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最初位于法兰克福的家族生意，第一步是由内森·梅耶于1798年完成的，他是老梅耶·罗斯柴尔德的第三个也是最出色的儿子，于同年带着创立属于自己事业的目标动身去英国。他们家族后来的繁荣也许大部分可以归功于他，因为正是凭借他杰出的金融才干和不竭的精力，他们的公司在所维系的最后五十年里，位居显赫，他作出的贡献远远大于他的兄弟。他宏大的计划和深远的思索，使他们公司荣登世界级宝座，同时，他与他的兄弟所共有的公司轮流给予欧洲各个政府补偿，该项巨大服务也为他的家族赢得了别的公司所不曾享有的声誉和报酬。在前一部分的叙述中我们提到过，在1798年之前，法兰克福家族与英国的所有生意是通过伦敦一家凡·诺顿公司来执行的，它是黑塞选举人的代理人，从英国政府领取海塞津贴和奖金。当内森·罗斯柴尔德在伦敦落户后，这些权力就转移到了他手里。选举人对他的正直和精明表现出极大信任，这使他最终获得了处置所收货币的全权委托。这样，他就有足够的自由来处理选举人的基金和股票，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买卖了。从欧洲众多首都中选择伦敦，并为生意分支机构提供了最好的开端，这有力地证实了此人天生的精明。没过多少年，他取得的巨大成功让全世界都为他的正确判断折服。那时，他的名字已被欧洲最主要的政治家所熟知，同时，他在伦敦所掌控的买卖的覆盖面已远远超过了他的任何一个兄弟。这是自然，毕竟，伦敦依靠它巨人般的商业和无穷的活力，一直处于世界贸易运转的中心地位。内森·罗斯柴尔德对此早有了正确的盘估，他这样善于运筹帷幄的人，当然不会错过伦敦为各种贸易提供的绝好机会。他的计划完美无缺。一个天生的投机者会遭遇各种变数，内森发现他自己处于不断的赌博与投机的漩涡之中，他的冷静和聪明才智无人能及。他的选择究竟是出于他的知觉和本能，还是成熟的思考使然，我们并不想夸张，但他抉择的结果远远超出了他的最好估计；通过他的影响和管理技巧，他的家族成为世界货币市场顶级的统治者，并垄断和操控了所有重要的财政事业。
在19世纪初期，大不列颠英国由于其政府的错误决策：对本国的贸易采取忽视态度，在经营上也缺乏判断力，并疏忽了国外贸易和制造工业，使它由过去的枢纽地位陷入了极度困境，前景也颇为堪忧。原先为自己拥有欧洲最自由的宪法而骄傲的英国，一度隐瞒了最为严苛的专制；早先拥有无边财富的它，也任爱尔兰的贫苦农民死于饥饿；笼罩在劳动阶级头顶的贫困和痛苦是如此巨大和难以描述，以至他们最后以暴乱和反抗相威胁。政治体系的混乱，更加剧了全国大部分地区贫民阶层所遭受的苦难。道德沦丧，贿赂和阴谋大行其道。一时间所有意图各尽所能发挥到极致，并完全将其受害者置之度外。在格雷地主改革条约（Reform Bill of Lord Grey）签定前，腐败带来的后果是如此严峻，以至于政府权威和选民的独立性都由于政治家们肆无忌惮地耍弄阴谋而遭到了极大威胁。绝大多数的选票集中于极少数人手里，他们希望并准备以国家整体的利益为代价来获取个人私利。新的改革条约很大程度上铲除了恶势力，但无法根治。腐败寻找新的领地伺机滋长，而很长时间被打压下去的玩忽职守的罪行也开始重新抬头。显然，民主的元素得以承诺、参与了宪法的构成，但我们也相当质疑有土地的贵族势力是否真遭到了打击。少数的贵族仍控制着绝大多数的选票。从前的有土地贵族支配着选举，因为他们能够对他们的承租人施压，特定的候选人是不用操心的；而现在，大部分权力落到了有钱的贵族手里，这些大资本家，除了享受政治权力的增加带来的好处，还是金融、商业界的主要支配力。此时大地主贵族仍对政治界有着重要影响，但这些早先垄断市区的少数贵族家族已开始与他们的对手——土地资产阶级分享他们的权力了。如D·伊斯雷利（D‘Israeli）所说，谷物法的废除，实际上是有钱贵族取代了有土地的贵族，资本家取代了贵族，金钱取代了血统。
谷物法废除之前的动乱，其潜台词是从政治信条中废除当时被广泛接受的一项条款，正是这项条款导致了劳工阶级遭受损害，国家工业也几乎瘫痪。政治家们直到那时还一致表示，当前安抚民众的真正办法和国家复苏的唯一途径要从农业中寻求，并充分考虑有势力的土地贵族。他们声称，认为国家复苏应该长期地依靠发展和扩展对外贸易和制造工业无疑是堂吉诃德式的想法。C·P·维利尔斯（C·P·Villiers）先生是谷物法改革运动的先锋，他第一个意识到政治家们所提观点的荒谬，并指出该错误政策将不可避免地带来灾难。他在一次演讲中说：“我反对谷物法，在于它们限制和损害了对外贸易，且直接将现行政策导向了反方向，这有悖于国家当前的环境需求。我反对立法机关，在于当前政策订于上次战争的结束，也就是二十三年前，尽管该政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不断证明它的愚蠢，现在它又给国家带来了不小的负担……所以，继续固执地坚持发展农业是国家兴盛的唯一途径、并对对外贸易采取听之任之的做法，是极其荒谬的，我们正在尽一切的力量损害我们的制造业。不管所造成的损失是由于特定政府的错误，还是由于某一时期执政党的愚蠢，我知道现在来指责这些都毫无意义了，弥补过失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但不幸的是我们还要面对它给当前带来的影响。过去的政策认为，国内贸易是最佳贸易，我们应通过国会法案为它带来顾客，而尽可能少地依赖对外贸易，这项政策是当前谷物法的基础，它的精神仍然得到捍卫。”英国立法机关对有土地贵族的支持和保护在国外并不流行。大陆性的土地持有的情况经历了广泛的修改，由于现代立法的革新，贵族阶级失去了土地的直接所有权，以及与之伴随的领主权和特权制。国外的情势趋向于将土地划分为较小的持有份额，这样，大的所有者的消失就不可避免了。在英国是相反的情况，其趋势是将土地合并到少数的大所有者手里。这几乎没有别的可能。要知道，英国土地占有法的主要原则就是拥有者要么自己因地制宜地耕种，要么让别人这样做。这无疑不利于小的所有者，他们在耕种自己的土地的同时还要为大所有者出力，碰上了坏的年份就尤其不可能做到了。结果是，他们被迫把自己的土地出卖给大的所有者。小的土地所有者消失了，他们成为了节俭的土地租用人。将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究竟是对还是错，这个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对于我们，它并不是问题。尽管如此，人们已达成共识，国家的繁荣昌盛还得依靠对外贸易，接下来的趋势无疑是以制造业取代农业，而将土地的耕作交给那些财富不受劳工报酬影响的人。
一心发展国内贸易而忽视对外贸易的政策失误带来了灾难后果，而国债的发行无疑也使国家遭受严重损害。社会的下层人民面临的短缺和贫困，追溯其原因恐怕是由于税收的增加及其带来的普遍性腐败。不论我们对国债（或像有的人叫它国害）的生成多么痛恨，我们得承认威廉三世找不到其他办法来获得他需要的资金了。一些细小的原因造成了严重后果，我们要追究根由的话，体现在国债中的国家借款体系的设立也应追溯到早期的君主而不是威廉国王。当早期的统治者发现他们缺少资金时，他们十分习惯地向可靠的国民寻求帮助，而不是运用最温和的方式来表达，或以适合国王的谦恭的方式来申请获得王室国库的黄金。在寻求野心和复仇计划的过程中，君主们丝毫不计后果，这损害了他们忠诚国民的利益，迫使他们不得不起来反抗。理查德一世（Richard Ⅰ）为了侵略巴勒斯坦，在缺乏设备的情况下暂停下来，转而寻求必要的资金。他向人民榨取钱财，私扣收入，抵押税收，甚至威胁要变卖伦敦都不肯放弃自己的东侵计划。他的继任者仿效了他，并更为变本加厉地搜刮人民。亨利三世（Henry Ⅲ）夺取了民众的商品，以高利息为诱饵骗取了大量商品，而由于时局毫无信用可言，自然资金带利息最后也都没有偿还。爱德华一世（Edward Ⅰ）谎称要进行宗教战争，向僧侣盘剥了大量财物，而一旦得手，他便放弃了计划。爱德华三世（Edward Ⅲ）增加赋税，制造垄断，强行发放贷款，穷尽各种办法向他的不幸子民榨取钱财。随着时间的推移，继任者的勒索越来越肆无忌惮，也都明显地超过了他们的前任。爱德华四世（Edward Ⅳ）享有王国里最英俊的税务官的美誉。偶然一次他吻了一位丰腴的寡妇表示他的渴慕之情，寡妇屈从了他的要求，据说她随即倍花心思以期待国王的再次幸临，但她的希望落空了。亨利七世（Henry Ⅶ）被他的榨取逻辑所引导，他极力搜刮他节俭的子民，使他们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亨利八世（Henry Ⅷ）的生活极度奢靡，他只好不断地从国民的口袋里榨取钱财来填补国库，除此之外他想不到别的手段和方式。他利用僧侣令来聚集财产，使借款总数增加了10%。他以谦恭的方式获得了这些借款，几年后却不认账了，既不愿偿还借款也不承认借债，这次事件使他的名声更为糟糕。伊丽莎白（Elizabath）在她的财政运转操作中显得十分可爱她会向她的子民借取大量贷款，而一旦有了结余资金处于闲置状态，她又以她优雅的姿态承诺高额利息再次把钱借回。斯图亚特王朝（The Stuarts）的鲁莽和奢侈丝毫不输于他的前任，他们将榨取的本领发挥到极致，超出人们的想象。查尔斯一世（Charles Ⅰ）付出代价才发现他对他臣民的财产并不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草率地设法使臣民屈服于他的淫威，并因此付出了代价。尽管如此，这并没有阻止查尔斯二世（Charles Ⅱ）重蹈他的覆辙。梅瑞君主（Merry Monarch）在公然窃取人民财产方面就轻易地超过了他的所有前辈，因为那是他靠近财务部并将所存货币私自归为己有的唯一可行办法。詹姆斯二世（James Ⅱ）本想效仿他的哥哥，但民愤终于在怀疑中爆发，当年查尔斯由于他的优雅和顽皮而没有激起人们太大的关注，而此时他的继任者的所作所为就无法再得以幸免了。斯图亚特王朝一直认为他们对他们喜爱的臣民的财产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谁要是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谁就被认为是不忠诚的叛国贼。想法的不同所带来的后果已经太被人们熟知了，以至这里都不需要再重新描述。威廉三世（William Ⅲ）曾在他就职期间建立起国债，不知是否出于情愿，并通过这样做向民众宣布了王室的负债。不论这样做有什么过错（国王当然总是决无过错的），威廉三世至少值得他所得到的信任，毕竟他发布了从那时到今天还在坚持的原则：国家对债权人的信用不容亵渎。
国债的诞生遭到了后辈的强烈批评和反对，在他们的时代他们显然比前辈精明多了。尽管如此，为了对威廉三世作出公正的评价，我们须记住，他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其他选择：当时处于毫无选择的情况下。假如他能修订一个更好的方案来应对与法国的战争，我们可以肯定，他都将那样做，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下，他只能被迫发行国债。为了摧毁他一生的对手，威廉国王感到对付路易斯一直是他要完成的使命，没有任何理由能促使他放弃。从他的早年开始他便学会痛恨法兰西这个名字，他穷尽毕生精力使法国君主屈居其下并阻挠其任何富有野心的计划。此外，他还对版图虽小却极为强悍的荷兰共和国耿耿于怀，于是单方面向这两个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发起挑战。威廉眼见着他的同胞拆卸了堤坝和运河堤岸，将限定在各国原有的水域里的水释放出来，该侵略行为是对各国主权的亵渎，这个长期从能源中获利的英国人再也无法容忍了。时间没有抹去他对于英国昏昧而屈辱的记忆，在他就任英国王位时，他以更大的热情和决心重申了对敌国的仇恨。路易斯那边，摧垮威廉的决心和威廉对付路易斯的决心同样强烈，他没有放松自己的努力，而是不断地增强自身实力，极力发挥外交技能以图秘密实现他的动人计划。他想到查尔斯二世和詹姆斯二世是如何被他收买、继任的英国部长是如何成为他的爪牙后，更加下定决心要对就任后就利用权力对他实施挑衅的可恶对手实施报复。像先前威廉对他的仇视一样，当他登陆英国而遭到了对方的全力反抗和公然蔑视后，他对敌人的仇恨更为加深了。他的愤怒和苦恼，深深的绝望和委屈，无法隐藏。他将被废黜的詹姆斯隐蔽起来，通过法庭对他的百般嘲弄来激怒敌国法院。这一竞争在威廉某种自负情绪下得以持续，但不管他怎样热切地希望法兰西位居其下，英国的利益是更为重要的，同时，路易斯对欧洲的野心计划也不可小觑。除了凭借他的军事天才和大无畏的勇气外，威廉三世还充分调动起英帝国的财富和力量。在当时的情况下，国债的发放是正当的。弗朗西斯先生（Mr Francis）说：“如果威廉采用了早期君主征取援助的独裁模式，如果他强行借债，并拒绝归还，如果他从民众口袋里榨取和掠夺钱财，英国在威廉的统治下将无异于詹姆斯统治，而且很有可能像不幸的斯图亚特家族一样遭到驱逐。威廉统治的罪恶实际上在于，他的权力并没有足够被人们接受到能采取更为公正的借取方式，还在于高层人员随着他们职位的提升，贿赂、滥用公职、腐败情况也随之增加；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没有采用终止性的年金形式归还债务，而使他们愈发不可收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