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四个关系，是我们党在领导全面的有计划经济建设的实践中，经常遇到的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周恩来对此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并在努力加以妥善解决的过程中，注意总结经验教训，这对于一个大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来说无疑是极其是重要的。
在60年代初期进行国民经济调整期间，面对“大跃进”运动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困难，周恩来和李富春在1960年8月间提出对国民经济要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1年1月，被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作为纠正错误和克服困难的决策正式通过。
“八字”方针的核心是“调整”。周恩来对此明确地指出：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全面调整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关系，真正实现综合平衡。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把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速度调整到同我国人力、财力、物力相适应的程度；把文教事业的规模和行政管理的机构缩小到同我国经济水平相适应的程度；把城镇人口减少到农村提供的商品粮食、副食品的可能相适应的程度。总之，要使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从失调变为协调。为此，要采取一系列经济措施，主要有：大规模精减职工和城镇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工业战线，充实轻工业，保住石油工业；加强农业战线，发展农业生产；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稳定市场。总之，要抓住农业和市场两个中心环节，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由于采取了上列渡过“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经过5年时间，国民经济终于走出了困境，社会主义建设重新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在实践基础上，周恩来于1964年12月根据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调整国民经济中处理各种关系的新鲜经验，提出了四个基本问题：
第一，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周恩来指出：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应该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必须更好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工业的发展规模，要同农业可能提供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相适应。重工业部门应该首先为农业提供越来越多的机械、化学肥料、农药、燃料、电力、水利灌溉设备和建筑材料，同时为轻工业提供越来越多的原料、材料和设备。为了实现这个要求，进一步加快重工业，首先是基础工业的发展，是完全必要的。在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周恩来对处理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概括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用简短的14个字，表述了农、轻、重同人民生活的关系、同综合平衡的关系。
第二，正确处理自力更生同国际合作的关系。自力更生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基本立脚点。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进行建设，才能比较迅速地发展本国的经济。各国人民之间的援助，从来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互助互利的。那种以“经济互助”为名，把别国的经济变成附庸，是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国际合作必须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一个国家只有自力更生地进行建设，才能更有力量去支援别国。而在援助别国的时候，又必须促进受援国家实现自力更生。
第三，实行技术革命。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要采用先进技术，必须发挥我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大搞科学试验。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
第四，实行集中领导同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针对“大跃进”群众运动的教训，周恩来强调：要把任务交给群众讨论；开展比学赶帮竞赛；实行领导干部、专家、群众三结合；既要提倡敢想敢说敢做的革命精神，又要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既要干劲十足，又要劳逸结合；对于群众的各种创造，必须经过试验，逐步推广；必须支持党的阶级路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如何全面地辩证地认识和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的各种关系，是作为领导经济工作全局的周恩来经常遇到、又必须解决好的课题。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针对经济工作中出现的主要问题，从实际出发，采取正确的对策，及时地予以解决，逐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识也随之逐步深化。因而周恩来十分重视以我们自己的实践取得的经验教训教育和引导干部，使大家不断地端正方向，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的认识能越来越符合实际，减少盲目性，增加自觉性。
三、坚持经济建设发展与人民生活改善的一致性
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巩固和发展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实际上，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出发点和根本目标。对这个基本原则问题，周恩来作了正确而深刻的阐述并且体现在了他的实践中：
第一，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建设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周恩来明确提出：“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的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对改善人民生活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说：“改善人民生活，不仅要增加人民的货币收入，而且要使他们能够买到相当数量的和符合要求的商品。”这个既明确又实际的提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第二，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是相互一致的。周恩来指出：“在我们的国家里，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能不是互相一致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充分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又必须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从任何一方面把这两件事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因此，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不顾目前生产水平，把工资和福利提得过高过快，违反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这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表现；二是对于职工福利甚至职工安全漠不关心，不注意或者不愿意解决那些必须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官僚主义的表现。周恩来在这里所阐明的经济建设发展与人民生活改善的关系及其指出的对待人民生活两种错误倾向，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必须妥善地安排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周恩来指出：“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为了保卫人民的福利和社会主义成果，必须依靠人民。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值得我们引为教训。”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周恩来又郑重地提出：“在建设的过程中，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之间，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是常常不容易安排得好的。因此，我们必须妥善地安排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在保证国家建设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使人民生活得到逐步的改善。”他把合理地解决积累和分配资金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的主要问题之首向党的“八大”提了出来，并强调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说：“在分配和再分配国民收入的时候，必须使消费部分和积累部分保持适当的比例。消费部分所占比重小了，就会妨碍人民生活的改善；积累部分所占的比重少了，就会降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速度。这两种情况都是对人民不利的。”在“大跃进”运动中这些原则被置诸脑后了，因而经济建设遭受了挫折。为了纠正错误，使国民经济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周恩来赞同陈云1960年底提出的“吃饭第一，建设第二”的原则，并在1961—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中，切实执行了这一原则。失败和成功的实践，反复证明了处理好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的关系确是关系全局的头等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