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启扬以一个没有家庭背景与后台的台籍人士，跻身于国民党上层权力核心，除了他拥有完整的学历，深厚的专业素养与平民化作风之外，与他妻子李钟桂的影响也不无关系。李钟桂出身于书香门第之家，自幼聪颖过人，是个每试必中的才女和年轻的法学博士。李钟桂学成返台后，立即引起当局器重。她除了在学校担任行政工作之外，复于1966年荣登第一届“十大杰出女青年”。1969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成为年轻一代的妇女界领袖。在李的鼓励下，施启扬逐渐参与较多的党政会议与研讨工作，深得蒋经国的赏识。就在这一时期，施启扬夫妇俩都成为蒋经国刻意栽培的年轻学人从政的典范。
蒋经国之所以刻意栽培国民党第三代人，其目的就是使他们逐步抓到实权，以便为蒋孝武接班护航保驾。
蒋经国上述三个步骤清楚地说明他在接班问题上意在传子。但形势的发展打乱了蒋经国这一既定方针与部署，迫使他不得不改变传位于子的初衷。那么是什么因素迫使掌握台湾生杀大权的蒋经国改变既定方针呢?分析台湾当时的形势，笔者认为是江南命案的冲击波使蒋经国重新考虑接班人问题。
江南命案
江南，本名刘宜良，江苏靖江人，后为美籍华人。他早年丧父，由祖父抚养长大。17岁那年正逢国民党兵败大陆，随蒋经国到台湾。1950年入“国防部”政工部学习，后又被送到蒋经国任校长的政工干校第二期受训，是蒋经国一手培植的政工人员。1954年毕业前夕，决心脱离部队，先就读于台北市师范大学英语系，后担任《台湾日报》记者。由于成绩突出，江南被派往香港、菲律宾及东南亚各国采访，回台后写成《香港纪行》与《动乱的东南亚》两书。1967年底，江南被派往美国任驻外记者。工作之余，江南申请进美利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72年读完课程，准备撰写论文，论题为蒋经国之生平及政治理想。以后因所申请之奖学金无着落，遂在华盛顿市区郎芳购物中心开设礼品店，经商谋生，并继续写作。1978年，江南举家迁至旧金山，于渔人码头开一瓷器店。1982年，他又在圣马泰市西尔斯戴尔购物中心另开一瓷器店。在经济上无后顾之忧后，江南遂用余力贯注于写作。《蒋经国传》就是在此种情形下于1984年正式出版的。
《蒋经国传》一书是江南先生积多年心血之作，且史料价值颇高。美籍华人、任丹佛大学等校教授的谢善元先生认为，《蒋经国传》“可说是近年来第一本以公正的第三者立场，以他自己的是非标准，在自由的写作环境下，全面地为蒋经国先生所作的一个勾画”。该书“取材广且严谨”，“文笔生动，感觉敏锐”。尽管书中还有错漏之处，但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著作。该书出版之后，立刻成为中文畅销书之一。由于该书对蒋氏父子的劣迹作了深入的揭露，蒋氏家族对此极为恼怒，视江南为国民党“叛逆”，欲去之而后快。旋经蒋经国之子蒋孝武秘密策划，经台湾当局情报局指派台湾黑社会竹联帮分子陈启礼、吴敦、董桂森等人前往美国旧金山刺杀江南。
台湾黑社会竹联帮头子陈启礼等人为何要听命于台湾当局呢?其原因就是陈启礼也是台湾情报人员。
众所周知，竹联帮是台湾的第一大帮派，以台北为大本营，遍及台中、台南。该帮的前身是中和帮，由一些不良少年组成，后来其头目被捕使该帮瓦解。1956年间，由赵宁网罗中和帮残部组成竹林联盟，简称竹林帮。该帮不设老大，只分设堂口立堂主。1958年，台湾警方曾强令解散竹联帮，但该帮名亡实存，且有大发展。后帮派之间械斗，被警方逮捕50余人，使其气焰受挫。但以陈启礼为首的一批人，为使竹联帮免于穷途末路，乃着手广开财路，加强组织，打入娱乐界，充当保镖，占据赌场，其势力又趋猖獗。1970年，陈启礼与帮内陈仁发生纠纷，被警方围捕，致该帮转入地下活动。进入80年代，该帮招兵买马，组成竹联新军。后该帮共有25个堂口，突击队多个。势力范围由台北至高雄，纵串南北地区。据台湾报纸披露，竹联帮成员已逾万人。在办起《华美报道》杂志时，当时台湾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戈仑、台北市警察局长颜世锡等前往祝贺，与老大陈启礼碰杯祝酒。该刊社长余祥生是“立法委员”、《民族晚报》董事长王永涛的女婿。另据台报刊称：该帮还与蒋孝武交往频繁。此后陈启礼经台湾“情报局长”汪希苓介绍加入了台湾“情报局”。在台“情报局”中，陈的名字叫郑泰成，编号为730063。受台湾“情报局”指使，陈启礼一伙分别于1984年8—9月潜往美国刺杀所谓“叛徒”江南。
1984-年10月16日，当著名作家江南准备从旧金山帝利市自宅车房去渔人码头自营瓷器店之际，三颗罪恶的子弹射中了江南的头部和腹部，江南当即死亡。凶手吴敦和董桂森骑单车逃离现场，后在陈启礼的接应下潜逃回台。江南被暗杀是国民党继杀害陈文成之后所制造的又一起恐怖事件。
江南被暗杀震怒了海内外华人社会，纷纷发表谈话或集会，同声谴责这一惨无人道的暴行，并呼吁警方彻查凶手。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和全国台联举行集会，并发表谈话；江南生前好友及主持正义的华人学者成立了“为刘宜良伸张正义委员会”，美国各界关心江南遇刺事件的人士，在旧金山成立了“江南事件委员会”，并悬赏2万美元缉拿暗杀江南的凶手。
美籍华人知识分子对江南被暗杀除感到震惊之外，还对凶手动机议论纷纷。一位江南生前好友说：“江南最近出版和发表的《蒋经国传》和《吴国桢80忆往》可能得罪了国民党方面的人物。”也有人猜测江南出身国民党政工系统，但却著文揭国民党内部疮疤，犯了大忌，因此遭遇不测。这些议论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当美国加州《论坛报》连载《蒋经国传》时，台湾国民党当局相当震怒。“新闻局”驻洛杉矶负责人屠益箴与加州《论坛报》联络多次，均不得要领。后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蒋彦士亲自把前《中央日报》社长阮毅成找来，令其在自己办公室里给其子阮大方(加州《论坛报》副社长)打越洋电话，施加压力，该电话并没起什么作用。最后国民党“新闻局长”宋楚瑜于1983年7月28日亲自飞至洛杉矶欲与《论坛报》谈判，为此，旧金山《时代报》曾于7月31日头版头条刊出该报记者古今的报道，题目是《宋楚瑜来美有蹊跷，蒋经国传起风波》。据江南生前好友、龙云之子龙绳文(在美开餐馆)说，“江南最近告诉他，台湾方面的一个代表曾向江南提出，要他取消出版《蒋经国传》的计划，可以给他4万美元作代价”。然此项谈判亦无结果。上述议论猜中了江南被暗杀的根本原因，关于此点，还可从谋害江南凶手陈启礼的自供状中得到说明。陈启礼一伙暗杀江南后，为防止国民党情报当局杀人灭口，录下了如何接受暗杀使命、如何执行暗杀的细节的录音带。陈启礼说，“情报局长”汪希苓与我谈话时称：美国有一个“叛徒”叫刘宜良，“‘国家’培养他而他却投靠了‘共匪’，还著着一本书《蒋经国传》，恶意丑化‘元首’，在海外影响侨胞的向心力，也使得一些作家肆无忌惮乱写攻击‘政府’，而党外杂志摘录了部分《蒋经国传》，在岛内四处传播，影响人心，最近又准备着手写《吴国桢传》；内文又更多不利元首的地方，如果美国方面可以的话，汪说教训或警告他”。后汪又对陈讲：“刘宜良一定要杀死。”
在江南命案真相大白之前，国民党当局企图嫁祸于人。10月19日，国民党在香港办的《香港时报》发表题为《江南命案是共党制造》的社论，在为台北开脱罪责之后胡说：“我们可以断定，江南是死于共党之手，江南命案是共党制造的。”香港《天天日报》报道，杀害江南的凶手，可能是“台独分子”。美国当局也利用此案，以加强控制国民党及维护其在台利益。例如命案发生之后，美国有关部门立即让新闻界放风说，谋杀江南的凶手，“以台湾国民党嫌疑最大”，“台湾特工暗杀江南，肯定有此可能”。并声称，江南命案与江南出版的《蒋经国传》有关，“可能带有政治性”，等等。美国联邦调查局发言人公开表示，该局将与警方合作调查此案，以警告国民党当局必须听命于美国。对此，国民党当局为摆脱困境，当即决定通过驻美“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以及从台湾派专人向美国保证：对江南命案的调查，愿同美国合作。于是，美国有关部门决定，对该案的调查与处理，将限制在一般刑事案之内，对国民党当局予以照顾。例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龙伯格等人多次公开表示，台湾当局未涉江南命案，且该案是一个刑事犯罪案件。但在多方正义呼声的压力下，美国警方不得不对此案作进一步调查。
正当美方要求台湾当局密切配合侦破江南命案之际．．台湾当局抢先于1984年11月12日发动了所谓“一清专案”的扫黑行动。黑社会300多人在这场扫黑行动中被捕，但扫黑行动中的真正目标为竹联帮。陈启礼于当日就被捕入监。对于台湾当局搞的“一清专案”评论颇多，惟作家李敖的《从杀人灭口到抓人脱罪》最为深刻。他指出：
“国民党指使黑社会去干掉江南，本来以为做得干净利落，但是想不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警察局并非饭桶，他们居然能够得到旧金山地区华人社区的协助与合作，抽丝剥茧，使凶手呼之欲出。这时国民党慌了，惟恐在美方宣布凶手姓名的时候，这些凶手还在台湾纳福，还在台湾逍遥，那时必将无以自解于天下，于是突然发动‘一清专案’，藉扫黑为烟幕，先使陈启礼他们落网，这样先把人抓起来，有许多好处：第一，不会在美方宣布时过窘；第二，人扣在手里，可防泄密；第三，对凶手、对美方都有讨价和谈判余地。‘国民党的扫黑行动’，除了在为自己脱罪外，实在看不出什么其他意义。”
一位前竹联帮分子也在美国宣称：陈启礼被出卖了，暗杀江南是竹联帮干的，但背后指使人是台湾情治机构，而台湾情治机构大老板是蒋孝武。
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制造舆论，声称江南命案是宗黑道恩怨的仇杀。对此，江南夫人崔容芝驳诉台湾当局所谓江南与黑道有恩怨的流言，表明江南从未写过批评竹联帮的文章，声称诋毁死人是为了脱罪，并要求美国引渡杀人凶手陈启礼。江南事件委员会也呼吁美国尽快将凶手及主谋绳之以法。
台湾当局贼喊捉贼的做法，使其处在十分被动的地位。当其在大量事实面前无法抵赖时，不得不像挤牙膏似地吐露出事实真相。在整个事件处理过程中，蒋经国虽然非常痛心，但一直直接参与决策。据郝柏村日记记载：1984年11月17日，蒋经国召见郝柏村，郝告知陈启礼受汪希苓指使刺杀江南，询问汪氏知道此事，但未作指示，与陈启礼联络乃运用其从事大陆工作，是陈邀功请赏，“‘政府’根本无暗杀任何人之意图”。听郝汇报后，蒋即困扰，又认为刺杀江南与“政府”无关。蒋经国指示：“这件事绝非‘政府’授意，应主动向美方提供资料可减低损害至最低限度。”
资料显示，蒋经国的确事先不知刺杀江南为台湾情报局所指使，了解实情后，却整日坐卧不宁。据蒋的卫士称，最初几天蒋经国经常大发雷霆，夜间失眠相当严重。
12月初，美国警方向台湾当局提出要求，引渡陈启礼到美国受审。12月6日，美国司法部正式发出拘捕令通缉主嫌疑犯陈启礼。台湾当局被迫承认，江南系陈启礼等人所杀，高级情治人员确卷入此命案。对于引渡陈启礼，蒋经国认为：“此乃一‘法律’问题，亦关系‘国格’，‘我国’没有将到案嫌犯交美的‘法律’依据，自应依‘我国法律’调查审判，但案情了解愿与美方合作；此外我对江南被杀案的严正合理立场，不能迁就美国而自丧‘国格’。”
1985年1月10日，蒋经国又召集蒋彦士与“国安局长”汪敬煦、“国府顾问”沈之岳、“情报局长”汪希苓、“调查局长”翁文稚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江南命案的处理问题。汪希苓见事情败露，不敢再隐瞒实情，遂将事情经过一一陈述。蒋经国始终不相信是情治机构指使陈启礼所为，一直认为舆论与黑道诬陷。他在同郝柏村谈到此事时，还不解地说：“汪希苓曾在美多年，应了解美政府”，为何“作出此愚蠢之事”。当汪和盘托出后，蒋经国怒气陡升，后决定将汪希苓、胡仪敏、陈虎门3人停职，“交军法侦办”。12日，郝柏村与汪敬煦等人研商后，令“军法局”张莹副局长负责3人停职，“并‘依法’调局移交转批‘军法局’侦办”。汪还决定用基隆路招待所作为软禁场所。
据郝柏村日记记载：蒋经国“以全副精神处理”江南命案。当时蒋经国非常担心此案影响美国对台军售问题。郝说还没有受到影响，但对江南命案，“‘政府’应有明确的说法，免得外界，尤其阴谋分子造谣中伤，故应主动先制说明‘政府’立场”。蒋经国同意郝柏村的说法。
1月16日，国民党召开中常会，蒋经国针对汪希苓于应酬中结识陈启礼发表讲话称：
“我认为应酬对社会风气关系太大，影响所及，不止是单独的社会风气问题，而已变成政治风气问题”，“应有所警惕”。
“最近，我听说有几个帮会头目利用应酬来做‘政府’关系，他们对什么时候和我们‘政府’要人一起吃饭，当时请的是什么人，在什么地点请客，哪些人作陪，等等，都作了记录，这是有目的的一种做法，也就是做好圈套，设下了陷阱。”“参加这样的应酬，一不小心，就会上了圈套，会弄得不可收拾，我对此事很痛心。…‘我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不要做不必要的应酬。”
会后蒋经国作出决定：鉴于美国调查人员即将来台调查江南命案，要求郝柏村、沈昌焕、汪守一、宋长志与汪敬煦为幕僚小组成员，协助蒋经国处理此案。
1月20日，蒋经国再度召见郝柏村谈处理江南命案方案。蒋经国称：
“处理中(台)美断交，其错在美，故理直气壮；而今处理刘案，我理不直，故内心至为痛苦，但事实已发生，必须面对现实，妥善处理。”
蒋经国总算承认了江南台湾情治机构指使陈启礼等人所杀害，但又指使高级官员对路透社记者称：卷入江南命案是情报局“个别官员的独立行动”，台湾当局并未参与暗杀刘宜良。 蒋经国还指示郝柏村说： “当前处理原则在以正大光明态度取得美政府对我信任，此至为重要，亦惟此始能将对‘国家’损害降至最低限度。在新闻报道方面，应明示该案之复杂性，澄清外界猜测或恶意传言；而派人至美将案情及处理原则对钱复作详尽说明，以为交涉肆应之依据。”
翌日，蒋经国又召集江南命案5人处理小组，商讨美方调查人员抵台后接待、处理方案。
1月22日，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成员抵台调查江南命案。同日，蒋经国在军事会谈会上要求各级将领与官员“自重自爱，守分守法”。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