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训练有素的脚步。那种整齐和有序，把我的父亲和大爷震住了。他们知道，乡下人走路是无论如何也走不出这种动静的。这种声音在寂静的夜中格外神气也格外有力量。父亲和大爷在黑暗中凝神静气地听着。听着，听着，我父亲有点兴奋地用胳膊肘碰了碰大爷，父亲的意思很明白：哥，咱找见队伍了吧？大爷有点拿不准，在黑暗中扯了扯我父亲，让他沉住气别出声。
脚步声拐过来，越发近了。有灯光出现，不是煤油灯之类的怕风怕雨的东西，那光一前一后地甩着，既不暗也不灭，也不知是个啥玩意儿。那光越来越近了，脚步声简直就在耳边了。父亲伸长了脖子睁大了眼睛仔细一看：俺那娘哎！这不是咱的队伍，这是人家东洋的队伍！是小日本，是鬼子！
如果，他俩呆在暗处大气不出，也就过去了。鬼子在明处，他俩在暗处，暗处是很容易躲过明处的。但他俩的脑子和胆子在这种突如其来的意外下特别容易发热和受到惊吓。一旦看清了眼前这队荷枪实弹的日本鬼子，我父亲和我大爷的反应惊人地相似，连商量都不用地拔腿就跑。开始，他俩的脚步还一前一后地紧贴着，几分钟后，就分不清东南西北地各奔东西了。
我父亲没命地往前狂奔，身后先是有杂乱的脚步声和东洋人叽里呱啦的说话声，后来，耳边就响起了清脆的枪声，这枪声更加激励着我父亲更加没命地往前疯狂地奔跑。
等我父亲上气不接下气地停下来的时候，身边除了他自己的沉重的喘气声再没什么别的威胁他的声音了。父亲知道自己脱离了险境，还没等父亲暗自庆幸，他就万分惊恐地发现，一个更不得了的险境已经降临：他把他的大哥我们的大爷给跑丢了！
在漆黑一团的黑夜中，父亲瞪着惊慌失措的眼睛四下里张望，但父亲的眼睛除了黑暗什么也看不见。父亲像是喊给自己听似的压着嗓子喊：哥！大哥！你在哪儿？你在啥地方啊？！喊着喊着，父亲就蹲下单薄的身子，抱着脑袋极没出息地哭泣起来。
父亲正蹲在地上哭得起劲，突然屁股上被人狠狠地踹了一脚。父亲惊喜地一个高蹦起来，以为大爷找来了，但一听那声音，父亲又大失所望了。
对面一个影影绰绰的影子气急败坏地骂我父亲：操你个娘的！你跑啥跑？老子准备了好些日子的好事都让你个兔崽子跑砸了！
稀里糊涂的父亲终于搞明白，这是一支专门打鬼子除汉奸的游击队，而他和我大爷逃命的狂奔恰好打乱了他们偷袭下洼庄鬼子的行动计划。
天亮的时候，我父亲望着这片陌生的上地和这群衣衫褴褛的扛着杂七杂八家伙的同样陌生的人，我父亲知道，现在除了跟上他们走，再没有什么别的好法子了。
现在，我的父亲特别地害怕孤单，只要有人能带上他，他才不管是好人还是歹人，哪怕是二大爷他们那样的土匪也不计较了，只要不把他一个人孤零零地丢下就行了。
一个人历史的关键时刻其实就这么随意也就这么简单。我父亲是有福气的人，他极其幸运地在1941年11月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一支力量很弱但胆子却很大的刚组建不久的游击队。这个时间对他几十年后享受若干待遇至关重要。
但我的1941年11月份的父亲还想不到这些。我父亲无精打采地跟着这支衣衫滥褛的队伍行走的时候，脑子里除了惦记着下落不明的大爷外，就是一遍又一遍地咒骂那个梁山的叫花子根宝。
这个狗日的根宝！让他指路找队伍，他差点让我们投了日本人当了该死的汉奸！狗日的不得好死的根宝！
1975年6月的我姐姐，给家里写过一封沉甸甸的长信。现在这封信怎么也找不到了，信的详细内容我不得而知。但我估计这封信是谈她的故乡之行寻找大爷的感受的。她大约谈了故乡人民对寻找大爷的感受。她大约谈了故乡人民对大爷的淡忘和对二大爷的不可思议的记忆犹新，并言辞激烈地批判了故乡。故乡留给她的印象实在太糟糕了，不光是故乡的那些事，连同故乡的那些人。
我隐隐约约记得那段日子我父亲脸上的不悦和我母亲脸上的那种显而易见的幸灾乐祸。我母亲历来这样，在对待我父亲老家的一切人和一切事上，凡是父亲反对的，她就要支持；凡是父亲支持的，她就要反对。她的这面旗帜，打我记事起，总是这么鲜明。
父亲脸上的不悦，大概是生南于人的气，南于人的黑白颠倒令他吃惊令他不快；也许，他是在生我姐姐的气，嫌她回老家去没事找事，用些陈年往事搅得老家人不分好坏不知好歹；他或许是生我母亲的气，我父亲对我母亲脸上的这类幸灾乐祸总是明察秋毫，虽然这么多年他已经习惯了她的这种毫不掩饰的幸灾乐祸，但以我父亲那点参加革命后速成补习的文化，还远远谈不上修养问题，更不要说修养到对某种不利心境的事情视而不见的程度。
对故乡人和事的失望，并没有影响我姐姐寻找大爷的热情和决心。而丑，这种挫折加深了她对“好事多磨”这句老话的理解。她不相信，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人会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地从这个世界上这么干净彻底地消失。她在相信“好事多磨”这句老话的同时，她还相信中国另一句著名的老话，就是“只要功夫深，铁杵也能磨成针”。
这有点奇怪。至今，我都搞不懂我的姐姐，她的那种热情和决心是从哪里来的？正如我小哥说的那样，“大爷是谁？谁认识大爷？”是的，我们知道大爷是父亲的哥哥，但他跟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的联系，他的有和他的无，对我们无关紧要。既然是无关紧要，找他做什么呢？我那时搞不懂姐姐，今天，一如既往地搞不懂。我想，她的天生浪漫大概是一个因索，但好像还不仅仅是浪漫。可是不是，又是什么呢？
我姐姐第二次踏上回故乡之路，是1975年底。那已是雪花飘飘的季节了，这么冷的天，光坐长途汽车也是一件苦不堪言的事。但寒冷并没有阻止住我姐姐第二次的故乡之行。
第一次回故乡的经验教训了我姐姐，使她意识到，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事情，离开了组织是何等的艰难和一事无成。这次，她带着省革命委员会宣传组的介绍信，以采访的名义，直扑县革委会的大院。
县革委会宣传组的头头对我姐姐这么年纪轻轻竟能执着这种规格的介绍信表现了相当的敬意和极大的热情。组长和若干个副组长集体接见了我姐姐。他们的全体出动和脸上热情过度的笑容令我姐姐感动也令我姐姐不安。她再三说：此行我只是査点资料，想不到惊动了这么多领导，领导们在百忙中亲自接见我，真令我感动等等—系列在这种场合应该说的那些个话。
别看我姐姐年轻，但这些当时流行的官话客套话，被我姐姐说得天衣无缝。这种司空见惯的客套，一旦从一个年轻的、面容姣好的女孩子嘴里说出来，就生动了许多，动听了许多，也真实了许多。宣传组的组长和若干位副组长似乎是集体地对我的姐姐产生了好感。他们的表态热情而有力度，使我姐姐对此行充满了信心。
会见后，是一次更加亲切更加友好的会餐。他们更加没想到的是，我的年轻的面容姣好的姐姐不但会把那些冠冕堂皇的客套话说得亲切感人，而且会喝酒，她的颀长的纤细的身体竟对酒精有着那么顽强的抵抗能力。这点，特别地令他们大喜过望。
我父亲的1975年底的家乡还比较落后。落后地方的女人都比较原始，能出来抛头露面的不太多，能在这种场合下主动举杯敬洒的更是凤毛麟角。美洒加美女，是中国传统的一种境界，那天晚上，我姐姐和本地产的一种度数很高的老白干，联手让我父亲家乡的管宣传教育的父母官们充分领略了一次这种据说是比较美好的境界。
我姐姐第二次的故乡之行与第一次有着天壤之别。第一次无组织的行动留给她糟糕透顶的印象，这一次有组织的撑腰和帮助带给她一路的绿灯。她充分相信了组织再三强调的“相信组织、依靠组织”的准确性和重要性。
我姐姐此行的主要目标是我们的二大爷。并不是她对二大爷的印象有了什么改善，而是因为第一次她回来时，听人大约地说，大爷曾经给二大爷来过几封信，至少有三封。那时大爷并不知道二大爷的死讯，所以他的那几封信不知落到了哪位亲戚手里。那时的农村识文断字的人少得可怜，要跑老远到县上花钱请人看。既然看一封信如此麻烦，替二大爷收下信的亲戚就未必肯花上那工夫跑那么老远的路。就是肯花那工夫，恐怕那钱也不是肯随便花的。以这至少三封信的内容一点没有在南于透露看，这些信没拆或拆了没人看的可能性比较大。
据南于的老人们回忆，刚解放那阵，政府派人来庄上访听过二大爷的事情，并收走了跟他有关的几样东西。那时庄里有那脑子好使的人就猜测：秋收那狗日的肯定犯下过什么冲撞政府的大事了，要不，怎么会专门来人访听他这么一个死了多年的土匪？
我姐姐有点不好意思地对刚组建不久的县史办的人提起我们二大爷的大名——于有庆时，脸上有点发烧，他毕竟是个土匪，当土匪的侄女的滋味儿毕竟不太好受。于有庆？县史办的人凝神想了一会儿，突然提高了声音问：你是于有庆的什么人？
我是他侄女。我姐姐更加不好意思，脸也更加地红了。啊！县史办的人一声惊叹，说出了一句令我妲姐目瞪口呆的话来。他说，啊！于有庆！那可是个了不起的人！
我姐姐的脸更红了，她认为县史办的这个人反话正说，非常刻薄，并且还说得如此地一本正经。我的姐姐不光有些脸红了，还有些气愤了。
那人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一副书呆子相，很认真甚至有点崇敬地望着我姐姐。
我姐姐简直给搞糊涂了：怎么回事？怎么冋事儿？
这么回事儿。
1942年2月，也就是说，在我大爷带着我父亲离开家乡的两个多月后，与驻扎在县城里的日本人一直相安无事的苇子湖里的土匪，突然扯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他们没有组织没有指挥地干些随心所欲的抗日的事情，今天挖日本人的公路，明天抢日本人的粮食，后天烧日本人的仓库，都是些跟日本人不打照面的事情。而且他们十起这些事来轻车熟路，来得快，跑得也快。
二大爷是在一次烧日本人的马賊时被逮住的。那次，二大爷他们採错了鬼子半夜起来喂马的钟点，点火的时候，让鬼子逮了个正着。那次有七个人没跑掉，其他六人长相粗鲁一脸的歹相像个正儿八经的土匪，惟有二大爷的眉清目秀引起了鬼子的怀疑。
从苇子湖里的土匪扯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日本人就怀疑是共产党人做的手脚。若不，凭着这样一群没有良知不懂好坏无恶不作的歹人，怎么会突然有了抗日救国的好思想呢？二大爷的酷似读书人的眉清目秀的长相更令日本人警觉，他们以为这次擒贼擒住了王，就格外地对我二大爷施以酷刑。
想不到的是，我的二大爷在日本人面前的表现竟活脱脱的是条中国的汉子。他先是一声不吭，痛急了就骂，破口大骂，像那种意志坚强的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见此，日本人更加自信他们的判断，更加不择手段地酷刑我的二大爷。惨痛中，二大爷又更加疯狂地破口大骂。据说，那不绝于耳的大骂声从早晨一直持续到中午。那气壮山河的声音，令半个县城的中国人心中羞愧难当、巨感交集。
这些平日里专干鸡鸣狗盗勾当的土匪突然有了舍生取义的豪举，搞得日本人挺头疼，挺窝火的，也让南于一带的老百姓吃惊不小。
县志记载，我的二大爷最后死于日本战马的铁蹄下。万恶的口本人，将奄奄一息的二大爷扔进没点着的马厩，让高大的东洋战马将他活活地践踏而死！
县志在有关我二大爷事迹的最后一栏，郑重其事地写道：抗口志士于有庆永垂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