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赵一曼在敌人全副武装的押解下走向刑场时，她回顾了自己从层层禁锢中迈出的第一步。真正迈出第一步是多么难啊！从当初的第一步走到今天，是一个历史缓慢前行的过程，也是一个生命兑现自己价值的过程。
她想到妈妈，那慈和的善良的老母亲，老人家受了一辈子封建的压迫，可她自己的脑袋里却也装满了封建思想。
一曼刚刚十二三岁的时候，妈妈就不准她出大门了，就不能到田野里逮蝴蝶了，就不能到竹园里挖笋了，就不能到小河里去捞好看的石子了，就不能到山间林中去听小鸟们优美的鸣唱了……当然也就不能像男孩子一样，到学校里去读书了。
光这些还没有完，按照传统的习俗，女孩子到了这个岁数，还要扎耳朵眼儿，更可怕的是还要缠足！
旧社会，女子脚小被奉为一种美。女子如果是大脚，是会被嘲笑、被咒骂的。这是那个黑暗的社会要把女子永远禁锢在囚牢般的家庭中、摧残人的身心的一种残酷的手段。
一代一代就是这样传下来的。
当年，妈妈的脚是被姥姥裹的，如今，妈妈要给一曼裹脚了。那又长又白的布，把两只脚裹得紧紧的，还套上一双尖尖的小鞋。
妈妈叫一曼站起来，走几步。一曼刚站起就跌倒了，根本站不住，两只脚被禁锢得肿胀麻痛。她索性在地上打起滚来，哭闹着，把鞋子脱下甩远远的，又把那又长又白的裹脚布撕下来扔到一边。
妈妈在一边劝说着：“我的好闺女，你已经这么大了，不裹脚，也不扎耳朵眼儿，每天在外面疯羊野马似地乱跑，哪像个女孩儿样？也不怕别人笑话？”
“我才不怕呢！我才不怕呢！”一曼哭喊着。
“你不怕人家笑话，我可怕！”妈妈是固执的，她见劝说无效，便来硬的。她不管一曼怎样哭喊，依旧动手拣回被一曼扔甩到一边的布条和鞋子，给一曼缠上，给一曼套上。
这回一曼没有再脱，也没有再撕。
女儿家为什么这样命苦，为什么要承受这样的折磨啊！
晚上，一曼偷偷地又把小尖鞋脱下来，把裹脚布撕下来，用剪刀把那布条剪了一截一截的，用斧子把个小鞋剁了个稀烂。
第二天早上，妈妈来看她裹脚裹了一宿之后到底怎么样。一进屋，看见地上被剪的裹脚布和被剁了的小鞋，简直气疯了，又打她，又骂她，可一曼并不屈服，她哭叫着：
“打死我也不裹脚！脚是用来走路的，不是给旁人看着玩的！”
她陈述的这样简单的真实的道理，在当年却是大逆不道的啊！
一曼又是哭叫，又是在床上打滚，不吃也不喝，连头发也不梳，脸也不洗。她对妈妈说，如果还让她缠足，她就不活了。
妈妈的心总是软的，她不忍心让自己心爱的小女儿继续被折磨下去，她让步了。
一曼的两只脚终于免遭了裹足的不幸，她决心用这两只脚走出家门，到外部世界去，去读书，去实践从书本上获得的那些革命的道理。
爸爸在世的时候，家里的日子虽然沉闷无聊，但也还安静、恬淡。每日，爸爸坐在药柜前，等着给人看病、抓药。没有人上门的时候，他就闭目养神，嘴里衔着旱烟袋，一天又一天就这样打发过去。爸爸年轻时也曾想有一番作为，曾用40两银子捐了个“监生”。有了顶戴，不光可以上京赶考，见了县太爷也可以不下跪，犯了法还免打屁股。可是他在这样一个远离城镇的偏僻的小乡村里，这些“好处”，他是一样也没享受到的。单调的生活使他孤癣、乖戾。他看不起“乡下人”，也腻歪家里的人。苦闷又无聊，只好倒床上点烟灯，或是毒打妻子。他和他生存的社会正在一起腐烂下去，那是无可挽救的。
爸爸终于死了。大哥作为长子，接管了爸爸的钱财和在家里至高无上的权利。
为阅读革命书刊事，一曼已经同大哥进行了多次交锋；为了走出家门，到外面去上学读书，一曼把软的硬的办法都使过了。
先是软的。一曼在家里变得“温顺”多了，给嫂嫂抱孩子啦，给大哥记帐啦，甚至遇到不顺心的事，也不再和大哥大嫂吵嘴、顶撞了。可是除非她不提到外头上学的事，一提就被哥嫂给堵回来，一点余地也不给，把这个门封得死死的。大哥先是说银钱紧，后来姐姐们愿为小幺妹出钱，不必动他的银子，他仍不答应。
有一次，一曼和姐姐们同李席儒谈判，几个姐姐一齐替一曼讲情：
“要淑宁去读书吧，我们替她凑一些学费，钱不用你出。”
李席儒知道几个姐姐是一曼搬来的救兵，他狠狠地盯着一曼说：
“纵然姐姐出钱，你也不是姐家的人，人是我的！”
“谁是你的？你没有这样的权利！”一曼这时已把李席儒看透了，不愿再跟他嚼口舌，白费劲。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一曼能有什么硬的呢，只有手中一支笔。
在大姐夫的帮助下，她把自己受压迫的苦痛写成一篇文章，用“一超”这个名字，发表在向警予主编的1924年8月6日出版的第49期《妇女周报》上。文章的标题是《被兄嫂剥夺了求学权利的我》，这是一篇揭露封建社会残害妇女罪行的檄文，是向封建社会的挑战书。她在文中大声疾呼：妇女“受专制礼教之压迫，做私有财产社会的奴隶，供专权男性的玩弄已几千年了，”她说：“我自生长在这黑暗的家庭中十数载以来，并没有见过丝毫的光亮，阎王似的家长哥哥，死死把我关在那铁围城中，受那黑暗之苦。”“我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极想挺身起来，实行解放，自去读书。奈何家长哥哥专横，不承认我们女子是人，更不愿送我读书……请全世界的姊妹们和女权运动者，帮我设法，看我如何才能脱离这个地狱家庭，如何才能完全独立？”
这篇3000多字的文章发表以后，她陆续收到各地许多革命青年声援的信件。
有的说：“你设法脱离开家庭，到上海来读书……”
有的说：“如果你能逃离家庭，我愿意在经济上支援你……”
—曼获得了社会舆论的支持，四面八方伸过来了支援她的手，使她周身增加了极大的力量。
出外求学，一时出不去，也不必短气。这是何珌辉在信上开导她的话。这时一曼已经是共青团员了，除了求学她有许多事情可做。
在目前这个家中，一曼只有对二姐坤杰和幺弟绍唐是能够把心底话说出来的。绍唐又随大姐夫在外面读书，不能常在一起，家里就只剩下坤杰姐姐一个人可以一吐心曲了。
这天晚上，一曼来到坤杰家，像有什么心事似的耐心地坐着，直等到坤杰料理完了家务，给小孩喂完了奶，到了夜静更深的时分了，一曼与坤杰才说起了悄悄话：
“二姐，你晓得不？上海呀，北京呀，都成立了妇女会、自治会啦！”接着，她就谈起妇女们要行动起来解放自己的道理。本来忙碌了一天，已经朦胧欲睡的坤杰也不困了，她从幺妹的嘴里听到了这么多自己从来不知道的事情，简直听得入了迷。
坤杰惊异地问：
“妹妹，你怎么懂得的事情这样多呢？”
“我嘛，我游过洋嘛！”说完，一曼自己先止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坤杰也被感染得差点笑出眼泪。笑声好悬把刚入梦乡的孩子吵醒。
姐妹俩从此有了共同感兴趣的事情。
不久，坤杰也入了共青团。白杨嘴成立了一个共青团支部，一曼担任支部书记。
支部成立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组织“妇女解放同盟会”。
“这个会是一个普通的会，不管年老年轻的都可以参加，入了会后再慢慢进行教育，然后发展那些年轻的、有觉悟的，加入共青团……”组织上这样指示赵一曼，
一曼和坤杰首先通过几个吃长斋的妇女进行联络，因为这些人当时行动比较方便。不久，成立“妇女解放同盟会”的事，就得到一部分妇女的响应。起初，“妇女解放同盟会”准备在1924年农历4月28日开成立大会，预先一曼就到了曾家湾，和坤杰连夜背着人写通知书，不想这时白花场正过着反动军队，一曼在坤杰家的窗子望下去，路上一列列的兵正沿路抓鸡打人。
一曼沉静地说：
“姐姐，我躲一下。”
“躲到哪里呢？”坤杰深知反动军队的纪律多么败坏，她出主意叫一曼到米仓里去。
一曼进了米仓。姐姐慌得连凳子都忘了拿掉。
好在那些兵没有到白杨嘴和曾家湾来搜，一场虚惊过去了。
第二年10月28日，终于在曾家湾石板寺开成了“妇女解放同盟会”的评议委员会，通过了宣言、简章，选李坤杰为会长，曾贵儒为副会长，一曼名义上是文书，实际上指导全盘工作。
同盟会全体会员大会是在白花场禹王宫召开的，这是一次成立大会，会员只有30多人，一曼第一次站到台上向群众演讲：
“姐妹们！我们妇女在古代还是有许多有能为的人的，都是因为受了几千年的封建压迫，我们才没能得到解放！”
“‘三从四德’，什么‘三从四德’呀！这就是给我们妇女戴的枷锁！在家从父，这且不谈，父死还要从兄！出嫁从夫！我们只能说夫妻应当互助互爱，为什么女的就要从男的呢？还有一条，姐妹们，夫死还要从子哩！他们还把我们当人看待吗？”她的话说到了旧的社会制度的本质啊！
一曼越讲越激动，讲到最后，她举起拳头喊起来：
“起来！姐妹们！反对‘三从四德’！反对多妻制！反对童养媳制！”
会后，会员们围着她，感动地说：
“李幺姐呀，你的话都说到我们心上啦！”
到会的人，有知道一曼是怎样同封建家长哥哥斗争的，特别是了解她是怎样抗婚的，对她十分佩服，对她讲的话格外相信。
李席儒看一曼又读“邪书”，又四外地疯，觉得她是一股“祸水”，便想出了一个恶毒的阴谋，要彻底地治一治这个不驯顺的妹妹。怎么治她呢？一个办法：把她嫁出去，找一个凶狠的男人管束她，免除这个“祸根”。媒人几次上门来。一曼发现了这个阴谋，就事先准备好豁麻候在门口，见到媒人就说：“我说到做到！你要再上门，就用豁麻豁你！”媒人对一曼的厉害早有所闻，谁也不敢碰她这根钉子，以后也就没有媒人敢登她家的门坎儿了。
在同盟会里，一曼为妇女们办事尽心尽力，给许多妇女出了气。
会员富桂华，5岁时就由父母包办订了婚。她的未婚夫长大以后不爱劳动，又吸鸦片烟。她很不满意这桩亲事，想退婚，父母又不答应，便找同盟会给她解决。一曼和坤杰等人以妇女解放同盟会的名义到她家，帮她说通了父母，解除了这纸婚约。
白花场有一个姑娘叫陈启明，经常受后娘的虐待。有一天夜里这后娘把她吊在树上打，被长工听到了告诉了她的祖父，才被解救下来。这件事被妇女解放同盟会知道后，就派人去同她家长说理，不许她们再虐待女儿。等到同盟会的人走了以后，这位后娘反倒把陈启明关了起来，划地为牢，不准她出院门一步。
—曼专门赶到白花场来，找到陈启明说：
“你看，你自己虽然生在一个地主家庭里，你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
一曼一句话就打中了陈启明内心的痛苦。
“是呀，我过的是什么生活呢？姨妈的奶妈我都不敢得罪，父亲只听姨妈的话，动不动就拿棍子打我……”说着，刷刷地落下了眼泪。
陈启明哽咽着说：
“我生在这样的家里，又有什么办法呢？还不如死了好！”
“你痛苦，要自己求解放！不能轻生，随便想死。你愿意离开家吗？”一曼亲切地探问她。
“愿意！”陈启明抹掉眼泪，眼睛里充满了希望的光芒，她靠近一曼，坚定地说：
“只要你们肯帮助我，就是给人家当佣人我都愿意！”
在一个风雨的夜里，一曼指派同盟会会员桂三姐带了陈启明逃出家门。当晚宿在三峨山的庙子里，第二天又奔向府城。
在陈启明这个从未出过家门的、痛不欲生的苦女子面前，展现了一条宽广的生活之路。
妇女解放同盟会为妇女解除苦难，赢得了广大妇女的信赖和拥护，会员很快发展到180多人。
在开展妇女工作中，一曼受到了很大的锻炼，思想觉悟得到了新的提高，愈发感到对封建家长哥哥的不能忍受，愈发感到囚牢式的封建家庭不可久居！她仍不断地为出走而奔波。
姐姐们理解她，仍然全力地支持她，多次去劝说李席儒，希望能放幺妹走。
李席儒提出了五个条件，他说：
“第一，一离开我的家，我就不再管她的吃穿用了，第二，出了我的家门就不许再进这个家门，第三，要姐姐私自出钱供她，不许沾染了姐夫，第四，出门的名誉要好，假使有不
好的风声，唯姐姐是问，第五，路途上要姐姐亲自护送。”
这是多么无情的条件呀！可是大姐坤俞毫不犹豫地当场答应了下来。
一曼紧张地做准备，行李都捆好了，李席儒又变卦了，说话不算数！李席儒临时又附加了一条：“想走嘛，要通过家族会议！”
一曼清楚家族的族长们都是些什么货色，她没有把一点点希望寄托到家族会议上面。她决心私自出走。
1925年腊月，一曼和几个姐姐商量好了，打算秘密动身。行前，她要去向妈妈告别一下。妈妈是个性格软弱的人，看到大儿子和大儿媳妇俩这样对付她的幺女，也很难过。可她自从丈夫死了以后，对家里的事情更不能做主了。她同意幺女走，心里又割舍不下：
“孩子，你的事姐姐们都说通我了，我也不再拦你啦！不过眼看要过年了……”妈妈用苍老得凸着青筋的手擦着大滴大滴的眼泪，说：“孩子，能再跟妈妈一起过一个年吗？”
一曼拉过妈妈的手，紧紧地握着。她是理解母亲的心情的，她同情着妈妈，有不能割舍的情怀。外部世界召唤着她，她不能困在这个小山村里．但妈妈这样一个简单的心愿还是应
当满足的。
一曼眼里也噙着泪花，没有言语，使劲地向妈妈点了点头。
正月初五，一曼和坤杰上了路。坤杰找了个人给一曼背行李，—曼说：“以后再走多远，我都得自己背行李，现在我正该学背才对！”
三人只拣人少的路线，往宜宾城走去。第一天走了60里路，在打铁场栈房住下。晚上，坤杰听到一曼在床上呻吟：“哎哟，妈妈呀……”坤杰想：“第一次出远门就走这么长的路，还背这么重的东西，她那瘦弱的身体怎么吃得消啊！”
天一亮，一曼又把自己的行李背起来了，谁抢谁夺她都不给。
她终于走出了牢笼，虽然只是走出一个家庭的牢笼，但她觉得脚下的路是越来越宽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