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蒋经国出任“阁揆”之日起，便宣告了蒋经国时代的来临。1975年蒋介石病逝后，“副总统”严家淦虽继任“总统”，但台湾党、政、军、特实权却已神奇般地移到蒋经国手中。
丧 父
进入70年代之后，台湾孤岛遭遇到“外交”大溃决的冲击。先是二十六届联大通过驱蒋案，接着是台湾当局的“外交”挚友——美国总统尼克松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这两股冲击波使整个台岛处在动荡与不安之中，蒋氏父子更是心急如焚。同年9月，台湾当局的另一“外交”盟友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不惜与他的老朋友彻底决裂，紧步尼克松后尘，到北京进行友好访问。
在一连串的打击之下，年届86岁高龄的蒋介石病倒了。1972年3月，蒋介石因前列腺肥大做了手术。据台湾舆论称：宋美龄提出要蒋介石到美国去做手术，宋认为美国医生的医术高明。蒋介石也认为美国医生医术的确比台北医生医术高明，但他认为美国始终有人要把他赶下台，这些人必要时可能对他实施暗杀计划，因此他表示不愿去美国求医。蒋经国从来惟乃父的决定为决定，加之他与后母宋美龄的恩怨，也不同意宋的提议，认为宁可花钱延聘名医来台，也不能前往美国。最后，蒋介石还是在台北“荣民l总院”做了手术。因年龄不饶人，身体机能减退，后列为前列腺宿疾。从此，蒋的健康状况一蹶不振。
1972年7月，蒋介石因患感冒转为肺炎住进医院。此后蒋宣布避不见客，实则基本处于退休状态。尽管他仍挂着“总统”招牌，但工作基本由“副总统”严家淦与长子蒋经国处理。遇到大问题与棘手之事，严、蒋二人总是到蒋介石病榻前请示、汇报。
蒋介石卧病期间，外间舆论纷纷。宋美龄和官邸人士绞尽脑汁向外界证明蒋介石健康如昔和蒋已秘密引退是谣言。1975；年7月，台湾报刊登载了一张蒋介石与其孙子蒋孝勇夫妇新婚合影的照片。同年11月12日，蒋介石拖着病体主持国民党十届四中全会，会后会见主席团成员。会见时蒋精神不佳，且他的右手肌肉萎缩相当严重，卫士们为使会见时造成比较好的效果，用透明胶将其萎缩的右手手腕绑在椅子的把手上，然后穿上长袍马褂。直到一切处理完毕，才通知主席团要晋见的人员进场。蒋介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975年初会见美国驻台“大使”马康卫。
尽管蒋介石已病人膏肓，但他仍念念不忘“反攻复国”。1975年元旦时，蒋已卧床不起，只好令“副总统”严家淦代他在纪念大会上宣读“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宣称要“捍卫‘民国’，再造‘民国”’，“迎接一切挑战”。最后高呼“‘反攻复国’胜利成功万岁”。
直到他逝世前一周，还请别人捉刀代笔发表《告青年书》，要求青年人经得起“考验和试练”，共同奋起，“出全力以护卫民族的历史、文化、道德、智能，贯彻‘反攻复国’的大担当、大使命”。
尽管蒋介石一再喧嚣“反攻复国”，但响应者却越来越少。1972年8月，台湾最高当局被迫宣布：因蒋介石健康状况不佳，减少政治活动。同年蒋介石88岁寿辰时，台湾当局还制作大批“蒋‘总统’万岁”徽章供公众佩戴。当天又用巨型气球向大陆投放1000万张蒋介石照片。据统计1974年共向大陆投蒋照片1．8亿张之多。台湾当局这种做法无非是换得蒋介石的欢心而已。经各方努力，蒋介石在这段时间病情稍有好转。然而好景不长，就在这一年12月，蒋介石再度因患感冒而转肺炎。因蒋长期服用抗生素，以致细菌抗药性增加，治疗颇为费事。1月初，蒋病情仍无好转，高烧不退。蒋经国在其父病期间每日至少3次前往探视，老蒋抓住小蒋的手良久，语言甚低。蒋经国见父病状无起色，深感不安，夜不成眠。1月9日夜间，蒋介石在睡眠中发生缺氧症，经急救转危为安。此后，蒋介石病情稳定，日渐好转，实际是回光返照。旧历新年之际，蒋经国见父病好转，又东奔西走，视察各项工作。
2月下旬，蒋介石病情渐危，说话声音微弱，蒋经国见状极想辞职回家侍父。3月间，蒋介石病情又呈恶化，宋美龄聘一名美国医生为他诊治。美国名医建议最好能够立即进行肺脏穿刺手术，但遭到“总统医疗小组”医官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蒋已89岁高龄，根本不适宜做大型手术，一旦发生并发症，谁也无从负责。但宋美龄坚持美国名医的意见，她的身份地位说话无人敢违。应当说美国医生为蒋所做背穿刺手术十分成功，医生从蒋的肺脏抽出大约一碗的脓水。手术虽然成功，但术后后遗症接踵而至，当晚蒋的体温就升至41度，把医疗小组成员忙得不可开交。士林官邸也是一片混乱。
4月5日，蒋经国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到士林官邸探望父病。蒋介石坐于轮椅之上，面对蒋经国微笑，此情令蒋经国心安，因为他已很长时间没见过其父的笑容。蒋介石问及清明节以及张伯苓先生百岁诞辰之事，并嘱蒋经国应好好休息。蒋经国走后，蒋介石的病情相对稳定，下午蒋介石的情绪出现反常。据蒋介石贴身侍从副官翁元回忆说：
下午，轮到我当班随侍老先生，我觉得他似乎比以前情绪还要烦躁，他不停地起床又躺下，躺下又想再起来，这样反反复复不稳定，就在旁边劝慰他，要他多休息，他脸上露出不悦的表情，对医官的劝说根本置之不理，医护人员也对他无可奈何。那时，老先生原先的小便带血和高烧都已经缓和下来。然而他的心肺扩大和时常间歇性停止跳动的情形，则还是此起彼落。
晚上，蒋经国又回到士林官邸，他照往例先向老先生请安，然后在他房内两人谈了几分钟，经国先生见老先生似乎有些倦容，就告诉老先生：“阿爹!你累了就休息吧!”走过房门前，还吩咐医官给老先生吃几颗镇定剂，事实上，所谓的镇定剂其实是假的，因为自从老先生心脏不好以后，医官就不主张再给他吃安眠药或是镇定剂之类的药，以免影响他的心脏，因而都是以一些维他命的药丸来哄骗老先生，叫他吃了还是可以在心理上产生催眠效果。
另据蒋介石病情医疗小组报告说：
4月5日，蒋介石突感腹部不适，泌尿系统失灵。医生认为蒋的心脏功能欠佳。傍晚8时15分，蒋的病情极度恶化。医生发现蒋的脉搏突然转慢，于是急用电话通知蒋经国。当蒋经国赶到时，蒋的心跳已不规则，血压下降，情形甚危。医生当即施行人工呼吸，乃至运用药物和电极直接刺人心肌，刺激心脏跳动，心脏与呼吸恢复正常，但四五分钟后，心脏再度停止跳动。11时50分，蒋的双目瞳孔放大，经抢救无效，统治中国大陆22年、又在台湾偏安26年的蒋介石终于撒手西归，终年89岁。
在蒋介石弥留之际，宋美龄与蒋经国、蒋纬国及孙子蒋孝武、蒋孝勇均服侍在侧。
蒋介石病逝之时，台湾当局党政军要员在接到蒋病危通知后，于当夜赶到士林官邸，并在此举行了蒋介石的遗嘱签字仪式。首先由宋美龄签，继之由“副总统”严家淦签。当“行政院长”蒋经国在其父遗嘱上签字时，“双手发抖，已不成书”。其后，“立法院长”倪文亚、“司法院长”余俊贤诸人都颤抖着提起笔在遗嘱上签了字。
当晚，蒋经国以长子身份同后母宋美龄商量治丧有关事宜。经商定：暂厝蒋介石灵柩于台北市南60公里处的慈湖湖畔，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以达成蒋介石心愿。
蒋介石病逝后2小时零10分，“行政院”于4月6日晨2时发布经主治医师签字的医疗报告及蒋介石遗嘱。遗嘱称：
“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勉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凌晨7时，国民党中常会召开临时会议，会议对蒋介石遗嘱决议如下：
“全党同志，敬谨接受总裁遗嘱，并愿‘全国’军民，共同以‘反攻复国’之决心，团结奋斗，完成总裁遗志……”
1976年11月国民党十一大召开时，通过了《全党奉行总裁遗嘱决议文》。十一大新修订的《中国国民党党章》中，蒋介石遗命纳入党章，以便国民党员遵行。
台湾当局此举未免过于牵强，依笔者看来，如果接掌国民党党魁职位的不是蒋经国，恐怕对蒋介石的遗嘱未必如此重视。
4月6凌晨召开的国民党中常会除了对蒋介石遗嘱作出决议外，还作出两项决定：
(1)“副总统”严家淦根据“宪法”规定：“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位，宣誓就任“总统”职。
(2)对蒋经国辞职决议“恳予慰留”。
蒋经国于其父病逝第二天便以从政主管官员身份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辞呈：
“经国不孝，侍奉无状，遂致总裁心疾猝发，遽尔崩逝，五内摧裂，已不复能治理政事，伏恳中央委员会矜此孤臣孽子之微忠，准予解除‘行政院’一切职务，是所至褥。”
国民党中常会对蒋经国的辞呈决议如下：
“‘行政院院长’蒋经国同志，以总裁崩殂，恳辞‘行政院院长’职务一节，中央常会咸以‘国家’内遭大变，外毁‘横逆’……‘革命’之事功未竟……至望蒋经国同志深维墨经之义，勉承艰大，共竭其效死勿去之忠尽，即所以笃其锡类不匮之孝思。”
蒋经国对国民党中常会“效死勿去”之议，发表谈话称：“敢不衔哀受命，墨经从事，期毋负于全党同志与‘全国’军民之督望。”
对于国民党中常会的两项决议，江南发表评论称：
“两项决议十分荒唐，严家淦宣誓就任，‘法’有明文，毋须常会多此一举。”“经国因父丧辞职应向新任‘总统’提出，因‘行政院长’非党内职务，如辞国民党中常委，那又当别论”。
江南指责虽切中要害，殊不知国民党的领导体制是以党领政、以党代政与党政不分。如果从这个意义上去审视国民党中常会的两项决议，也就不难理解了。
自4月6日至蒋介石大殓次日，台湾当局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以表示对蒋介石的隆重哀悼。台湾报纸将平日红色套版改为一律黑色的版面，几乎全部篇幅都用在有关蒋介石这个主题上。字典上一切美好的字眼几乎都用尽了，台湾新闻界使出浑身解数，尽最大努力对蒋介石的公共形象加以最后的神化、圣化、完美化。
按照历史定律，任何一位当政者病逝后，围绕着权力继承问题，必然有一番争论与争斗。这种状况在蒋介石病逝后也依然存在。老的一代因蒋介石在世时不好发作，蒋一死，已无人再能约束他们，他们不会买蒋经国的账。对于老一代此时此刻的心境，蒋经国最明白不过了。经过蒋介石几十年的培养，蒋经国羽毛日渐丰满。蒋介石病逝时，尽管严家淦依“宪法”就任“总统”职，但国民党统治体制是以党领政，党权高于一切。严家淦“继统”，并未解决权力继承问题。蒋经国为顺利继承父位，按连抛出了几个杀手锏。
首先采取以退为进策略。此一策略就是蒋经国在其父病逝后第二天凌晨向国民党中常会提出的辞呈。江南称蒋经国此举纯系荒唐，并藐视新“总统”。
其次借父丧压先朝老臣。在蒋介石病逝后，蒋经国利用其父的偶像地位，作出至孝感人的样子，一方面“悲哀跪哭，昏迷不省”；一方面抱病夜宿灵堂。报刊登出他“长跪致哀”的照片，又登出“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阿谀之言，并推论说：
“由于蒋‘院长’的克尽孝道，我们更感到‘国家’信托得人，他所领导的‘政府’，必然是一个大有为的‘政府’。”
可怜的严家淦，大约是因为没有一个可以令他克尽孝道的父亲，刚刚当上“总统”，“政府”就已经由别人领导了。蒋经国深感自己地位还不够固若金汤，故要报纸刊登他的旧作《我的父亲》，还拿出蒋介石给他写的一些字幅交给报纸发表。凡此种种，无非是想借他父亲的声威压服先朝老臣。同时，他为争取民心，每天早晨去中山纪念馆向瞻吊其父的老百姓致谢。
再次，策动军界对他宣誓效忠。“国防部长”高魁元、“参谋总长”宋长志均系蒋经国的亲信，在蒋介石病逝后，高、宋二人明确对蒋经国效忠。同时与情治机构协同，严密注视社会动态，使蒋介石病逝后台湾初呈的混乱局面与不安定情绪得以稳定下来。蒋经国对军事将领互调，更显现出他统御的艺术。其中政工系的首领王升，追随蒋经国多年，此际将他升为“总政治部主任”，原主任罗友伦也属蒋经国嫡系，调任联勤总司令。擅离职守的台湾警备司令尹俊被撤职，换上了蒋系人马汪敬煦。尹被撤职纯系他个人所为。1975年初，蒋经国曾亲自召见他，让他在蒋介石卧病期间忠于职守，以防发生不测事件。然他辜负蒋经国厚望，蒋介石病逝之际，士林官邸与“行政院长”办公室有关人士遍找不到尹氏的踪影，连尹的夫人也不知道他去向何方，以致被蒋经国赶下台。
经过蒋经国多方努力，终于如愿以偿。
4月16日是蒋介石的大殓日，待蒋介石灵柩安放在慈湖宾馆正厅中央的灵堂上后，蒋经国对参加蒋介石丧礼的人员表示答谢说：
“‘先君’崩逝，野祭巷哭，敬礼致哀，悲恸之深刻，与虔诚之厚意，令人万分感动。经国遽遭大变，哀恸逾恒，无法踵谢，惟有奉行遗命，鞠躬尽瘁，以报答‘我国’同胞之至诚与厚望。”
此次蒋介石丧葬排场之大，实为古今中外所少有。
丧事已毕，国民党中央于1975年4月28日举行会议，商讨党权归属问题。会议作出三项规定：
(1)接受蒋介石遗嘱，并即具体规划，坚决执行；
(2)保留党章“总裁”一章，以表示对蒋介石哀敬与永恒之纪念；
(3)中央委员会设主席一人，推选蒋经国担任。
当讨论第三项决定时，新任“总统”严家淦和刘季洪等人提议设立中央委员会主席职，拥戴蒋经国出任党魁。国民党元老见大势已定，遂发表意见称：
“本会赞同严常务委员等，以及中央委员刘季洪等的意见，应该定为本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总裁称保留于党章之内，作为对总裁的永久崇敬与纪念。”
“关于本党领导人的人选问题……必须本党有全党倾服，内外归心的强有力的领导者。”“本席拥护……推举蒋经国同志担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因为蒋同志具备了坚忍强毅的领导能力，和充沛的‘革命’精神，尤其是他这两年担任‘行政院长’卓越的政绩，获得海内外‘全国’同胞，以及国际友人的一致支持和赞佩，由蒋经国同志领导本党，必能使党的力量坚实强大，‘反共复国’的使命得以早日完成。”
何应钦的说法与严家淦、刘季洪的提案相符，故为会议所接受。会议作出决定：
“今总裁不幸逝世，全党中央之领导，亟须力谋强固，以肆应瞬息万变之国际局势与本党中央之往例，决议中央委员会设立主席1人，并为常务委员会之主席，综揽全般党务，以适应现阶段‘革命’形势之要求，实属迫切需要。”
会议对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中央主席的决议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