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琴史第一书——《巴蜀琴艺考略》述评
朱江书
2006年金秋在邛崃举行的“文君文化节暨第三届中国古琴艺术国际交流会”上，有幸得到唐中六先生惠赠的新著《巴蜀琴艺考略》（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版，以下简称《考略》）一书。这是著者长期从事古琴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的又一丰硕成果，是继1993年编辑出版《琴韵》、1995年编辑出版《中国乐舞诗》、2004年编辑出版《草堂琴谱》之后的一部全面、系统反映巴蜀古琴音乐的史学专著。这部洋洋三十一万字的大作较为详尽地记述了巴蜀地区古琴艺术的史实及其发展演变，以生动而朴素的文字，叙述了巴蜀古琴音乐从古至今的全面发展，如实反映了巴蜀古琴音乐的全貌。它的出版为中国古琴音乐园地增添了新的花朵，值得庆贺。
在阅读此书以后，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脉络清晰重点突出
巴蜀古琴以其厚重的历史在中国古琴音乐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考略》一书在写作体例上以时间为序，记述的史实除远古的古琴音乐传说外，再从公元前550年的春秋晚期起，到2005年为止，历时两千多年，对巴蜀地区的古琴音乐活动进行了论述，内容涉及历代著名琴家、琴论、琴曲创作、琴事活动、斫琴技艺、蜀派古琴的起源传承与发展诸方面。
该书前言部分首先界定了何谓巴蜀琴艺。巴蜀琴艺主要指的是起源、流传、发展于古代巴国即今重庆地区、四川东北阆中、湖北宜昌西部、贵州北部部分地区和古代蜀国即今四川大部、陕西南部汉中地区以及云南、贵州西北部部分地区的古琴音乐活动。著者从史料出发，通过详细考证，认为数千年以来巴人与蜀人创造了历史悠久的巴蜀文化，在古琴音乐艺术方面，巴与蜀的琴艺有着紧密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基于这一原因，著者将该书定名为《巴蜀琴艺考略》。
第一章研究、考察的是汉代巴蜀的琴艺。汉代是巴蜀古琴音乐发展历史上的第一个重要时期，此时的巴蜀地区有着非常繁荣的琴事活动。著者主要从出土文物、文献资料两个方面加以论述。本章首先介绍了当今成都、新都、大邑、广汉、乐山、绵阳、资阳、重庆、长宁等地汉墓中出土的大批抚琴俑以及汉画像砖和汉阙中的琴乐图。巴蜀地区是全国范围内出土抚琴俑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地区，透过这些造型逼真、神态生动的抚琴俑可以看出民间工匠高超的制作技艺，从一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当时劳动人民对古琴的喜爱和熟悉程度，这足以证明汉代古琴在巴蜀民间的普及与流行。当时，巴蜀地区已出现了一些著名的琴家，西汉时期的司马相如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他以琴为媒与卓文君结成姻缘的故事颇有社会影响，在当时即已载入《史记》。这段风流佳话两千多年来还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该书从“司马相如的故事”、“司马相如的籍贯”、“司马相如的影响”、“司马相如与‘相如琴台’”诸方面进行论述，把有关司马相如的琴事汇总到一起，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第二、三章主要研究、考察的是唐代巴蜀的琴艺。第二章以人物为主，记述了诗仙李白、宰相房琯与琴有关的活动。在“李白的琴诗”一节，著者通过对李白咏琴诗的研究证明，在李白的生活中不但是琴不离身，经常操缦，且还创作有琴曲，并对古琴音乐有很高的鉴赏能力。“房琯与留琴馆”一节，通过诗文和今广汉房湖公园内的琴事遗址，记述了朝廷宰相房琯因受谗言被贬任汉州（今广汉）刺史期间的琴事活动。
第三章主要研究的是唐代蜀地的制琴工艺，是该书的重点章节。唐代是巴蜀古琴音乐发展历史上的第二个重要时期，具体表现在巴蜀古琴的斫制工艺方面，唐代巴蜀的古琴制作在中国古琴制作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蜀地雷氏家族高超的斫琴技艺，在国内无人可及，他们斫制的古琴被后人称为“雷琴”， 历来受到琴家的推崇和喜爱，被视为琴中的国宝级精品。关于唐代雷琴的研究，除个别学者有一些新的研究外，目前学术界涉及还不够多，研究还不够深入，正如著者在书中所说，国内外研究从古至今多为对一些史料的相互引证，而真正新的、实在的研究较少，也不系统。该章从“雷琴世家”、“传世雷琴”、“雷琴研究资料钩沉”等三方面对制琴的雷氏家族、传世的雷琴或雷琴琴名以及历代记录、研究雷琴的资料重新作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并在书中汇集了存见雷琴研究的资料目录，其中有古代文献，有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还附有传世雷琴的照片，为后人进一步研究唐代雷琴提供了准确而可靠的资料。
第四章主要研究的是宋元时期的巴蜀琴艺。宋代巴蜀地区的琴事活动仍然非常繁荣，此时蜀地最重要的古琴世家当数眉山“三苏”。该书主要从苏轼的诗文、琴艺专著等方面，论述了他家藏雷琴、琴谱，他不但会弹琴，也能为琴曲填词，更对古琴及其音乐有深刻的理解和鉴赏能力。本章最可贵之处在于不是仅仅局限于对苏轼琴诗、琴论的罗列，而是对重要诗文的一一评说。例如第72页《题沈君琴》诗，著者评价说：“（这首诗）从琴的本体和演奏者的指法进入，但又从器物本体和指法中走出来，求得一种超然物外的精神，方能得琴的真趣。他的这一琴学理念，是对‘蜀声躁急’说的重要补充，强调声在心中而非在指头上，是对单纯追求蜀声‘急’的一个反正和批评。”这些精辟的见解，对读者更深层次地理解苏轼的琴乐观以及巴蜀古琴音乐的风格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五章主要研究的是明清时期的巴蜀琴艺，以清代为重点。清代是巴蜀古琴音乐发展历史上的第三个重要时期，咸丰年间，以道士张孔山为代表的蜀派古琴在川西已经甚为活跃繁荣。本书从当时的琴人活动、技艺传承、琴谱刊行、琴曲加工整理等方面，系统地论证了蜀派古琴的形成。蜀派的形成标志着巴蜀古琴艺术迈进新的时期，为后世巴蜀古琴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六章主要研究的是民国时期蜀派琴艺的传承与发展。此时蜀派古琴在巴蜀地区乃至全国都颇有影响，琴人、琴谱、琴论不断涌现，琴社组织蓬勃兴起，巴蜀古琴艺术更是流传到湖南、山西等地。
第七章主要研究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蜀派古琴艺术。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巴蜀古琴迎来了全面发展和繁荣昌盛的新时期。随着锦江琴社、东坡诗琴社等民间古琴社团组织的成立，研究琴学、交流琴艺更为普遍，涌现了以喻绍泽、俞伯荪、王华德、杨清如、顾梅羹等为代表的著名琴家。四川音乐学院开设了古琴专业课程，蜀派古琴从民间走进了大学音乐教育的殿堂。随着古琴音乐2003年成功申报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1990年、1995年、2006年三次“中国古琴国际交流会”在成都的成功举办，巴蜀古琴在全国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与加深。目前蜀派古琴已成为全国重要的琴派之一。
著者在第八章把巴蜀地区出土的琴俑、传世的藏琴以及现藏于巴蜀主要图书馆中的琴谱和巴蜀境内的琴事遗址一一汇总，一方面对散见在该书中或该书前文未曾提及的一些巴蜀古琴文物有一个集中的展现，另一方面也为阅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更多可供研究和查阅的资料。
除以上章节对巴蜀古琴的历史等作了研究、介绍外，本书还增加了作为补充内容的附录，这些附录分为巴蜀琴人录、巴蜀琴事录、巴蜀琴文、琴诗、琴书存目三部分，尽可能把从古至今能从史料中查阅到的巴蜀琴人、琴诗、琴书辑录在一起，便于读者能快速查阅巴蜀历史上的琴乐资料，为研究者进一步研究巴蜀古琴音乐提供了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