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晓时分，敌人把受尽酷刑的赵一曼，从市警察厅地下室拘留所的小号牢房里拖出来，秘密送上小火车的时候，赵一曼内心完全明白，最后的时刻已经来临。她从囚车小窗子铁栏杆的缝隙，最后看了一眼她无比留恋的哈尔滨。哈尔滨还在熟睡之中，并不知道为它的美好明天拚命奋斗的江南女儿赵一曼即将走上刑场。启明星升起在东天，隐隐照耀着默默流淌的松花江水。从1932年到1934年，一曼在哈尔滨整整战斗了两年，有多少难以忘怀的记忆啊！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三省，民族危急深重。党派出大批优秀儿女到东北开展革命工作，赵一曼就是这样北上的。
1932年2月，一曼和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黄维新一起，从上海乘船到大连。东北是日本人占领的地区。他们装扮成夫妇。黄维新化名为老曹。老曹1903年出生，比一曼大两岁，湖南株州人，他有丰富的革命经历，做过火车司机，参加过“二七”京汉铁路大罢工，曾被反动派逮捕，坐过牢，受过刑，腿上有重伤。他也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是一曼的同学，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也见过面。他们俩很熟悉。这一次，黄维新受全国总工会的指派到东北领导工人运动。
在大连，一曼和老曹考察了那里工人运动的情况，之后来到了沈阳。一曼暂留沈阳中共奉天特委专门负责女工工作，老曹去了哈尔滨。
一曼在沈阳工作了月余，由中共满洲省委领导，在沈阳大英烟草公司（后改为启东烟草公司）和纺纱厂做妇女工作，约有半年左右的时间。
最开始时，烟厂的党组织接到上级的通知，说要接待从南方来的一位女同志。一曼到达后，一直在烟厂的家属宿舍活动。在活动中得知，日本人占领东北后，控制了烟厂的生产。日本人提出要出“樱花牌”香烟。每年的3月15日到4月15日是日本的樱花节，日本人要在沈阳烟厂生产这种牌子的香烟运回日本国去，以庆贺对中国东北的占领。日本人把这种香烟的商标都设计好了，一盒10支。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得逞后得意忘形的一个举动。一曼听说后，决定组织工人打碎他们的如意算盘。工人们动脑筋，想办法，怎么能破坏他们的计划，又不让他们感觉到，不让他们检查出来。他们决定在包装上做手脚。在包装时往香烟上少量地喷水。包装后的香烟根本看不出来。这批货按时地运回了日本。日本人怎么都不会想到，打开烟盒，香烟都长了绿毛！可以想象到日本人盛怒到何种程度。连日本天皇都发了火，指示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查来查去，没查到生产过程中的“破坏”，但也把烟厂管后勤的头头撤了职。愚蠢的日本人最后怀疑和责怪到大连装船有问题，说船上进了水，货仓潮湿造成了香烟变质发霉。一曼和烟厂的工人们暗暗地庆祝了这个胜利。
义勇军21路军有一位姓吴的团长，好不容易筹到一笔钱，却苦于买不到枪支弹药。一曼给他出点子，说根据侦察，日本有一个装满了枪支弹药的军列将到达凤城西站，这批枪支弹药是准备进关为害关里老百姓的。打下这个军列，吴团长的义勇军自然就有打击日本鬼子的枪支弹药了。吴团长听从了一曼的主意，带人劫下了这个军列，打死20多个鬼子，获得了一部分枪支弹药，武装了自己的队伍。
后来，满洲省委遭到了敌人的破坏，一曼又随省委迁到了哈尔滨。因为她经常出入设在沈阳北市场和沈阳老北站中间的那个省委的秘密住地，已被敌特监视上了，再进行活动就很危险了，她必须换一个地方开辟工作。
接到组织上的指示，一曼到了哈尔滨，这时正是秋天。整齐的街道，电车四通八达，到处是俄罗斯小阁楼，只是成排的树木落叶纷纷，秋风在夜间野猫似的嚎叫，江边长椅上躺满无家可归的人，给人一种萧条凄凉之感。
1931年3月，黄维新根据党的指派，到哈尔滨组建中华全国总工会东北办事处，黄维新代号“老曹”，一曼是办事处组织处处长，也是老曹的秘书，为掩敌人耳目，应付敌人的盘查，她与老曹在哈尔滨南岗马家沟一带组了一套白俄的房子，“组建”了假夫妻家庭，工作起来方便了许多。老曹是参加过“二七”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工人党员，党性强，对敌斗争经验十分丰富。
每天一曼表面上的工作就是上菜市买菜，洗衣服，做饭。给外界的印象，是一个贤惠、能干的家庭主妇。实际上她要秘密地去做的事情很多：抄写文件，刻钢版，油印传单，散发传单，同在外面住着的同志进行联络，有时还要给这些同志调制一点可口的小菜，以改善他们太差的生活。
在家乡时，一曼阅读过大姐夫郑佑之给她提供的大量革命的、进步的文艺作品，并且自己也写过诗歌、杂文、小说什么的。哈尔滨有一些从事革命文艺工作的同志常常秘密聚会，一曼很愿意同他们接触，还给他们讲过政治课呢！
总工会办了个地下刊物《工人事业》，编辑找到一曼，说：
“李姐，你文笔多好，给我们写个稿儿呗！”
“我这里有一首小诗，你要是看中了，就拿去吧！”
一曼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折叠的纸，那是一份油印的传单，在传单的背面，用铅笔写着一首旧体诗，标题是《滨江抒怀》：
“誓志为人不为家，
涉江渡海走天涯。
男儿岂是全都好，
女子缘何分外差？
“未惜头颅新故国，
甘将热血沃中华。
白山黑水除敌寇，
笑看旌旗红似花。”
“太好了！太好了！”那年轻编辑连连称赞，说：“就发在下一期。”说完转身要走。
“且慢。”：一曼喊住了他，笑着提醒：“传单、传单！”
“噢！”编辑立刻明白了，拿出笔纸，把一曼的诗抄了下来。传单留下了，没有带出门。在这座恐怖的城市里，与敌人周旋，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疏忽大意。
哈尔滨是一座省府，敌人统治得很严密，实行了“联保制”、“良民登记制”，没有铺保，连房子都租不上。为了安全，一曼和老曹住这里不必报户口，又没有邻居登门，出来进去无人过问。只是房租昂贵些，也只好认了。
1932年的一天，由组织上的金伯阳介绍一位叫方未艾的同志与一曼在新城大街公园接头。这一天，一曼身着古铜色西式衣裙，穿着深褐色高跟皮鞋，她坐在长椅上，打开手提包，拿出一个小镜子，手不时照着，一边梳理自己的短发。他们对上了暗号之后，一曼缓缓地站起来，对方未艾说：“我比你大一岁，你称我姐要得。”在方未艾眼里，眼前的一曼很像书香门第的小姐，有一种高贵飘逸的风度，只是长得比较单薄。方未艾对一曼说：“我今后要向你学习，应该称你为老师。”一曼谦逊地说：“这可要不得！”他们都坐下来，在长椅上攀谈起来。这时的一曼，化名为李洁、一超、江燕，由她给方未艾上课，讲社会发展史、哲学史、政治经济学，还有各国革命史。她讲课时，态度极为严肃，语言十分简洁，每讲完一段，就提问。她不准对她讲的课做笔记，只能用心来记。
有一次，一曼在方未艾家正在谈话，一个女人没有敲门就进来了，她看见一曼愣住了，向方未艾挤了挤眼就退回去了。一曼颇为不解，就问方未艾这是谁？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方未艾说，这个女人很风骚，是《五日画报》社社长的小女人。由此说到了《五日画报》社的社长。方未艾说，常见这位社长拎着一个文明棍，有一种绅士派头，说这个人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过，他内心是爱国的，不甘心做亡国奴。他曾在关内报纸上发表过不少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报道。
听方未艾这么说，一曼的语气缓和很多，她说：“只要是一个真正爱国的人，就不在乎他拎不拎文明棍了。”是啊，一个人的外表，并不完全代表内心。不能以貌取人啊！
那个除夕之夜，做地下工作的几位同志都集合到金伯阳的住所，大家一起包饺子，方未艾不会擀皮儿，也不会包馅儿，一曼分配他摆饺子、下厨房烧水。别人包饺子，一曼提另包了馄饨，她管馄饨叫“抄手”。她喜欢吃“抄手”。大家在研究工作中亲亲热热地过了一个年。
一曼最爱读鲁迅和高尔基的作品，也读过萧军和萧红的作品。一次，一曼与金伯阳走在中央大街上，遇到了一对青年男女，金伯阳告诉她，那对青年男女就是三郎（萧军）和悄吟（萧红）。这让她记住了这两个东北的年轻的作家。以后她在街上又见到过他们俩。萧红常穿一双男式皮鞋，与萧军边走边交谈。一曼听说方未艾熟悉这两个年轻的作家，就对方未艾说，以后有机会遇到他们两个，对他们做些忠告，就说，孤军作战，自由是自由，但不如加入团体力量大啊。一曼在上海时，就与著名的左翼作家阳瀚笙等有过接触。
五月的一天，一曼与方未艾在松花江上划船，一曼坐在船头，方未艾坐在船中间，他们奋力地划着双桨，向太阳岛驶去，一曼望着微波荡漾的水面，竟低声哼唱起了扬子江船歌。她说在家乡时曾和宜宾女子中学的同学们多次到金沙江、岷江和长江汇合口上划船，她说那种感觉很美。
船到江心时，一曼问：“你说人生如梦还是如戏？”
方未艾说：“人生如梦，是李白的思想。他说人生若大梦，胡为劳其生；人生如戏，是曹雪芹的感受，他说‘今嫌紫蟒长，明日锁枷扛，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无私无畏的战士，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曼赞成他后面的话。
方未艾是一个报馆的编辑，当时恋着一个女大学生，那个女大学生是一个伪处长的女儿，喜欢他能写诗作文。一曼对他说，爱情是人类男女感情中最高尚、最纯洁、最美好的感情，彼此必须志愿理想相同，性格爱好相投，这样对生活、对革命都有益。后来，方未艾与那位女大学生断了来往，一心走上革命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