体生命，在自然的神奇面前确实应该具有某种警醒，这种警醒和领悟，有可能使人放弃残酷，去绝卑污，选择新生。确实比人生显得高贵，自然确实比人世更为纯洁，自然是人的生存处境，自然的生命本性理应启示给人。
人在离开原野时，会发生异化，这不仅导致人对自然的背叛，更导致人对人的背叛。因而，张炜才感到在人世间，背叛竟然如此频繁而容易，在人群之中，习俗和偏见，使人远离了人的生命本性而受制于非人性的束缚。人走上异化之途，生命因而变得困顿、冷漠、残酷、无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