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维峻(1854—1925年),字晓峰,甘肃秦安县神明川人。清光绪元年(1875年)陕甘分闱后的甘肃第一次乡试,考取第一名举人(解元),光绪六年(1880年)朝考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由于他清廉耿直,不阿权贵,不结朋党,长期未得升迁,10年后才被任为都察院福建道监察御史(六品京官)。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便妄想称霸世界,中国成为他的首要侵略目标。光绪二十年(1894年),日本军国主义借出兵朝鲜之机,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面对侵略者的入侵,清王朝内分为两派:光绪皇帝主张战而胜之,慈禧太后和掌握军政、外交大权的李鸿章主和,实际是消极退让,委曲求全。安维峻坚定不移地支持光绪皇帝的主张,连续上疏40多道,陈述必须积极备战,给侵略者迎头痛击,以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道理。“当军情吃紧时,每缮折辄痛哭,不能自已。又尝连数昼夜不能寐,亦自不觉苦”(见他的《谏垣存稿》)自序)。一片爱国的赤胆忠心,溢于言表。
但是,由于慈禧太后将建设海军的经费移用于修建供她玩乐的颐和园,使中国的海军实力得不到加强;特别是在战争中由于李鸿章等人的消极避战,所以先是在黄海海中,中国海军遭到重创(尔后即损失殆尽)。接着日本陆军即大举入侵我国领土。同年11月,侵占了九连城、安东(今丹东)、大连和旅顺。次年1月侵入山东半岛。面对这种情况,慈禧、李鸿章即对敌一味屈膝求和,安维峻闻之感愤填膺,痛不可忍,于十二月连夜缮写奏折,“二更从正阳门入趋上之。”
在这道奏折中,安维峻揭发李鸿章“丧心病狂”,“挟外洋以自重”。日本的入侵,“自恐寄顿倭国之私财付之东流”,所以他所统领的淮军“未见贼,先退避,偶遇贼,即惊溃”。并且李鸿章还包庇、藏匿战争中败逃的将领。因此,应将李鸿章“明正典刑,以尊主权而平众怒。”他指出“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对于主张议和投降的元凶慈禧,他也不肯放过,指斥她对光绪皇帝的挟制说:“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意旨,……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这样直刺慈禧太后的激烈言词,是慈禧在世专政中仅见的一次,实是不惜坐牢和杀头的风险。慈禧一见这道奏折,果然勃然大怒,令将安维峻交刑部严加惩处。光绪皇帝则对他曲意回护开脱,主动进行处理,以“肆口妄言,恐开离间之端”的理由,将安维峻革职,发配于张家口效力赎罪。由于清朝有不杀谏臣的祖训,慈禧即使老大不情愿,也只好作罢。
安维峻以爱国直言而获罪,轰动京城内外,广大百姓和一些正直官员纷纷前来对他进行慰问。《清史稿·安维峻传》中这样记述当时的盛况:“维峻以言获罪,直声震中外,人多荣之。访问者萃于门,饯送者塞于道,或赠以言,或资以赐,车马饮食,众皆为供应,抵戍所,都统以下,皆敬礼有加。”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志锐亲自为他治印,刻以“陇上铁汉”四字相赠。一位友人赠送这样一副对联:“不学金人,斯为铁汉;暂流西域,终讨北洋”。著名的义士大侠“大刀王五”赠送车马,并亲自护送他到张家口。后来,梁启超评论这件事时说:“西后剪除皇上羽翼第一事也。”鲁迅更称赞安维峻为“中国脊梁。”
安维峻在张家口主持讲习,五年后获释归还故里,仍然讲学不辍。又在兰州总纂《甘肃新通志》,为研究甘肃历史留下了珍贵的参考资料。后又到北京,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宣统三年(1911年)9月辞职归里,在家从事农耕和著述。民国十四年(1925年)逝世,终年72岁。他渊博的学问,高深的造诣,刚正直言的品格,特别是高度的爱国思想,为世人所敬仰,更是后人永远学习的榜样。
(《甘肃文史》2001年第1期)