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认识误区五：企业社会责任审核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新型贸易壁垒
的确，在我国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出口型制造业集中地区，履行社会责任已经成为这些企业新一轮参与国际竞争、顺利实现对外出口的重要内容。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纷纷将其制定的企业社会责任守则（Code of CSR）贯穿于包括自身和其供应商等在内的“生产链”的全程，并在进口时对其全球的供货商进行社会责任审核（Social Audit，即查厂）。如查厂不合格，订单将被取消，企业将无法顺利实现出口。以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为例，跨国公司对深圳企业的社会责任审核从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开始，并从玩具行业逐步拓展到服装、制鞋、化工、电子等行业。例如，根据调查问卷结果，产品出口欧美的深圳企业基本上都经历过查厂，如按照行业划分被查厂企业的占比分别为：出口企业81.05%，服装制造业100%，玩具业100%，其他行业96%（钟晓山，2006）。我们可以看出，社会责任审核确实正在对我国出口贸易产生越来越大的限制。
虽然来自跨国公司的频频查厂（即社会责任审核）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国际贸易的“壁垒”，但这种贸易“壁垒”与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如配额、贸易禁令、反倾销等）存在本质上区别。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大都和进口国政府的贸易政策有关，而社会责任审核与企业自身的经营理念密切相关。严格地说，企业社会责任审核不应该被看成是一种新型贸易壁垒，应该被视为一种企业必须具有的人类共同的文明价值观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换句话说，出口贸易企业勇于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既是其适应新一轮国际竞争规则、与时俱进的自身需要，也是其遵守劳动、环保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相关法规的外部需要。
这一认识误区的潜在危害是，一些企业可能会误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审核只是外国强加的一种贸易限制条件，并非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从而使企业不能及时转变思想观念，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进。事实上，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完全有助于企业打造出口竞争新优势。可以说，如果一个企业不能在未来激烈的国际经营中很好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将很难或无法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并保持长久的核心竞争优势。
2.4 企业社会责任的推动力分析
当代企业是否很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具体推动力可能复杂多样，但其中制度压力和战略利益考量是两种最基本的驱动因素。本文认为，相比之下，制度压力比战略利益考量可能更能驱动企业形成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规范并做出充分体现企业社会责任的商业决策和行为。
2.4.1 企业社会责任的不同动因观点
目前，关于对企业社会责任重要性和动因的认识，不同的企业和学者可能会有不尽相同的认识。例如，有的企业把企业社会责任视为实现财务利润和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认为具有至关重要的实际战略意义。如基于一些学者（如Carroll，2001）的观点，战略性的企业社会责任，又称战略性慈善事业，意味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为了实现其自身的经营战略目标——慈善行为不仅有利于企业也有利于社会。换句话说，由于市场力量为负责任的竞争者提供了经济动力，所以企业实现社会目标从长期来说可能是利润丰厚的。Novak（1996）根据案例分析指出，企业承担七种伦理的社会责任对企业本身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其中三种是：①全方位地、经常性地与投资者、股东、客户、员工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沟通和交流，有利于获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②在企业内部树立支持社区发展和尊重人性尊严的意识，有利于调动员工积极性，增强团队精神，推动目标完成以及提升生产效率；③通过电视节目广告宣传，认可一些社会责任价值观，避免涉入与性、暴力、诽谤竞争者或诋毁宗教思想等相关的节目内容，有利于保护社会的“道德生态环境”，有助于增强企业的信誉。
然而，有的企业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纯粹虚幻的战略构想，认为它与财务目标的实现没有多大关系；有的企业则根本没有把企业社会责任当回事，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纯属投入而无任何回报的奉献，对企业经营毫无任何实际意义。
虽然有一些负面认识，但现实情况是，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当代企业的共同战略选择。这是因为，许多研究结论表明，积极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例如：
如果一个企业不能从战略的高度去很好地解决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它就有可能遭受严重的后果，换句话说，企业若能够从战略的高度有效地管理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就可以降低经营风险（Husted，2005）；企业从战略高度积极管理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可以给企业带来利益，这些利益不仅包括提升企业社会信誉，而且还包括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Sharma & Vredenburg，1998）；企业社会性活动与潜在竞争力关系密切，智慧地开展慈善捐助活动，即开展策略性公益，可以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Porter and Kramer，2002）；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追求社会公正和环境保护，以便实现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2005）。
由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贡献与降低风险、提高经济效益、市场竞争力或可持续发展之间往往缺乏立即、直接、清晰可见的相互关系，因此，不少企业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还是倾向于存在惰性思想。
不难看出，上述学者或机构所提出的动因多是从企业的内在战略利益的角度分析为什么企业需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义务，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原因确实也是企业在制订和实施企业社会责任决策时通常考虑的重要因素。然而，近年来，一些国外学者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认为是制度压力（institutional pressure）而非战略利益考量（如经济收益）本身更能驱使或引导企业做出充分体现企业社会责任的商业决策和行为（Husted & Allen，2006）。
事实上，在中国也有一些研究成果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例如，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2006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查报告》起草小组的研究结论就指出：企业自身的组织保障和内部制度建设是影响履行社会责任效果的重要条件；法律规范与社会监督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强大推动力；加强外部制度规范，充分鼓励外部驱动力对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形成至关重要。
总而言之，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规范和行为的形成，仅靠公司的主动性是不够的。特别是，由于信息披露手段的缺乏，对自愿性、战略性社会责任绩效的定量评估在我国甚至全世界基本上还是一个空白的领域，因此，企业的不良社会责任表现一般并不直接影响其运营绩效。因此，如果强制性驱动力缺失，就不能保证企业不会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和自觉约束负外部性。
在现实背景下，认真研究战略利益以外的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力或推动力，如具有强制性的制度压力，对如何推动我国广大企业构建社会责任价值观和认真履行社会责任义务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2.4.2 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推动力分析
Husted & Allen（2006）提出的制度压力（institutional pressure）理论是基于对墨西哥企业的实证分析与研究提出的，他们发现在解释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行为方面，制度压力要比战略利益更具说服力。制度压力理论认为，一般地说，影响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压力来自于三个方面：即政府法规的强制力、公司政策与组织结构的影响力以及组织内部的习惯做法。这一理论为我们深刻认识企业惰性地履行社会责任背后的动因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视角。也就是说，它提示我们，政府政策、法规制度、公司内部政策、公司治理结构、企业文化等，均是推动企业认真履行或不认真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因素。
制度压力的内涵或来源可以细分为如下两个基本方面，即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制度安排。其中，外部制度环境可以分为政府政策、法律制度、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监督机制；内部制度可以分为公司治理结构、组织管理结构与企业文化。
（一）外部制度环境
1.在外部制度推动力方面，政府政策可以体现在有关劳动保护、环境保护、人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例如，对政府对解决房地产企业克扣农民工工资和山西黑砖窑侵害民工等问题出台的相应政策和处罚措施，对污染企业出台的关停或加税政策以及要求所有企业必须每年对外公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等政策；法律制度包括各种保护利益相关者的相关法规，例如，保护公众利益的《环境保护法》，保护员工利益的《劳动法》、《人权法》，保护客户利益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竞争者利益的《反商业贿赂法》以及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知识产权保护法》等。政府政策和法规构成了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强制性压力。
2.企业社会责任要靠法律规范和行政处罚，但也要靠媒体的监督。从美国的安然到中国的基金黑幕，无数商业伦理缺失，正是媒体揭露社会丑恶的积极例证。媒体对企业遵守法律和社会责任信守的报道，是促进企业构筑社会责任的主要力量。媒体的适时、有效监督对企业的唯利是图而忽视社会责任的行为，包括从财务造假、产品造假、缺乏社会诚信、忽视环保和劳工保护等方面，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3.非政府组织作为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发挥了特殊的推动作用（黄志雄，2007）。世界银行把任何民间组织，只要它的目的是扶贫济困，维护穷人利益，保护环境，提供基本社会服务或促进社区发展，都称为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推动力来自于这些组织的倡议、运动、标准、服务等，例如，在全球范围内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中，各种非政府组织（NGO，或称民间组织）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问题领域（如环境保护、人权保障、劳工标准等），都不难看到非政府组织活跃的身影。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前后，主要发达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都与这些国家工会组织为维护劳动者权益开展的劳工运动、环保组织为保护环境开展的新环境保护主义运动、消费者组织为维护消费者权利开展的消费者利益保护主义运动等相互交织，对于推动有关运动的持续开展并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对于随后出现以企业社会责任为导向的法律变革，都发挥了关键作用。此外，非政府组织还直接影响着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制定与执行，非政府组织对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发展，与“软法”（soft law）这一近年来在国际法和国内法上都颇受关注的新现象密切相关。所谓“软法”，可以认为是传统由国家制定的法律（包括国际条约及国际惯例）和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道德规范之间的“灰色地带”，包括由非政府力量制定的示范法、商业惯例、行业标准和政府间国际组织通过的决议、守则等。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由非政府组织制定的各种软法性标准和守则已成为其主要的规范渊源之一。如非政府组织“社会责任国际”联合其他组织和公司于1997年共同制定的SA8000，是目前影响最大的非政府组织标准之一。尽管非政府组织制定的标准和守则属于不具有严格法律约束力的软法性文件，通常不能经由国际、国内司法机构或其他机构加以强制执行，但凭借非政府组织作为企业社会责任外部监督者所拥有的行动能力和行动机制，它们也具备某种程度的实施和监督机制以保证其有效性。
（二）内部制度安排
1.在内部制度推动力方面，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组织管理结构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重要的推动力。国际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1999年提出的公司治理原则，即加强董事会的监督与公司策略性规划责任；公平对待所有大小股东；保障股东基本权利与决策参与权；确保公司信息能及时且正确完整地揭露；鼓励公司与利害关系人在维持企业财务健全方面积极合作。商业公司的决策者是否有义务关注整个社会的利益而调整自身行为？“利益相关者”学说认为：承担最终风险的不只是股东，雇员、债权人、客户，甚至社区居民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最终风险，因此，当某一个群体独占公司控制权的时候，其他利益相关者就可能受到无法防范的事后剥夺，故公司监管应当让利益相关者都得到公平的投资收益。因此，在公司治理结构中，企业可以通过设立代表多元化利益群体的独立董事，参与企业决策，对保护广大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即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2.组织管理结构本身也可视为公司治理结构的一部分，在组织管理结构中，企业可以通过建立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或相应的管理部门，强化整个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监督与管理，特别是在当前企业等级制组织结构倾向于扁平化与下放权力的背景下，建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对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实施、监督和协调具有特别重要的推动意义。
3.企业文化是企业社会责任价值观形成的推动力。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或组织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价值为核心的独特的管理模式。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满足股东利益的同时，还应当不损害或满足其员工、消费者、供应商、所在社区和环境等相关方面的利益，其实质是一种企业文化价值观的实践。因此，企业文化与企业社会责任有共同的基础——企业价值观念，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价值观的形成过程就是企业文化的构建过程。因此，培育和践行一种良好的企业文化价值观，如谋求企业发展与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相协调，最大限度地促进企业与员工、与社会、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把为社会、股东、国家奉献更多的经济价值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等，本身就是企业在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实践。
2.4.3 结论与启示
制度压力和战略利益考量是两种最基本的企业社会责任推动力。但由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给企业带来的直接战略利益并非立即清晰可见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惰性思想，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压力比战略利益考量本身可能更能驱动企业形成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规范并做出充分体现企业社会责任的商业决策和行为。
制度压力理论的内涵可以细分为企业内外部制度推动力两个方面，其中，外部制度环境主要来自于政府政策、法律制度、媒体监督机制和非政府组织；内部制度安排主要来自于公司治理结构、组织管理机构以及企业文化。所有这些内外部制度安排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形成与履行均具有某种程度的强制作用、指引作用或鞭策作用。强化具有法规强制力的制度安排更是非常关键。法律制度的设计不足或执行不力，就不能有效增强企业改善其社会责任绩效的紧迫性。
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道路上，政府及其政策角色不能缺位，特别是在初期，应使法律的强制性驱动力充分发挥起始推动作用。总之，制度压力理论可以为我们深刻认识企业惰性地履行社会责任背后的动因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观察视角，也为中国企业（包括商业银行）构建和实施企业社会责任价值观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依据。
2.5 本章小结
2.5.1 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定义的分析结论
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多种多样，且不尽相同，但目前比较趋向统一认识的定义是：一个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需承担对员工、消费者、供应商、竞争者、社区、社会大众等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包括遵守法规和商业道德、保障生产安全和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支持慈善公益、保护弱势群体等。
基于对企业社会责任定义的论述，本书结论认为，确定商业银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与标准可以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保护出发进行全面思考。
2.5.2 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脉络的分析结论
从企业社会理论脉络来看，几千年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价值观与现代企业社会责任价值观似乎一脉相承，存在诸多内涵和外延的相关联系，这些联系对理解现代企业社会责任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但可以说，儒家文化价值观仅仅构成了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的早期伦理元素，它看起来只是一种例外而不是一种规则，尚没有构成当代企业自觉自愿承担社会责任的一致行动。事实上，现代企业社会责任起源于当代西方国家，从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来看，社会责任的概念具有一个基本演变过程，即从古典观点（即纯粹经济学的观点）向社会经济学观点的演变。企业社会责任的古典观点认为，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股东利润最大化；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经济学观点则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不只是为股东赚钱，与此同时还应该包括保护和改进社会福利。其中，企业社会互利价值观、企业网络价值观、企业公民价值观等各种观点观察问题的视角有别，分析问题角度不同，但事实上它们传达了同一个主题，即企业的经营目的不仅只是追求自身的经济效益，还须同时注重广泛的社会效益，这样做的最终原因是，只有这样企业才能长久保持竞争力，最终实现可持续、和谐发展的最重要的目标。
基于理论脉络的归纳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经历了从古典纯经济学观点到现代社会经济学观点的演变过程。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商业企业，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具有企业公民的特征，对广泛的利益相关者承担社会责任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企业在维护投资人利益的同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回馈社会大众，有利于企业提升外部形象，从而也有利于企业保持长久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目标。
2.5.3 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框架和认识误区的分析结论
根据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框架和认识误区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企业不应只关心投资者的经济利益最大化，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会直接加大公司经营成本，减少利润为借口，拒绝积极履行广泛的企业社会责任义务，因为企业与社会是互利互惠的有机统一体；不应把企业社会责任审核视为外国强加的一种贸易限制条件，而应视为企业自身存在和发展必须履行的义务问题，因为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完全有助于企业打造出口竞争新优势；不应片面地认为企业做了不少慈善事业，就认为已经承担了应该承担的所有社会责任，因为慈善活动不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全部，只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部分内涵；不应以经济实力有限为借口而忽视对其他所有社会责任的履行，因为内涵丰富的社会责任是企业自始至终都可以奉献的过程管理。另外，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不应认为企业获得SA8000国际认证就是符合了社会责任的要求，因为本标准并非适合于所有行业，如果依据这样一个不够全面的或并非完全适合所有行业的标准来评价或管理企业社会责任，必将导致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义务的认识偏差。
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框架和认识误区的分析，我们至少得出如下重要结论：①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没有结尾”的过程管理活动，因此应始终贯穿于企业战略和实践的活动当中；②不同行业的企业需要有自己独特的企业社会责任具体内涵和特定标准，对商业银行这样一个特殊商业企业来说，情况毫不例外，也需要界定自身的企业社会责任内涵和标准。
2.5.4 基于企业社会责任推动力的分析结论
根据企业社会责任的推动力分析，因企业社会责任带来的直接利益并非立即可见，因此制度压力比战略利益考量本身可能更能驱动企业形成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规范并做出充分体现企业社会责任的商业决策和行为。制度压力理论的内涵可以细分为企业内外部制度推动力两个方面，其中，外部制度推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政策、法律制度、媒体监督机制和非政府组织；内部制度推动力主要来自于公司治理结构、组织管理机构以及企业文化。这些制度安排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形成与履行均具有某种程度的强制作用、指引作用或鞭策作用。
基于制度压力理论分析，可以看出，企业社会责任文化价值观的构建，制度安排应发挥核心作用。这一理论为我们深刻认识企业惰性地履行社会责任背后的动因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观察视角，也为中国商业银行构建和实施企业社会责任价值观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